父亲不喜欢吃香芽炒蛋，说有种难闻的味道，但却爱极了香椿树，不然他不会在屋基前后，一次性栽下二十多棵清一色的椿树苗。
村庄里的树其实用不着人去栽，像楝树，杨柳，梓树，水桦，还有桑树都是种子落下，自由生长出来的，密密匝匝。拇指粗细时，因为太密有的就被砍掉当作篱笆，柴禾，也有的去支撑豆角，瓠子柔弱的身躯。留下来的树苗都是些笔挺，顺眼的。这些幼苗在树荫下生长，几年就变了型，看上去貌似高大，葱茏。一间间或高或低、或大或小、或精致或丑陋的房子都被它们包裹着，远望是片森林般的感觉。
树没几棵直挺，即便到了成材的时候也没什么大的用途。打家俱时做做脚料，横档，长料就直取短锯些木板，做背面，隔档还差不多，做面料两年不到钉子也栓不住，不仅裂缝还会上翘，那丑陋的样子连自己也看不过去。
分家的时候，老屋被我和哥哥两家瓜分后。父亲带着他还未成家的小儿子生活，他们在村子后面建了三间平房。
栽这些树的时，我正奔波在大上海的土地上。
有次回家过年，问他怎么都栽上香椿？父亲说，香椿树料质好，锯板做结料都行，颜色也好看，堪比红木，不需要刷油漆的。还说以后成材砍放了，给我们每家都打制一套家俱，高端气派。
父亲那时六十来岁，身体结实。我们虽然在外面辛苦劳碌，打工挣钱，但有限。年底回家，村里干部要上门催收农业税、排涝的机械费，一年的收入七扣八扣的，正月还要走亲戚，留些来回路费，还有乱七八糟的零花钱，也就剩不了多少，给予父母的除了买些礼品外便谈不上钱了。他们也不张口要，种了我们分得的土地，还嫌不够，又种了别人家的几亩，尽管收入不高。
父亲时常望着日渐长高，外表日渐粗糙的椿树，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微笑。母亲却不给他面子，她对我说，不要听你大的，他栽树想聚个等子（音。储蓄的意思），心里在着急你弟弟呢。
提到弟弟，我就叹气。
我在老洲开玻璃店的时候，也匀了一部分本钱帮他在老湾开了小店。后来他又学会了做大饼，父母收的麦子都给他了，有天早上他正准备出门，碰到父亲回家问他要麦子钱，他死活不说话，逼急了才说赌博输了。气得父亲找根树棍打他，他也不跑，偶尔抬下胳膊挡一下，后来树棍断了，父亲的气还没消。我就站在边上，没拦着父亲，我恨不得再找根结实一点的棍子给父亲。
还没出元宵，二十来岁他就被父亲“赶”出门了。我第一次出门就是去常熟找他的，跟他后面下货，挑鱼池。第二年我去了上海，他还在辛庄，又去了常熟城郊，不过不再下货了，帮老乡开煤饼厂。人是混得不错，有面子有名声，真要用钱时却拿不出来；也有女人，却没一个能带回家见亲戚的。
没有女人的家就不是个家庭。家里人着急，尤其是父母，托亲戚、媒人打听。又想着要将平房升高起来，家里再充实一些，儿子高大帅气，讨个媳妇应该不是难事。
香椿树一年年粗壮起来，如果放倒都能做屋面的行条了。
村里每天都有收树人的声音在吆喝，许多人家宅基地、菜地边的树都被卖了，村庄一下子变得亮堂。这些收树的放树的本事有一套，不用铁锹、斧头去盘树根，手提电锯贴着地面，“嗡嗡”地声音围着树转一圈，兜上绳子一拽，大树便轰然倒下。然后被截成一段一段的装上拖拉机，留下来就是一些横七竖八的树枝。
也有人问父亲，香椿卖吗，价格比水桦的要翻个身，他摇摇头。
父亲的头发白了一半，弟弟的亲事依旧没有着落。每年清明回家，弟弟总要钩点香椿的嫩芽炒鸡蛋，父亲不允许他钩，说影响树的生长，又说，香椿头有股冲味，不好吃。
但弟弟真的去钩时，父亲也没拦挡他。当一盆黄酥酥，香喷喷的香椿炒蛋端上餐桌时，他没有动筷子，看我们开心的样子，他也裂着嘴笑。
转身，似乎又有愁云堆在椿树皮般的脸上。我安慰他，用不着急，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有一年中秋回家，发现家里的前前后后一地的毛毛虫，看得肉麻，抬头，树叶差不多都被虫咬光了，阳光泄下来，像是提前过了冬天。我就觉得这香椿有点讨嫌。也就在那年冬天，开了物流公司的弟弟突然回家了，平房升了楼房，又装修，又买沙发席梦思的，过了年就结婚了。
父亲的香椿树一棵也没派上用场，事实上木匠也都不打制家俱了，成品的柜子便宜又轻巧精致。收树的吆喝声还没响起，父亲就将这些树卖了。然后开出了一块小菜地，又栽上了几棵果树。
清明回家的时候，父亲和那些香椿一样，消逝不见了。但在门前的水泥路边，若仔细看看，还能见到有几棵树桩的痕迹，岁月的年轮已有些模糊，蹲下，有些印迹却愈发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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