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糟糕的，還不是經濟。
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各國之間不信任的加深，對以中國為代表的上一輪全球化態度的懷疑，才是更值得擔憂的。
在中美貿易爭端的背景下，疫情又會將如何改變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的地位，施展給出了他的解釋。
施展 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澎湃新聞：
新冠病毒正在破壞全球製造業的基本原則。很多跨國公司可能將會考慮縮小規模，或是佈局多個國家的供應鏈，過去以中國為主導的供應鏈是否會被徹底改變，呈現出供應鏈多元化的局面？
施展：
中國製造業不會因為這個疫情或是貿易戰受到實質衝擊。因為中國跟西方在製造業上的定位實際上是不同的。中國主要是中低端製造業，而西方是高端製造業。
中國之所以在今天有這種難以被替代的優勢，就在於中低端製造業是基於成本優勢，而西方的高端製造業是基於技術優勢。技術優勢是難以被克服的，而成本優勢，正常狀態下，人們都是從成本角度出發來思考問題的，那麼成本優勢也是難以被克服的，這個就是中國不可替代的優勢。
不過，進一步分析又會發現，這個問題還需要區分為兩個層面來看，我們要區分日常狀態和非常狀態。
一旦進入到非常狀態，人們就不再從成本角度出發考慮問題了，而是從安全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這也就意味著，其他國家就有可能不惜代價來建立自己的生產體系，在這種狀態下，中國的成本優勢就不再有意義。
於是，現在的問題就是，世界是否已經從日常狀態進入到非常狀態。目前看，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這個風險是存在的。
要如何才能避免進入非常狀態？前提是中國和世界之間必須得有最基礎的相互信任，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相互信任正在不斷地被“毒化”。
被毒化的後果有可能會是，其他國家將不惜代價重建一個生產體系。如果一旦發展到那個地步，中國已有的製造業秩序，或者說，中國對於中低端製造業的壟斷性地位會被打破。
然而，即便已有的秩序與地位打破也不代表中國的製造業馬上就崩潰，因為中國內部有足夠龐大的市場，那麼中國仍然會有自己龐大的製造業，但是西方在其原本就有的高端製造業之外，也會開始有自己的中低端製造體系，那麼就會形成中國和西方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
中國因為自身市場規模足夠大，所以依憑慣性，我們還能再往前跑個十幾二十年，問題不大。但是兩套平行生產體系，也就意味著中國會在技術層面上跟西方脫鉤，等到十幾二十年之後，西方完成了他們的技術迭代，進入到下一代技術週期，就會與中國存在技術上的代差。
澎湃新聞：
在中美貿易爭端的背景下，中國的製造業供應鏈已經出現了一些變化，比如中低端製造業部分從中國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轉移，你將之稱為中國供應鏈網絡的一種“外溢”。再疊加疫情的衝擊，中國與東南亞的供應鏈體系，是否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新的變化？
施展：
可能會帶來一些變化，但這種變化可能不會是我們在通常在網上所看到的那樣。談製造業的轉移，我們需要首先區分轉移的是工廠還是生態。
製造業，要先有工廠才能製造，但光是工廠還不夠，還需要有足夠多的工廠，構成一個龐大的生態，單個的工廠依託於這個生態而生存。
那麼，往東南亞轉移製造業，究竟是在轉移工廠還是轉移生態呢？如果轉移的是生態，那就意味著東南亞可以獨立運轉了，跟中國的關聯就不大了。如果轉移的是工廠，這些工廠就必須還得依託於一個大的生態，而這個生態實際上還在中國。
所以我在觀察中國製造業往越南、柬埔寨等地轉移的時候，我實地調研的結果是轉移的是工廠，而不是生態。因為要轉移生態的話，需要的條件極其苛刻複雜，那邊根本做不到。
當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也是製造業轉移的原因之一。不過，人們在討論的時候有些含混之處，就是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當中究竟佔多大比例，在生產的不同環節是不一樣的。
而今天的生產過程當中，分工已經發展到極大的深度了，特定的工廠只完成特定的環節。比如富士康只完成組裝的環節，除此之外的環節全做得很少。一個複雜產品可能涉及到幾百道環節，是在不同的工廠當中完成的，而不同的環節的勞動力成本佔比也不同。所以這個不能籠統而論。
拿小家電產業來舉例，我在越南調研發現，勞動力成本佔比超過百分之十五的環節轉移到越南是划算的。如果勞動力佔比達不到百分之十五，轉移到越南就不划算。現在轉移到越南的工廠，實際上也都是某些環節的轉移，而不是全生產流程的轉移。
所以我們需要區分兩個東西，一個是我們說製造業的時候，實際上裡面包含兩個要素，一、工廠，二、生態（或者說工廠所依託的網絡）。在討論製造業轉移的時候，到底是工廠轉移，還是網絡轉移，二者的政治經濟學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澎湃新聞：
疫情正好發生在中國和美國關係的特殊時期。製造業和供應鏈因為疫情而發生的變化會產生怎樣的政治經濟學內涵？
施展：
疫情讓西方國家意識到，絕不能將攸關性命的公共衛生問題上的生產能力全都委託給一個無法真正信任的國家，那麼他們就有可能在這個領域，努力去嘗試重建自己的生態體系。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他們一定會做相應的努力。
安全在今天不僅僅是軍事問題了，同時也是衛生安全。如果西方國家會開始不惜代價去重建這些產業領域，中國在這些產業領域的成本優勢，就可以被西方“不惜代價”去克服。不過，西方即便能夠重建這些產業，它也並不構成一個製造業體系，只是構成若干個製造業部門。
因為，與安全不直接相關的產業，對西方國家來說，重建是很不划算的，成本上完全不值得，那就還是可以從中國購買。
從製造業體系的角度來說，西方倘若重建那些產業，對中國可能還不是太嚴重的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這對中國又是個大問題。這些國家在重建生產，就意味著政治上的不互信到了相當深的程度，反過來可能會導致一系列的政治外交上的困境。
澎湃新聞：
IMF已多次提醒疫情帶給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尤其是在貧窮工人比例較大的國家。以你對越南的瞭解，類似的東南亞新興市場真的如此脆弱？疫情會對越南等東南亞的供應鏈造成怎樣的影響？
施展：
疫情可能確實對東南亞會造成較大的影響。一方面，東南亞國家規模小，迴旋餘地小，對於疫情衝擊的抵抗能力就差。另一方面，還可能有一個我們實現想不到的後果，就是國際上會發現，疫情一旦傳播到這些東南亞國家，它們的控制能力還不如中國。
轉移到這些地方反倒可能面臨更不可控的風險，那麼那些轉移出去的那些產業如果不是迴流到西方，有可能其中一部分再轉移回中國，最近就可以看到一些這方面的報道。
澎湃新聞：
鑑於供應鏈受疫情衝擊後的脆弱性，各國可能將越來越選擇自給自足？
施展：
各國完全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中國在中低端製造業上有全產業鏈優勢，但是中國也無法做到自給自足，更不用說其他國家。
就中國對外的依賴而言，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生產醫用口罩所需的熔噴布，那是口罩中最關鍵的一個材料，中國自己是能夠生產熔噴布的，但是生產熔噴布所用機器上面的噴嘴，中國自己是產不了的，只能從外國進口。
澎湃新聞：
你提出過“溢出”“全球經貿雙循環”“東亞漢薩同盟”等設想。這些設想會因為疫情變化嗎？還是這個趨勢並不會因為疫情而改變。
施展：
我說的“溢出”的結構，不會因為疫情發生什麼變化，仍然會呈現出一個“溢出”的結果。可能發生變化的主要就在於，如果因為疫情應對不當，有可能會導致中國跟西方國家之間的互信進一步下降。然後導致某些與安全相關的產業迴流到西方，或者說是西方重新建立自己相關的生產部門。
澎湃新聞：
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機構都表示疫情是二戰以來最大的挑戰，這是否凸顯出疫情正在衝擊現有國際合作的框架？
施展：
現有的各個國際組織的治理主體都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包括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達沃斯經濟論壇等國際組織，當中的成員國都是主權國家。
但實際上，經濟空間已經與政治空間不重合了。經濟空間的主導者是商人，也就是說，國際組織的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之間完全對不上。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現有的治理結構已經失效，必須尋找新的治理方案，而且新的治理方案是不能以國家為主導的。只要以國家為主導，就意味著這個治理方案仍然跟治理對象之間不匹配。必須有某種非國家的治理機制，另一種真實的在經濟秩序當中起主導作用的群體。
這次疫情也進一步地表明瞭這一點。病毒是跨國性存在的，因為疫情的傳播，導致各國之間以鄰為壑，以鄰為壑的結果是各個國家追求自保，但實際上它是無法自保的，因為病毒根本不會因為各國以鄰為壑，就不進城了，根本防不勝防，是控制不住的。並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病毒的傳播的無遠弗屆性也一定會進一步加深。所以根本就控制不住它。
從這個角度來看，面對病毒的時候，各國的以鄰為壑，是過去的一種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思維慣性的產物，實際上沒有辦法真正應對病毒，必須要有一個全球性的機制，但問題在於全球性的機制正在被質疑。比如WHO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
這也意味著需要開始有某種非國家的機制出現了。需要強調的是，我指的不是超國家，超國家是指在各國之上的一個更高的一個框架。而我談的是“非國家”，是另外的一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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