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救命的“神物”，一根繡花針，內藏大玄機
公元960年，後周的御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建立了北宋王朝，定都開封。當然，僅僅建立王朝並不足夠，北宋之後又進行了統一全國的戰爭。
趙匡胤畫像
遺憾的是，北宋王朝雖然南征北戰十多年相繼使各方割據勢力納土歸附，但北方及西北地區局面混亂，窮其國力仍無法控制；遼與西夏的阻遏，使得其與河西走廊處於完全隔絕中。整個宋代統治的300多年間，與西域的陸路交往嚴重受阻。綜上所述，南北兩宋時期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主要依賴海上交通，尤其是偏安一隅的南宋時期，海上交通有了長足的發展。
提到宋代的海上交通，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是對航海事業起到重要作用的指南針。
指南針，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起源甚早，最早可以追溯到的原型是“司南”。司南是一種勺型的指南器具，公元前4世紀成書的《鬼谷子》中記載，鄭國人去山中尋找玉石的時候，為了避免迷失方向必須要帶上司南。但是稍有活動或者不平，司南指示方向的“勺子”就會滑脫，所以它並不能在活動的運載工具上應用。
司南
北宋時期曾公亮撰寫《武經總要》，書中記載了能在車、船上應用的指南魚，如果遇到大霧天氣或者夜間趕路無法辨別方向時，可以採用的一種方法就是使用指南車或者指南魚。
北宋科學家沈括撰寫《夢溪筆談》，書中記載：“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這是對指南針的詳細記載，書中還記述了裝置磁針的4種方法：水浮、指爪、碗唇、縷懸。20世紀40年代，科技史學家王振鐸以圖解的方式形象而準確的詮釋了4種裝置方法，四種方法中縷懸法被沈括最為稱讚，但後世廣為應用的則是水浮法。
《萍洲可談》書影
指南針水浮法的出現，為指南針在海船上的應用奠定了基礎。12世紀初，中國最早使用了指南針導航。《萍洲可談》記載：“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這段話是北宋時期舟師利用天文導航並配合“海底取泥”的地文導航技術進行海上活動的記錄。《萍洲可談》作者是朱彧，他的父親朱服曾歷任潤州、萊州知府，徽宗即位後任廬州、廣州知府。朱彧在書中記載的海船規模等，應該是根據其父親任廣州知府時的所見所聞寫成的，因此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同時根據朱服的履歷來看，中國海船應用指南針應該是1103年以前的事情。
自北宋起，應用指南浮針導航的事例不斷出現。宣和四年，徐兢隨從路允迪出使高麗，宣和六年，徐兢撰成《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共四十卷。書中寫道：“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
指南針
其他的記載還有“海南……南對占城，西望真臘，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床，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唯謹，毫釐之差，生死系焉”。南宋吳自牧《夢粱錄》則記載：“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相當於駕駛員或船長）掌之，毫釐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繫也。”
《夢粱錄》書影
如果說船舶技術的發展解決了出海遠航的技術難題，實現了從零到一的突破；那麼指南針的發明與應用，則減少了航行中的危險，鼓動人們征服海洋的野望。
南北兩宋時期與外部世界的通過海上交通進行的交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經濟貿易上的往來，另一類則是充滿政治意味的使團互相派遣。
首先，我們來看兩宋時期與各國的經濟往來。
北宋時期，獨立手工業者的數量相較於前代大大增加，礦冶、制瓷、絲織和造紙等手工業部門發展迅速，進步顯著。在宋代，浙江地區的絲織品名著天下，根據陸游的記述，亳州出輕紗，拿在手裡若有若無，用來做衣服，淡淡的就像蒙上一層煙霧，可謂精妙絕倫；而瓷器的製造，無論是產量上或製作技術方面，與前代相比都有很大的提高。北宋有五大名窯：定、汝、鈞、哥、官窯，各具特色，五大名窯之外還有景德鎮，以制青白瓷著名，建瓷窯幾萬座。江西吉安地區有吉州窯，同樣名揚四海。
官窯瓷器
宋代的絲、瓷貿易，主要依靠的就是海上航運。在唐以前，中國同外國的貿易往來以絲綢為大宗，等到了宋代，陶瓷則大有後來居上之勢。當時出海的大型船舶中堆滿了陶瓷，“大小相套，無少隙地”。中國盛產的精美陶瓷，由廣州或泉州出發，經由南海而行銷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乃至東非沿岸各港埠。
為了方便對商貿事務和往來船舶的管理，宋政府在主要的通商海港設立有市舶司、市舶務或市舶場等機構。
廣州，971年設市舶司。這是漢、唐以來南方的主要海港，僑居的外國人很多，宋時稱為蕃坊。等到了南宋初年，廣州仍然保持著最大航海貿易港的地位。
杭州，989年設市舶司。它是中國唯一的建過都城的海港，北宋時是國家的南大門，直通汴京的大運河在此處與海相通，因此杭州扮演著國際貿易港和中轉港的重要角色，其作用是船舶所載貨物的進口徵稅，使節、貢物由外海轉內河並向京城汴梁運送的中轉。南宋時，國都設在杭州，因此杭州港更帶著濃厚的友好交往港的意味，以接待來訪的各國使臣和舶商為主要作用。
杭州西湖
明州（今浙江寧波），999年設市舶司。在建立市舶司之前曾先後由兩浙市舶司、杭州市舶司管轄。明州雖非都會，但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接閩廣，東望倭國，北通高麗，商舶往來，貨物豐盛。北宋末年起，為了避免遼東金人的騷擾，所有與倭國、高麗往來的船舶，都通過明州進出。
泉州，1087年設市舶司。泉州位於閩東南海濱，扼晉江的入海口，既有江岸，又有海灣，利於靠泊，是交通南洋的門戶，海舶往來之盛僅次於廣州。南宋時獲得大發展，到宋末元初時，泉州的重要性已經凌駕於廣州之上。
泉州塔樓
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州），1088年設市舶司。是北宋時北方的重要海口。由於山東半島北面的登州、萊州太靠近遼國，因此在此處設市舶司。
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1113年設市舶務。此處市舶務經歷了多次調整，最開始由執掌各路茶、鹽管理的提舉茶鹽官擔任領導職務，不久改由縣老爺兼任，後來可能認為這樣容易滋生貪汙腐敗，最終又改成設置專門領導職務，由專人任職。南宋紹興二年，國家曾經將兩浙市舶司改到此處，乾道二年又改回。
除了上述設有市舶司、務的港口之外，長江以北的通州、揚州、楚州、海州，長江江南的鎮江、平江、越州、台州、福州、漳州、潮州、雷州、瓊州等地，也都是兩宋時期重要的通商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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