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愛、洗澡、分手——為了拍攝一個網絡節目，Tanya Corrin和男友Josh Harris在公寓各處都架設了攝像頭。這個節目開創了無數先河，是網紅文化、數字化性工作和真人秀的始祖。
2001年2月的紐約，Tanya Corrin和男友在一個寒冷的黑夜分手了。和世界各地每一秒都在發生的許多分手故事相比，這一次顯得與眾不同——因為成千上萬的觀眾都在觀看。在富有顆粒感的黑白屏幕上，分手的畫面出現了：Corrin拿起手袋，永遠地離開了她的公寓。
不過，這憂傷的一幕並非來自電視劇，而是出自一個記錄這對情侶生活的網絡直播節目。通過他們家中安裝的32個攝像頭，76個麥克風，這個場景被傳輸給了25萬名觀眾。兩人分手19年後，Corrin在電話中宣稱：“沒人做過我們做的事。”她的話是對的。
We Live In Public
1993年，Corrin的男友、互聯網企業家Josh Harris創立了史上最早的網絡直播網站——Pseudo.com。1999年，他發起了一個具有奧威爾（Orwellian）概念的項目：《安靜：眾目睽睽》（Quiet: We Live In Public）。在這個項目裡，100多名志願者合住在紐約市一棟閣樓裡，一舉一動都被監控攝像頭捕捉下來。受到後者啟發，Corrin和Harris合拍了《眾目睽睽》（We Live in Public），而兩人的戀情也在節目裡告終。
性博物館（Museum of Sex）即將舉辦的展覽“直播生活”（Cam Life）把他們的作品作為了核心內容——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展覽延遲舉辦。這個展覽深入探討了互聯網時代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包括網絡直播、網聊、虛擬化的親密關係和性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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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Harris都同意要一起在眾目睽睽下生活100天，”Corrin解釋道。“我們可以自由行動，但當兩個人都在家時，攝像機就會啟動。”從臥室到馬桶內側，這對情侶在公寓各處都安裝了時刻記錄生活點滴的攝像頭。
Corrin是網絡直播文化的鼻祖之一，和Jennifer Ringley、Ana Voog一起被封為第一代網紅。Ringley在1996年發起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生活直播（life-casting），Ana Voog則在1990年代末，用網絡攝像頭記錄了自己生子的過程。“網絡直播不僅為女性，也為LGBTQ+群體打開了另一個空間，讓他們能夠掌控自己的形象，”展覽“直播生活”的聯合策展人Lissa Rivera說道。
隨著互聯網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蓬勃發展，聊天室和網絡攝像頭催生了社區意識和自我表達，也造就了第一波網絡明星。與今天的網紅不同，早期的直播網紅不太會打造自己的形象，反而會呈現出更多未經審查的生活和自我。“早期的網絡直播更像是一種監視，”Rivera解釋說。“你無法擺脫攝像機——它比你強大。但現在，所有事物都變得真假難辨，一切都可以被操縱、剪輯，每個人都能創造自己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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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Corrin的面孔成為千禧年互聯網的首頁特寫圖之前，她一直生活在緬因州的家鄉小城——她形容自己的家鄉“相當落後”，電視只能收看三個本地頻道。儘管如此，她依然總是“渴望看電視”，並且“想看看別人是怎樣生活的”。
從當地一所大學畢業並獲得經濟學學位後，Corrin陸續幹過幾份工作。她在1988年搬到紐約，在那裡認識了Harris，由此開啟了自己的網紅生涯。“我們是在一個藝術聚會上認識的，”Corrin告訴我，“當時我還沒有上過網。實際上，大多數人都沒有，因為互聯網是在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83年）才被髮明出來的。初識Harris的時候，他就開始大談自己的公司Pseudo.com，還有網絡廣播節目，這讓我無比震驚：什麼？在你的電腦上做廣播？一開始，我覺得這太瘋狂了。”
Josh Harris
在Harris熱情的鼓舞下，Corrin覺得，“我必須搞清楚，每個人都在談論的東西是不是真的。”於是在第二天，她就連上了互聯網。“那時候的上網體驗和現在截然不同。Harris不得不出手幫我，網速真的很慢，但網絡世界著實震撼。我感覺，自己渴望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於是，Corrin立馬去書店，買回了一本承諾14天就可學會編程的書。“我自學了HTML，並在第二年開始寫網頁。”
Corrin很快就加入了Pseudo。和今天的YouTube相比，Pseudo是一家在線電視網絡公司，為觀眾提供一些直播和錄播節目。不久，Corrin便在平臺上推出了自己的節目——Tanya TV，其中有幾集記錄了三個“真正的紐約客”的故事，展現了他們“直面自己的性不安全感”的經歷。
“我在性方面備受煎熬，因為太壓抑了，”Corrin解釋說。“我唯一接受的性教育，就是讀六年級時看到的學校守則，結果就是對性一直都感到很困惑。25歲時，我還以為自己發明了手淫呢（笑）——當時我就想，‘噢，天啊，真不敢相信我發現了沒人知道的事。’我的性壓抑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但感覺，互聯網是一個能讓我成為我自己的機會。我心裡有大量關於性的問題，所以想在我的節目裡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
現在，“攝像頭直播”（camming）被視為一種性工作，而19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直播就開始帶有性元素；Ringley和Voog的網絡直播都涉及了性行為和手淫。Corrin之所以如此迷戀性話題，部分也受到了當時的熱播劇《慾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的影響。
她開始做一檔名為《路邊談性》（Sex on the Sidewalk）的Pseudo節目，向紐約人詢問“每日性問題”。2000年夏天，她以全裸姿態登上Nerve雜誌封面；2000年11月，她在接受《連線》（Wired）採訪時暗示，將在《眾目睽睽》裡對著鏡頭手淫，而Harris稱他們將直播懷上第一個孩子的經過。然而，當他們真的要在網絡攝像頭下做愛時，Corrin卻發現，自己做不到。
“我從Tanya TV發現，性是可以營銷的，”Corrin解釋說，“所以當告訴Charles Platt（《連線》雜誌記者）將當眾手淫時，我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做到。”《眾目睽睽》不受任何審查，可以全天候觀看，不像在Tanya TV裡，Corrin可以剪掉不想讓公眾看到的部分。這個節目標誌著一個重大的轉變：“我產生了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可以不說話，也不做事，而這就是我的剪輯方式。但很快，當你發現有人興奮地想觀看懷孕的過程，或是想看我躺在床上手淫時，突然之間，我就沒那種心情了。”
Tanya Corrin登上Nerve雜誌封面
觀眾在任何時間都能免費觀看Corrin和Harris的直播，還可以在網站的聊天室發表實時評論，這對情侶也能看到評論並做出回覆。但讓人倍感失望的是，當Harris沒有履行直播做愛的承諾時，觀眾變得怒氣衝衝，尤其是對Corrin展開了攻擊。“我可能是第一個被全大寫評論辱罵過的人。”Corrin告訴我。“他們會說：‘脫掉你的襯衣，你男友很飢渴。去做愛，這太無聊了。’在錄製的第一週，我就學會了無視負面評論……但我在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因為他們總會惹怒我。我在錄製快結束時曾衝著鏡頭尖叫：‘你去脫掉襯衣！為什麼你不馬上和老婆做愛呢？’”Harris從未遭遇過Corrin這般的狀況。
這是史上第一次，觀眾可以窩在舒適的家中獲得“窺視”的新體驗，滿足自己的偷窺癖和性慾。雖然《眾目睽睽》是免費的，也不是性節目，但其他直播網紅們很快就開始向觀眾收取高昂的收看費。當時由於盜版的出現，色情產業利潤下滑，而網絡直播卻能讓性工作者獲得獨立的收入，也為其他行業的人提供了賺外快的機會。“在那個年代，人們用非常過時的眼光看待女性的聲音和她們的敘事，”Rivera說。“重新衡量Corrin的行為和受到的待遇，是很有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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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Corrin遭受過惡評（後來，她從觀眾裡選出了幾位審核員，藉此進行了回擊），她仍然表示，自己渴望受到更廣泛的關注。“當我起床拉開冰箱門時，就會感到十分興奮，因為我知道，那裡面有攝像頭，”她解釋說。
有位女主播曾告訴Dazed，現代網絡直播需要“展現另一種自我”，Corrin的想法卻有所不同。她相信，即便攝像機在不停地拍攝，她也能百分百做自己。不過，現實略顯不同。“如果不得不打嗝，我會保證自己不打出來，因為想呈現自己好的一面，”她繼續說，“我不覺得這是在演戲，只不過是稍稍改進一下而已。人們會問我有關’那個真人秀’的問題——他們認為那是一個節目，但我認為，那是在做自己。”不過，每當離開公寓的監控時，Corrin也會大大鬆一口氣。“即便我站在繁忙的紐約街頭，成千上萬人從我身邊走過，我還是會感到孤單。我會感覺，大家都沒在看我。”
Corrin最終參與了《眾目睽睽》100天拍攝計劃的78天，這比Harris決定終止節目要早幾個星期。“我們都受夠了，”Corrin說，“Harris沒有意識到，這對他的身體和心理健康都造成了影響。拍攝《安靜》系列時，他能控制全局，而且過程也沒有公開。然而，我們的反應大不相同——我想要進行交談，建立連結，但他緊閉著嘴巴，不想說話。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他想成為關注的焦點，但我並沒有協助他，讓他看起來還不錯——他會吻我，但我的反應很僵硬。你懂的，當兩百多人看著你，但女友對你的性挑逗毫無反應，這看起來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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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人們一直都把這個直播視為Harris的作品，但Corrin可能才是那個不僅在吸引觀眾，還讓他們守在屏幕前的主角——如她所言，性是可以營銷的。當這對情侶的關係出現問題時，觀眾逐漸偏向了其中的一方。在2001年為《紐約觀察家報》（New York Observer）撰寫的一篇文章中，Corrin提到她曾收到數百封粉絲來信，以及她是如何保證回覆所有信件的。Harris因為太忙而沒有時間回覆粉絲，不久以後，他每天就只收到三、四封信。
“聊天室的氣氛也變得更加友好，”Corrin解釋說，“我開始和別人交流，有人會說，‘你現在的處境一定很艱難吧’，還有‘我聽到Harris跟你說這些話，你會作何感想？’”到最後，Corrin和觀眾們建立了十分緊密的聯繫，以至於當她離開公寓時，她感覺自己不僅和Harris分手了，也和觀眾們都分開了。“我和Harris的關係變得很糟糕。我知道自己需要離開，但我不想離開觀眾。事實上，許多觀眾都很關心我，試圖幫我走出困境，但這也意味著，我最終會離他們而去。我不得不永遠地離開他們。”
《眾目睽睽》是在所謂的“互聯網泡沫”破滅後不久才開拍的。隨著商業風投和資本銳減，許多互聯網先驅都損失慘重。“投資者不瞭解互聯網技術，所以投錢給年輕人做編程，”Rivera解釋說，“他們拿著大量資金——數十億美元——打造了一些具有試驗性的網絡基建，但當其他公司要投錢控制更大的公司時，他們手裡的錢就變少了。泡沫破裂，年輕的創業者們再也拿不到錢了。”Pseudo收入下滑，Corrin也失去了自己的節目，而Harris從自己第一家公司木星通信（Jupiter Communications）賺來的錢也都沒了。這位企業家為《眾目睽睽》投入了100多萬美元，但由於公司虧損（以及精神壓力），最終不得不終止拍攝。
“剛分手時，我根本沒去看節目，”Corrin回憶說，“但後來因為要給《紐約觀察家報》撰稿，所以才上網看到了他。我替他感到難過——他看上去就像自己的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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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公寓後，Corrin很快便放棄了互聯網。她開始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開創自己的新事業。當我們今天所知的社交媒體開始湧現時，Corrin對網絡已經不感興趣了。“有一件事是我現在絕對堅信的，那就是保護隱私的重要性，”她告訴我，“沒有隱私，我們就不能做自己——這是忠於自我的基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都認為自己犯下了最嚴重的錯誤，但現在，每每想到自己曾經揹負的重擔時，我一點也不後悔。那段經歷實在很糟糕，但我也學到了很多。如果沒有那些經歷，我永遠都不可能成長。”
《眾目睽睽》對網絡直播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預示了一個會出現網絡性愛和不間斷監視的未來——無論是在公共場合，還是社交媒體。“人們以前生活在無人佔據的隔絕空間裡，”Rivera說，“但是現在，整個世界都被捲進來了，（監視）已經變得如此尋常。如果人們不分享身邊的一切，他們會感到內疚——其實就現在而言，應該選擇不分享，而不是做出相反的選擇。現在也有這樣一種感覺，如果你不發Instagram Stories（快拍），好像就沒有參與到這種文化裡，好像不被看到。”正如Harris曾經所說：“總有一天，我們會清醒過來，然後意識到，我們只是僕人。（互聯網已經）俘虜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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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末，人們對“素人”的迷戀不僅來自變得更加全球化的世界，也源於一種對窺視他人生活的痴迷。“這是最接近讓我們看見自己的方式，”Corrin若有所思地說。“每個人都想被看見，這是我們的本性。”如今，我們在無所不在的監視下生活，但想要透過屏幕去了解他人世界的慾望卻並沒有減少。真人秀節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歡迎，社交媒體也改變了我們分享的內容和方式——從個人品牌和網紅之間的抱怨，到精心打造的Instagram美學和充滿年輕創作者的TikTok之家。
儘管網絡在分化我們的意識形態，但也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讓我們得以共建社區——反觀當下的新冠病毒危機，這一點就表現得尤為突出。而最早證明這一點的，就是《眾目睽睽》。“那不僅僅是我和Harris的共同經歷，”Corrin總結道，“觀看我們的幾千名觀眾也經歷了這一切，他們同樣是新事物的一部分。”
Dazed Digital
英文原文: Brit Dawson
翻譯: 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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