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傳統商人：鴉片戰爭前夜還風生水起，為何在19世紀後開始沒落

近代中國看天津，今天說說近代史上的天津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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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列強與清朝先後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自此，列強開始在天津大興租界、修建港口、修築鐵路。在奪取中國利權、壓迫中國人民的同時，也間接促進了天津社會向現代化發展。在此背景之下，天津的商人群體也經歷了大變局。

要想了解這種變局，就需要從明清時期說起。

明清時期，天津商人靠鹽和糧食起家

天津地處“九河下梢”，溝通東西南北，是南洋航線、北洋航線、大運河航線和海河水系航線的交匯點。借水路之利, 南方糧食運到天津、北京，天津成為糧食交易集散地。另外，天津位於長蘆鹽區的中心地帶，渤海灣大鹽場較多，產量頗豐。1685年也就是清朝初年，長蘆鹽業的管理機構——長蘆鹽運署從滄州遷到天津，反映了天津在鹽業的中心地位和朝廷的重視。在政策利好和得天獨厚的優勢雙重影響下，長蘆鹽商成了天津商人裡先富起來的群體。

《津門保甲圖說》中記載，道光年間天津鹽商共計372戶。他們大多住在天津老城北門外、東門外。發財之後，除了買宅置地，還加大投資，把更多的錢投入了比較掙錢的行當，如當鋪、錢莊、雜貨店等，以錢生錢。津商界最富的“八大家” 裡，“長源楊家”以鹽商起家，開設了多家當鋪。穆家販運糧食發財後，陸續開設了磨坊、錢莊、染坊、銀號、金店、藥鋪、當鋪、油莊、醬園、綢緞莊、洋貨鋪，成為了一個大型商業集團。

水路交通的優越和靠近鹽區的便利條件，使得原本作為軍事據點的“天津衛”，逐漸成了商賈雲集之所。大大小小的生意人，有的以家庭勞動為基礎、前店後廠、形同作坊，或者是一個家族一起經營，或者是和同鄉、朋友關係為基礎。

當時還有嚴格的行業規矩。比如正興德茶莊規定店員必須剃光頭、不準聽評戲；瑞扶祥綢布莊規定，店員不許外出遊逛吃喝、賭博宿唱、吵嘴打架、吃生蔥生薑以免燻著顧客、隨身帶錢以免偷拿貨款、談笑聊天。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生意行當內沒有對企業的規定，都是針對職工的約束。

作為職業經理人的特殊階層——買辦出現

19世紀，列強在天津建立了九國租界，大量外國人湧入依託洋行從事各類商業貿易活動。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外國洋行除通過轉口貿易和大量機器商品賺取大量財富之外，還把經營範圍擴展到銀行、旅店、商店。

由於中外商人存在語言、貨幣、度量衡、商業習慣和社會習俗的差異，做生意頗有不便，嚴重影響溝通效率。由此，產生了一類專職做中介溝通的階層——買辦。他們負責給洋人代理商務、當貿易中介，藉此收取佣金。買辦是把近代化的工業和金融產業引入天津的重要人群。

例如，上海匯豐銀行的副買辦——30歲的吳懋鼎，1880年隻身到天津創辦天津分行、獨當一面。在他執掌上海匯豐銀行的25年間，匯豐銀行的生意不僅做到了北京，而且還承攬了很多政府貸款——吳懋鼎就是新銀行家的代表。

發了財的吳懋鼎，不像傳統商人那樣去開當鋪，而是把金融業賺的錢投資到事業當中去，他創辦了自來火公司、硝皮廠、織呢廠、電燈廠和自來水廠。積累了巨量財富的吳懋鼎家大業大，他的住宅——吳家大院規模宏大，格外氣派。

知識分子型商人

這個時候，有很多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接受了國外先進的思想、先進的技術，致力於實業救國。有例如創辦東亞毛紡廠、“抵羊牌”毛線的宋棐卿、創辦久大精鹽公司的範旭東、創辦永利鹼廠的侯德榜。鑑於大家對後兩位比較熟悉，現在單講講宋棐卿。

宋是留學歸國的山東人。1934年，宋棐卿36歲。當時稱雄中國毛線市場的是英國的“蜜蜂牌”和日本的“麻雀牌”。他立志生產出一種能趕走“蜜蜂”和“麻雀”的名牌毛線。

為此，他想到了“抵洋”兩個字，取抵制洋貨兩個字，但後來覺得太過露骨，就變成“抵羊”。他先找人設計了幾張圖樣，均不如人意，最後宋棐卿從家鄉山東青州弄來了兩隻公綿羊，讓它們打架，又拍成照片，依照照片畫成了商標。商標上，一對雄羊死死相抵，不禁讓人聯想羊的動作：先是瞪眼對視，繼而遠遠退後，等到兩雙眼睛捧出火花，便突然發力，對向急奔，“砰”的一聲，兩頭相撞，死死相抵，絕不退讓。

當時全國上下正是掀起抵洋抗日的群眾愛國高潮，抵羊牌毛線一出，一下子就招引了公眾的注意，而且東亞毛紡廠的廣告詞是：

本產品是國人資本，國人制造。

宋棐卿還採用了十分新潮的營銷，他宣傳

“使用國貨是具體的愛國行動”這一理念，動用了報刊、電臺廣播、電影院幻燈、大型廣告牌、霓虹燈以及馬路遊行等宣傳手段。因而理念的創新、營銷的得當，產品一上市，就受到歡迎，吸引了很多大城市的商店代銷，供不應求。

東亞毛紡廠因為展出和銷售國貨，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還曾因參展商品質優價廉，備受國民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的讚譽。如國民政府實業部曾授予東亞毛呢紡織公司出產之“抵羊牌”毛線特等獎狀。

總結

西方資本和實業進入中國之後，近代天津發生了劇變。同時，戰亂頻仍、社會動盪，也讓大運河漸漸失修、淤塞。漸漸地，漕運停止，幾百年來大運河上船來船往運送糧食的勝景，漸漸消失，天津的糧商們也就斷絕了財路。

同時，西式機器的引入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就糧食行業的麵粉製造來講，麵粉磨製機器當時在許多外國人工廠中廣泛使用，不僅效率很高，磨出來的質量也比人工的好，很快就擊垮了傳統的天津糧商。長蘆鹽商也無力阻擋久大精鹽的崛起，他們開設的錢莊又因貸款利率太高、經營規模太小，被匯豐銀行等外資金融機構擠出主流市場。鹽商的市場市場話語權也就逐漸喪失了。

總而言之，近代以來天津的商業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代表新式的採用大機器生產的企業發展起來，很多新式產業取代落後產業，使之慘遭淘汰。其中既有傳統經營者理念落後、不積極改革、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的問題，也有列強經濟侵略、打壓民族產業生存空間的原因。

天津傳統商人群體的沒落和新式商人的興起表明，必須有強大的國家實力作為保證，經濟才能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穩步發展。這種現象也印證了天津走向現代化的進程，更昭示了與時俱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