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人的脊樑——文文山——厚重的家國情懷

沒有哪一位文人沒寫過愛國的詩篇,亙古通今,文人愛國理當如此。

讀聖賢書,立君子品,習聖人學,知心明路奠定了文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和行為理想。這種品格突出表現為一種憂國憂民、濟世救國的政治情懷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敬天法祖重社稷。孔夫子的“大道天下”,到屈原的“眾人皆醉我獨醒”,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文人家國情懷是一脈相承的。這種精神是融入文人骨子裡的東西。

宋朝文人的脊樑——文文山——厚重的家國情懷


家國情懷的厚重表現在愛國的作為。“宋末三傑”之一——文天祥,就是將愛國付諸於行為,臨危受命,撐起宋朝脊樑的文人。

臣心一片磁石針,不指南方不肯休

當我看到這兩句詩的時候,收穫了濃濃的愛國情。它明示了文天祥心中最柔軟、最真誠的肝膽。今擷取《宋史》記載,複述文天祥的一生,以慰忠魂。

史書本就惜字如金,微言大義,對男子的外貌,極吝筆墨,絕色如潘安,也只得三個字:“美姿儀”。《宋史》文天祥傳,文天祥卻獨佔了十六個字:“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長目,顧盼燁然。”

宋朝文人的脊樑——文文山——厚重的家國情懷

少年文天祥

文天祥於1236年宋端平三年五月初二,生於江西吉州廬陵縣(今江西吉安)富川。那是一個美麗而寧靜的小鄉鎮,鎮旁不遠處正是有丘壑林泉之勝的文山。他的先輩是地地道道的庶民,沒有當過官,文天祥一再說自己是“起身白屋”。因為祖輩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在鄉間略有名望,被稱為“君子長者”。這對文天祥的人格產生深遠的影響。

父親飽讀詩書給了文天祥許多薰陶教育。

文天祥少年時候,有一次跟父親到侯城書院去。一進大門,只見對面牆上掛著幾幅人物畫像。

“這位是誰?”文天祥指著一幅畫像問。

“歐陽修。”父親回答。

文天祥興致勃勃地說,“那篇《醉翁亭記》,寫得妙極了!”

“這是本朝初期的一位大忠臣,名叫楊邦義,”父親沉思片刻,又指向另一幅畫像,“他被金兵俘虜後,堅貞不屈,寧死不降。金國大將張真怒無可奈何,只得把他殺了,還挖出了他的心……”

“這邊兩幅畫像,分別畫的是周必大和胡銓。他們也都是本朝很得民心的人物。”父親的介紹,每一言每一語都強烈地碰撞著文天祥的內心。

文天祥決心學習歐陽修的文章道德,周必大的氣度學識,楊邦義、胡銓的氣節忠勇,長大了報效國家。為表明雄心壯志,他當即從附近的山坡上找來五棵柏樹苗,栽在書院門前。前四棵柏樹,象徵歐陽修、周必大、楊邦義、胡銓,第五棵尾梢入士,兜根朝上,代表自己。

狀元及第

1256年文天祥赴京師臨安參加科舉考試。宋理宗親臨集英殿閱讀考生的卷子。在集英殿當著皇帝的面對策,文天祥“其言萬餘,不為稿,一揮而就”以“法天不息”為題議論策對。

在策對的最後一段,文天祥針對理宗“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符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之問,提出了“公道”、“直道”之論,勸勉皇帝自我振作,不僅法效漢、唐聖世之治,亦追望遠古聖皇之功,以開太平。

他說:

“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失’。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深淺,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政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功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為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倘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

當時參與複審的著名學者王應麟在旁稱讚道:“這份卷子,議論卓絕,合乎古聖先賢之大道。文中表現出忠君愛國之心,堅如鐵石。我為陛下得到這樣的人才致賀!”理宗高興地說:“天祥,天祥,這是天降的吉祥,是宋朝有瑞氣的預兆。”親自選拔他為一甲第一名,狀元及第,時年文天祥二十一歲。

理宗賜詩一首:

道久於心化為成,樂聞爾土對延英

誠為不息斯文著,治豈多端在力行

華國以文由造理,事君務實勿沽名

得賢功用真無敵,能為皇家立太平

文天祥不止是試卷上寫寫而已,後來他一生都是這麼做的,言必行君子之所為,行必果大丈夫之所為。

1259年蒙古人向南宋發動大規模的入侵戰爭。九月,忽必烈圍鄂州(今湖北武昌)。消息傳到臨安,朝野震動。外號“活閻羅”的寵宦董宋臣建議遷都四明(今浙江寧波),以避兵鋒,重演了南宋初期高宗趙構逃亡海上的故事。文天祥向皇帝上書,指出遷都之議是小人誤國之言,董宋臣惡貫滿盈,應以斬首。

文天祥建議改革政治、擴充兵力、抗蒙救國。可惜理宗沒有采納他的建議。時任禮部尚書的江氏“三古”之一的江萬載向宋理宗建議請皇后謝道清出朝議政,才勸得理宗打消遷都念頭。並派有帶兵打仗經驗的江萬載協助賈似道督軍出戰蒙元,碰上蒙古內亂,忽必烈急於回兵北方爭奪蒙古汗位,才打退蒙元兵,取得所謂的鄂州之戰的大捷。

1260年,文天祥被任命為籤書鎮南軍(今江西南昌)節度判官廳公事,但是他不願赴任,請求「祠祿」。朝廷應允了,命他做建昌軍(今江西南城)仙都觀的主管。仙都觀是道教的宮觀,這個職務是個閒差,文天祥才二十五歲,卻有退隱出世的思想,為什麼呢?這是時勢造成的。朝廷權奸當道,他的改革設想落空,甚感失望,既不願尸位素餐,混跡官場,更不願同流合汙。

1263年由於皇帝不納諫,重新起用董宋臣,文天祥憤而辭職,後被朝廷貶到地方上任職,治理今江西高安市,當時稱為瑞州。瑞州曾遭蒙古人蹂躪,城垣屋宇被毀,人民被殘忍虐殺,文物古蹟被洗劫。文天祥履任後,實行寬惠政策,盡力安撫百姓,籌集資金建立「便民庫」,供借貸和救濟之用,使地方秩序重新恢復過來。他還修復了一些古蹟如「碧落堂」、「三賢堂」等,新建「野人廬」、「松風亭」等,以發揚先賢的民族正氣,鼓舞人民的愛國精神。

1264年,理宗逝世。權臣賈似道擁立太子為帝(即度宗),進一步操縱朝政。他一手遮天,南宋朝政更腐敗不堪。文天祥出任軍器監(掌管武器製造)、崇政殿說書(為皇帝講解書史、經義)等職。有一次,賈似道託言有病,以去職回鄉要挾度宗,軟弱的度宗竟涕泣挽留。文天祥為皇帝起草詔書,指出賈似道的行為是“惜其身,違皇心”。結果賈似道記恨於心。

1270年九月,文天祥被免官 ,回到家鄉。他深感世道汙濁,決意息影林泉。在文山修建了一所山莊,隱居於此,寄情山水,寫下了不少詩篇。然而,他的內心一點也不寧靜,憂國憂民之感深埋於心。

1273年朝廷起用他為湖南提刑,掌管獄訟,他推辭不了,惟有啟程上任。

1274年文天祥被委任為贛州(今江西境內)知州。在贛州期間,他辦事分外勤謹,主張對人民少用刑罰,多用義理,所屬10個縣的人民對他非常愛戴,加以這年風調雨順,稻穀豐收,出現了短暫的安樂景象。但不到一年,蒙古大舉南侵,南宋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

1275年正月太后詔令天下勤王。文天祥捧著詔書流涕哭泣,他開始變賣家產全部作為軍費。每當與賓客、僚屬談到國家時事,就痛哭流涕,撫案說道:“以別人的快樂為快樂的人,也憂慮別人憂慮的事情,以別人的衣食為衣食來源的人,應為別人的事而至死不辭。”

文天祥積極召集天下兵馬,同時聯絡溪峒蠻,派方興召集吉州的士兵,各英雄豪傑群起響應,聚集兵眾萬人。

出於對他的安全考慮,他的朋友制止他說:“現在元兵分三路南下進攻,攻破京城市郊,進迫內地,你以烏合之眾萬餘人赴京入衛,這與驅趕群羊同猛虎相鬥沒有什麼差別。”

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是這麼回事。國家撫養培育臣民百姓三百多年,一旦有危急,徵集天下的兵丁,沒有一人一騎入衛京師,我為此感到深深地遺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殉國,希望天下忠臣義士將會有聽說此事後而奮起的。依靠仁義取勝就可以自立,依靠人多就可以促成事業成功,如果按此而行,那麼國家就有保障了。”朋友聽後為之動容。

自此,文天祥開啟了他波瀾壯闊的下半場人生。文天祥結束了15年的宦海浮沉,踏上戎馬征途。從此捨命保國。

宋朝文人的脊樑——文文山——厚重的家國情懷


宋朝文人的脊樑——文文山——厚重的家國情懷


文天祥受命於危難之際,一介文人,擔當了武將的責任,山河破碎、挺身而出。

1275年八月,文天祥率兵到臨安,擔任平江府知府。

昔日歌舞昇平的杭州城,早已不復當年的神采。

當朝的皇帝一看數萬大軍前來,自問底氣足了不少,竟別開生面的想要與蒙古和談。

但蒙古人已不是昔日的遼國、金國,他們的野心早已不是侷限一個小小的南宋。

文天祥認為南宋的危機主要在內部而非外部,因此積極要求改革。他批評大宋“守內虛外”的方針,要求加強力量抵禦外侮。同時提出革除祖宗專制之法,通言路、集眾思謀,發揮中書樞密院作用,主張用人舉賢授能,收用君子,起用直言敢諫之士。

1275年十月常州之役告急,朝廷命文天祥率軍保衛平江,又派張全率兩千兵增援常州。文天祥從大局出發,派義軍重要將領尹玉、朱華、麻士龍率三千人歸張全節制,增援常州兵力。但張全卑鄙自私,當三位將領與蒙元苦戰時,隔岸觀火,坐視不救,在戰鬥中又乘夜逃跑,陷義軍於孤立無援之地,遂使戰鬥失利。文天祥請斬張全,卻遭到丞相陳宜中反對。文天祥對朝中賞罰不明感到十分憤慨和擔憂。蒙古鐵騎攻破常州、平江後,臨安危急。主和、主戰兩派意見分歧各行其是。江萬載、文天祥、張世傑主戰,三人聯名奏請朝廷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卻策劃議降,太皇太后也準備“降書稱臣”、“乞存境土”、“封為小國”。張世傑對朝廷絕望,轉到南方,以圖東山。文天祥的救國方略得不到支持,也想離開臨安回江西繼續抵抗。兵臨城下,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宜中先後逃走,朝廷亂成一團。

1276年蒙古鐵騎三路兵馬圍困臨安,城內城外,宋朝將官降的降、逃的逃,全成漢奸。謝太皇太后暗命江萬載攝行軍中事,父子率義軍和殿前禁軍保護益、廣二王離開危城臨安;又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由南宋末期抗元明暗兩統帥收拾殘局。文天祥見事已至此,不可推辭,答應出使蒙元大營,以便一窺虛實。文天祥以浩然的態度和蒙古交涉,卻被蒙古統帥伯顏扣留。太皇太后失去江萬載、文天祥後,更無人可以依靠,終於向蒙古投降。

皇帝投降後,降將呂師孟挖苦文天祥:丞相曾經上書請斬叛逆遺孽呂師孟,為什麼不殺了我呢?文天祥毫不客氣地斥責他:你叔侄都做了降將,沒有殺死你們,是本朝失刑。你無恥苟活,有什麼面目見人?你們投靠敵人,要殺我很容易,但卻成全我當了大宋忠臣,我有什麼可害怕的!

聽了這話,呂師孟佩服文天祥的氣概,並說:“罵得痛快!”

文天祥雖然被拘禁,但不甘心失敗,又不肯歸順。伯顏沒有辦法,決定把他送往元大都。船到鎮江靠岸,文天祥被囚禁在一戶居民家中。他命隨從暗中打探敵情,計劃逃走,還暗中藏了匕刃,以備必要時自刎。逃走當晚,文天祥的船隻被巡船發現,但因巡船追捕時擱淺,而只能看著文天祥一行十二人逃去。

文天祥一行人到達真州(今揚州市西南)後,受到真州軍民的熱情歡迎。守將苗再成認為,以文天祥丞相身份作號召,江淮合力,不難挽回大局。不料淮東制置使李庭芝中了敵人的反間計,以為文天祥已投降蒙古,到真州來攻城,要苗再成殺掉他。苗再成不忍,但上司的命令又不能置之不理,只好把文天祥暗地送出城外讓文天祥出走。

從真州出來,文天祥一行人乘黑夜通過蒙古軍隊控制的地界到達揚州城下。揚州經過兩次大寇災。城上守軍盤查嚴密,形勢緊張。這時,一個賣柴人願意帶他們到江蘇高郵去,文天祥決定離開揚州,尋找二王(益王趙昰和廣王趙昺)再為南宋效力。

文天祥一行人走到桂公塘(距揚州約十五里的村莊)時,天已大亮。為躲避追殺,他們藏身於幾道斷牆後面。正要找點食物,忽然聽見很多蒙古騎兵巡視而至。文天祥一行人趕緊貼牆躲避起來,這時,只要有一名士兵探頭往裡瞧一瞧,他們就會被發現,重做俘虜。而天上突然狂風大作,烏雲密佈,士兵們急著躲雨,匆匆而過。事後才知道,這隊騎兵就是押送他們到大都的那隊人,因為在鎮江走脫了文天祥,加強了戒備,沿途防範甚嚴。

從揚州到高郵,文天祥一行十二人一路顛沛流離,飢寒交迫。隨從的人只剩下六個。疲憊不堪的文天祥再也走不動了。幸好遇上一群樵夫,見他們是遇難的,就熱情相助,拿來一個籮筐,讓文天祥坐在裡面,由六個人輪流抬著走。他們歷盡艱險,才到達高郵。但高郵方面收到李庭芝的文書,嚴防文天祥攻城。文天祥不敢進城,又向泰州前進。

泰州有船可到通州(南通),但沿路有蒙元大軍出沒,非常危險。文天祥以孤舟一葉,晝伏夜出,雖多次與對手遭遇,但還是有驚無險地到達通州。他在一首詩中風趣地說:“行客不知身世險,一窗春夢送輕舠。”經過九死一生的磨鍊,文天祥已經把艱難險阻視作等閒了。

文天祥在通州聽說益王、廣王被江萬載父子保護經婺州(金華)到達永嘉(溫州)建立了元帥府,號召各地義兵勇士繼續抗蒙,就決定投奔二王及江萬載。

1276閏三月,他揚帆入海,回到南宋統治的地方。他計劃在閩、廣重舉義旗,團結各方義兵,統一部署,復興南宋。

1276年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改元景炎,是為端宗。廣王晉封為衛王。江萬載仍按謝道清囑令暗中攝行軍中事,少壯抗元派文天祥擔任樞密使兼都督諸路軍馬。南宋末期抗元明暗兩統帥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匯合,南宋形勢大為好轉。七月,文天祥在南劍州(福建南平)開督府,福建、廣東、江西的許多文臣武將、地方名士、勤王軍舊部紛紛前來投效,文天祥很快組成了一支督府軍,規模、聲勢比江西勤王軍大得多。但是,朝中大臣陳宜中、楊亮節、曾淵子不能同心同德對付敵人,成為抗蒙行動的一大障礙。

1276年10月,暗中攝行軍中事的江萬載命文天祥出兵汀州(福建長汀),不幸戰鬥失利。在蒙元的攻擊下,南劍州也落入敵手,行都福安(福州)失去屏障。江萬載和丞相陳宜中、樞密副使張世傑緊急護送端宗和衛王登舟入海,以避兵鋒。福安府隨即陷落,南宋從此成為海上的流亡政府。

1277年初,元寇進逼汀州,文天祥退卻到廣東梅州。經過整頓,五月間又從梅州出發,打響了收復江西的戰役。在文天祥的領導下,江西的抗元軍事行動進行得如火如荼。各方義軍配合督府軍作戰,分別奪回會昌、雩都、興國,分寧、武寧、建昌等地。臨川、洪州、袁州、瑞州的義兵都來請求督府節制。文天祥統一部署,揮師席捲贛南,佔領了大片土地。

1277年八月,蒙古鐵騎發起大規模的進攻。文天祥被朝庭外派南劍州開督府時,本來就是陳宜中、楊亮節張世傑排擠的事,為保護南宋朝廷和體恤老師江萬里家族滿門忠烈,死傷無數的慘況,拒絕了江萬載派部分江氏子弟協助其籌組訓練督府軍的好意,並奏請楊太后及宋端宗下旨讓江氏子弟去軍擇地隱居。因此,文天祥所募督府軍由於沒有作戰經驗和嚴格訓練,戰鬥力不強,在元軍鐵騎猛烈的衝擊下,文臣武將或死或降,文天祥一家只剩下老少三人。雖然文天祥受著國破家亡和妻離子散的巨大打擊,但沒有動搖其抗元意志。他帶兵入粵,在潮州、惠州一帶繼續抗元。

1278年12月20日,南宋抗元統帥文天祥不幸在五坡嶺被一支偷襲的蒙古鐵騎俘獲。他吞下二粒龍腦毒藥自殺守節,但藥力失效,未能殉國。

元將張弘範看見文天祥,連忙上前相迎,文天祥卻轉過身體,以脊背相對。張弘範恬不知恥地說:

“文丞相,你的為人我一向敬佩。古人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只要你寫一封信給張世傑叫他投降,那麼,你還可以當丞相。”

張弘範原是南宋將領,後來為了個人富貴投降了元軍。文天祥怒斥他道:“無恥之尤!”

張弘範說:“文丞相,剛者易折啊!”

文天祥斷然說道:“寧折不彎!”

張弘範“嗖”地抽出寒光逼人的寶劍說:“你硬還是我的劍硬?”

文天祥神色坦然,大步向劍尖撞去。

張弘範頓時嚇得連連退步,祈求說:“文丞相,何必輕生呢?你給張世傑寫封信勸降他吧!”

文天祥站住,說道:“拿紙筆來!”張弘範以為勸降成功,喜形於色,趕緊遞過紙筆,只見文天祥揮筆疾書: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寫完,文天祥冷笑一聲說:“你拿去吧。我兵敗被俘,再不能捍衛父母之邦,已深感無地自容。怎能寫信去叫別人背叛國家呢?只有你這樣的軟骨頭,才甘心做元軍的奴才!”

1279二月初六日,宋軍視死如歸,對蒙古艦隊在海面上展開了驚心動魄的海戰,最後張世傑統領的宋軍戰敗,陸秀夫揹負幼年皇帝蹈海殉國。

崖山戰役後,文天祥被押到廣州。張弘範對他說:“南宋滅亡,忠孝之事已盡,即使殺身成仁,又有誰把這事寫在國史?文丞相如願轉而效元,定會受到重用。”文天祥回答道:國亡不能救,作為臣子,死有餘罪,怎能再懷二心?

元朝為了使他投降,決定把他押送至元大都。在押送元大都途中,廬陵人王炎午張貼了數十張《生祭文丞相文》敦促文天祥捨身取義。文天祥一路上服毒,絕食,自謂“惟可死,不可生”。

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文天祥在一種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狀態下抵達元大都燕京。

宋朝文人的脊樑——文文山——厚重的家國情懷


原本是在元軍監視之下宿於旅舍,後來則被監禁於半地下之牢獄,並銬上手銬腳鏈。不論遭受到如何嚴酷之對待,文天祥仍舊不屈不撓。文天祥的態度始終如一。文天祥於獄中寫下了《正氣歌》此處之“正氣”,並不單指之於國家的忠誠而已,更是人類所自豪之步向高貴正道的精神。

文天祥的妻子歐陽夫人和兩個女兒柳娘、環娘被蒙元政府俘虜後送到大都,蒙元政府想利用骨肉親情軟化文天祥。文天祥一共育有二子六女,當時在世的只剩此二女,年齡都是十四歲。文天祥接到女兒的信,雖然痛斷肝腸,但仍然堅定地說:“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事已如此,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又寫詩道:“痴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表示國既破,家亦不能全,因為骨肉團聚就意味著變節投降。

元千方百計地對文天祥勸降、逼降、誘降,參與勸降的人物之多、威逼利誘的手段之毒、許諾的條件之優厚、等待的時間之長久,都超過了其它的宋臣。

利誘和親情都未能使文天祥屈服,元朝統治者又變換手法,用酷刑折磨他。他們給文天祥戴上木枷,關在一間潮溼寒冷的土牢裡。牢房空氣惡濁,臭穢不堪。文天祥每天吃不飽,睡在高低不平的木板上,又被窮兇極惡的獄卒呼來喝去,過著地獄一般的生活。疾病纏身。由於他堅決不低頭,大元丞相孛羅威脅他說:“你要死,偏不讓你死,就是要監禁你!”文天祥毫不示弱:“我既不怕死,還怕什麼監禁!”在囚禁的孤寂歲月裡,他寫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民族主義詩篇。

忠君與愛國文天祥處理得非常恰當。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宋恭帝投降後,他沒有跟著投降,而是堅持“君降臣不降”。

後來,文天祥兵敗被囚,元朝又利用宋恭帝去勸他投降,他還是不從。在他看來,宋恭帝是君主,不幸而失去國家,值得同情。但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他決不能以忠君的行動去改變他忠於國家的信念。

每一次勸降,對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場鬥爭,無論是同敵人鬥智鬥勇,還是面對親人道義與情感的衝突。更多的時間,文天祥都是與那間土牢為伴。關於這間牢房,文天祥在他的《〈正氣歌〉小序》裡有詳細的記述:“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動床幾……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要說文天祥在那樣的環境下憑著信仰絲毫不以為苦那簡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獨才是正常的。文學是苦悶最美好最優雅的發洩途徑,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餘時間都用來整理舊稿,並不斷創作新的作品。他回憶自己成功和失敗的經歷,懷念死去的親人、戰友和隨從,用詩來記敘、評論、悼念、呼號和高歌。這種方式同時客觀上也作為一種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這樣堅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環境漸漸起了變化。伯顏、張弘範先後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沒有對文天祥既賞識又尊重的重臣了,而這個時候當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經大敗的麥術丁。《宋史》載:“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請殺文天祥的奏摺,他也到了該做出選擇的時候了。三年裡與文天祥間接的多次交鋒,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清楚自己對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動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滿。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這一年的臘月初八決定親自出馬作最後的嘗試。 這是兩個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會面。

忽必烈當面許他宰相、樞密使等高職,又被他嚴辭拒絕,並說:但願一死!

一直隱忍了四年的忽必烈終於扯下了明君的面紗,露出虎狼的面容。

他決意殺了文天祥。

他說:“你有什麼願望?”

文天祥回答說:“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願賜我一死就滿足了。”

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如釋重負,使命和牢獄生活都快要結束了。他從容地寫了兩首絕命詩交給照顧自己的張千載(毅夫)。張千載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在文天祥富貴時邀而不至,卻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請隨行,三年裡一直照料文的飲食起居。接著文天祥又寫了一篇《衣帶贊》,藏於腰帶間。

召入(忽必烈)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

天祥臨刑殊從容,……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大都。

在大都被關押了三年的文天祥被人押到了刑場,地點是在柴市(今北京東城區交道口)。

來觀看的百姓不少,不少人落下了眼淚。

文天祥從容不迫,他問城中百姓哪個方向是南方。

百姓指給了他。他向南跪拜行禮,對獄中吏卒說:“我的事完了。”

監斬官問:”丞相有什麼話要說?回奏尚可免死。“

文天祥不再說話

這一年,他四十七歲。走完了他壯烈的一生。

後來他的妻子在文天祥的衣帶中發現了那篇《衣帶贊》: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文讀至此,無言可表讓人淚目,讓人震撼,讓人崇敬,讓人心疼!

宋朝文人的脊樑——文文山——厚重的家國情懷

後人為了感念文天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稱之為文山或文文山,以示敬意或尊重。

煙雨蒼茫裡,高天雁不群。

月憐山澗水,風繞嶺頭雲。

武穆興師恨,文山報國勳。

可堪觀彈洞,揮涕思紛紛。

宋朝文人的脊樑——文文山——厚重的家國情懷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古代文人,以家國天下為己任。縱觀歷史長河中的文人墨客在自己的作品中,或表達了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或表現了對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的關注,或抒發自己對保家衛國、建功立業的豪情,身處江湖之遠,卻心懷魏闕之憂。

觀古思今,讀書養志。

知識分子愛國,應該具有大國胸懷,敢於捍衛民族權益又虛懷若谷,善於汲取外來文化增強自己的活力。

知識分子愛國應該潔身。正如崔永元把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分成三類:一類叫拍案而起;一類叫潔身自好;第三類叫隨波逐流。從歷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識分子。即使做不到拍案而起,至少也得潔身自好。

知識分子愛國應該融入社會傳播正能量,不能只談民主自由不談自律報國,不能只有牢騷滿腹,還需以身作則。

愛國是最為質樸,最為摯誠的情愫。愛國不尚空談,讓我們懷揣一顆火熱的心,躬身實踐,勤勉實幹,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愛國是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永遠的情結,愛國是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一個永恆的文學主題。今天,祖國正以卓越風姿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們沒有先輩對國破家亡和民族命運的擔憂,但我們應該從這些激情滿懷的文字中領略古代文人的一身正氣、豪情壯志、不拘一格,將民情國事納於眼中,銘記心中,書於筆中。

宋朝文人的脊樑——文文山——厚重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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