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疫情期間，一則關於“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短新聞迅速刷屏網絡，一時間雙黃連口服液被搶購一空，甚至連獸用雙黃連、雙黃蓮蓉月餅也慘遭售罄。然而，在搶購的同時，很多醫學專業人士卻對這一結論提出質疑。與此同時，公佈這項成果的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卻一直含糊其辭稱“科學的事情我們不想說得太過”。之後，丁香園闢謠平臺又將這一結論列為謠言，稱“現有臨床數據不足，不建議用雙黃連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從發出結論到迅速搶購再到迅速澄清，在這一輪輪非理性的謠言狂歡中，媒體和專家的公信力都遭受了重創。
要問開過年以來最廣受關注的社會事件是什麼？“武漢疫情”當之無愧。自2019年12月30日媒體開始報道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起，武漢疫情一直成為社會的重點關注對象。社會和媒體的重點關注使得武漢疫情得到了來自全國各地資金和物資援助，也促進了其它省市關於疫情的管控。但與此同時，在社會和媒體重點關注的背後，關於武漢疫情的各種謠言也從未停止過。
這些謠言種類繁多，且瞄準了當下人群的痛點，讓人防不勝防。
（圖源網絡）
有“××要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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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各種“鍾南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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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有“各種最新消息”、“各種城市飛機噴灑消毒水”等等。在謠言肆虐的同時，各大主流媒體、行業大V、網絡平臺紛紛出來闢謠，但在微博上、朋友圈內和微信群中類似的謠言卻還是不停傳播。
那麼，這類網絡謠言傳播的特點是什麼呢？它們又有什麼樣的產生機制呢？為何如秋末野草般烈火燒不盡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網絡謠言的傳播特點。
一、武漢疫情事件中網絡謠言的傳播特點
1. 傳播速度快，多種傳播方式參與
與傳統謠言相比網絡謠言藉助互聯網傳播的優勢，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通過裂變式傳播快速且廣泛地抵達受眾。謠言傳播過程的參與者包括專業的新聞媒體傳播者、互聯網中的意見領袖、普通的社會大眾等，由於傳播主體的多元，傳播方式也涵蓋了大眾傳播、群體傳播和人際傳播等。在此次武漢疫情事件中，謠言種類繁多。以“白巖松連線鍾南山”為例，該謠言憑藉一則簡單的文字通知迅速佔據當日熱搜。在其傳播過程中，無論是專業的新聞機構、互聯網意見領袖還是普通大眾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機構官方微博到網絡大V再到各類微信群，均散佈著謠言信息。其傳播速度之快、傳播方式之多令人驚訝。
2. 具有匿名性，傳播成本代價低廉
網絡的虛擬特性賦予了網絡使用者匿名性。一方面，大眾在虛擬空間中通過虛擬身份進行信息的接收和傳播，弱化了社會規範和道德法律的約束力，為網絡謠言傳播提供了便利，擴大了危害。另一方面，由於匿名性的特點，難以快速鎖定謠言的源頭，為網絡謠言治理提出了難題。在此次事件中，眾多以流量為目標的自媒體賬號在對事實未經核實的前提下，通過簡單的複製粘貼，模糊消息來源，設計噱頭標題等方式大肆傳播疫情謠言。如在謠言“飲高度酒有利於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中，多個自媒體賬號紛紛在未經證實的情況下相互轉載。傳播主體的匿名性以及低廉的傳播成本成為了擺在網絡謠言治理面前的重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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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播渠道多，個人感情色彩濃厚。
網絡為傳播者和受眾提供了多種傳播渠道，包括社交網站、門戶網站、社區網站、即時交流工具等。網絡謠言往往是公眾所關注的事物，公眾會依據自身的感情立場和生活經驗，對謠言進行多次傳播。在此次事件中，與疫情相關的謠言在社交網站、門戶網站、社區網站中絡繹不絕。其中，謠言“阿里武漢籍員工不回家可享萬元補貼”不僅在門戶網站中被報道，在朋友圈被轉發，甚至還有一些大V在不經核實的情況下對其進行轉發並附加了濃厚的個人感情色彩，不斷刺激著大眾的眼球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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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命週期短，後續負面影響持久。
在互聯網中，一個謠言的生成、傳播、證偽、消散的週期被縮短。但謠言的消散並不意味著謠言負面影響的消失，一是因為接收到謠言的受眾並不一定會接收到闢謠的信息；二是因為互聯網中謠言信息在闢謠後依然存在，並未被刪除；三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更能刺激受眾的謠言會留下更深的印象。在此次武漢疫情事件中，關於“飲高度酒有利於對抗新型冠狀病毒”、“鍾南山認為喝鹽水有利於預防感染”、“吸菸能夠預防病毒感染”等謠言雖然在第一時間就被相關機構進行闢謠，但是其在微博、微信群、朋友圈中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仍在迷惑視聽。
二、武漢疫情事件中網絡謠言產生的原因
具體而言，網絡謠言產生的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1. 事件關聯度與信息缺位
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在《謠言心理學》中指出了謠言產生的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故事的主題必須對傳謠者和聽謠者有某種重要性；第二，真實的事實必須用某種模糊性掩蓋起來。
所謂的重要性也就是謠言事件的關聯度，指的是社會成員與謠言信息所涉及問題的關聯程度。當人們與該問題關係越密切，越有可能捲入謠言的傳播。在此次事件中，武漢疫情顯然是整個社會都關注的頭等大事，疫情的進展直接關係到人們各自的生命安全。在這樣的背景下，武漢疫情問題與社會成員的關聯程度已然到達高峰。這時，一切謠言產生的果已經結下。
此外，本次武漢疫情事件中政府官方信息通報的不及時，瞞報漏報等現象也直接推動了謠言的產生與傳播。當正常的信息獲知渠道被阻隔，民眾的知情權得不到滿足時，受眾就會將對事件信息和細節的需求轉向網絡期待在網絡中獲取更多的信息。網絡具有放大的功能，可以把一個微小的事件，經過龐大的網民傳播系統而擴大影響。越是不清晰的，越是被掩蓋的，就越會引起網民的興趣。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又會湧出相當多的“真相”，是網民們針對事件而作出的自己認可的“合理的”想象，或者是推論。這又給謠言的盛行和流傳提供了動力。進而導致謠言在第一時間刺激著廣大網民的神經，誘騙著不明真相的群眾，導致一些群眾在激憤的情緒下盲目行事。
2. 社會公信力危機與民眾的不信任感
社會公信力危機表現在多個方面，如公眾對作為信息權威發佈機關的不信任，對具有專門知識的專家不信任及對他人不信任等。社會公信力弱化是諸多原因造成的，如政府部門或專家在一些事件上發佈消息或作出預測不準確，或政府部門或專家出於社會安定考慮而有意掩蓋真實消息等，其失當行為在公眾心理留下了深刻印記從而造成公眾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強。
聯繫到此次的武漢疫情，最熟悉的莫過於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非典疫情中，官方就曾因信息播報不及時、瞞報漏報等行為受到了民眾的普遍質疑。以至於在此次武漢疫情的信息播報中，大多數網友都對其發佈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表示質疑。
在社會缺乏公信力環境下，公眾往往無所適從，於是有人表現出“寧願相信小道消息也不相信官方發佈的權威消息”，或“寧願相信民間傳言，也不願相信專家的話語”。在這種“逆反化”認知或心理下，越是“小道消息”或“民間流言”往往越有市場或傳播空間。
3. 媒體失範與謠言綁架真相
網絡作為開放的網狀傳播系統，傳播主體多元，傳播路徑豐富。如果媒體本身在發佈信息時不注意核實，便會造成更大的謠言傳播。如近日在各工作群、家長群傳播甚廣的謠言事件——“白巖松連線鍾南山”中，作為主流媒體的青海衛視官方微博在未經證實的情況下便轉發了該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該謠言的傳播。當一個謠言被廣泛轉載時，特別是在可信度比較高的大眾傳媒上被轉載，民眾心裡對這則謠言的信任度和認可度就會直線上升。這種連帶的影響力,使民眾對網絡謠言更加深信不疑，導致網絡謠言超越互聯網範疇而產生更加廣泛的社會負面影響。
4. 謠言披上“科學外衣”與民眾科學素養整體偏低
如今更多的謠言則往往是打著“科學”的旗號，利用普通群眾科學知識有限、對科學盲目崇拜等心理來實現的。近些年來，伴隨著一些破壞性較強的海嘯、地震、火山爆發等的發生，一些宿命論者將災害的原因歸結為太陽風暴、流星雨等正常天文現象。這些誇大其詞的言論由國外傳入國內，經網絡、手機短信等渠道進一步放大，在社會上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如此次疫情事件中的，“雙黃連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維C能夠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乳鐵蛋白能夠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等都是披著科學的外衣。其利用普通群眾科學素養偏低，無法進行辨別的特點來大肆傳播。
5. 謠言作為一種社會抗議
法國學者卡普費雷曾提出，謠言並不是某種“真實”的偏離，而是一種人們達成何為“真實”的一致性意見的努力。其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謠言不是從真相中起飛的，而是要出發去尋求真相”。民眾一般向當局或是媒介籲請真相，把證實的責任交付給他們，但謠言卻打擊了這一過程。這就是政府當局為何常常會控制或否認謠言，因為他們擔心謠言會引發公眾的動盪、恐慌或是不滿。
由此可見，謠言是與當局的一種關係：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設，迫使當局開口說話，同時，又對當局作為唯一權威性消息來源的地位提出異議。謠言在無人邀請的情況下自發地爭奪發言的權力。謠言令我們質疑當局，對“誰有權對什麼事發言”提出質疑。謠言提供的信息與官方信息有時是相左的，所以，謠言構成了一種反權力，即對權力的某種制衡。作為“反權力”的謠言，反抗的是經濟上的剝削，政治上的壓迫，以及社會關係上的不平等。
聯繫到此次的武漢疫情，在2019年12月30日媒體大肆報道之前，便有8位“造謠者”在網絡上發佈肺炎疫情以及其存在人傳人的現象，但是都被當局予以否認並追加其“造謠”之責。然而，隨著疫情報道的發展人們卻發現當初的“謠言”卻被一一證實。試想如果當初並沒有這“造謠事件”，那真相又何時才能公佈於眾呢？在結構性壓力和觸發性事件的背景下，民眾普遍處於恐慌、焦慮的情緒之中，這時謠言的產生也與民眾對於真相的追求息息相關，是對於政府信息播報不及時、瞞報漏報的社會抗議，其只有對錯不論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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