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亦有靈

大鼠也有情感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情緒神經科學之父賈亞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發現大鼠會笑。這個事實並不為人所知，因為人類無法聽見大鼠超聲波的笑聲。

直到潘克塞普實驗室的成員布賴恩·科諾森（Brian Knutson）開始在社會遊戲中監測大鼠的聲音，才發現有些東西出乎意料地類似於人類的笑聲。潘克塞普和他的團隊開始通過撓癢並測量大鼠的反應來系統地研究這種現象。他們發現，在撓癢時大鼠的發聲增加了一倍以上。這些大鼠不僅與撓癢者更為緊密，還更積極地參與社會遊戲。它們真的是在享受人生。但是研究遭到了科學界的反對，這個世界還沒準備好認識會笑的大鼠。

這個發現只是冰山一角。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大鼠不僅僅生活在當下，還能回憶過去的經驗，提前在內心規劃它們之後的動作路徑。它們相互交換不同的物品，不僅知道它們欠另外一隻大鼠“人情”，而且也理解“人情”可以被不同的物品償還。當它們做了錯誤的決策的時候，也會看起來非常後悔。儘管大鼠的大腦比人類簡單得多，但有很多學習任務的表現比我們出色多了。

最出人意料的發現是，大鼠具有共情的能力。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以來，行為研究持續表明，與人們普遍的認知不同，大鼠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生物。這一切都始於一個研究，當按下槓桿會導致臨近大鼠被電擊時，大鼠會拒絕用這種方式獲取食物，寧願自己捱餓也不願看到另外一隻大鼠遭受痛苦。後續研究發現，大鼠會按下槓桿，降低被索套吊起的同伴；當其他大鼠被電擊，他們會拒絕走這條迷宮的小徑；曾被電擊過的大鼠更不願意讓其他大鼠被電擊。大鼠們會互相關愛。

共情能力實驗

—

UChicago Medicine

但是對大鼠同理心的研究也遭受懷疑。大鼠怎麼可能會有同理心？肯定是研究過程出了差錯。所以，有關大鼠同理心的研究項目停止了半個世紀。這個世界對有同理心大鼠的接受程度，並不比接受會笑的大鼠來得高。

2011年，當一組科學家發現大鼠會解救困在管子裡的同類，有關大鼠同理心的研究再度浮出水面。它們並不僅僅只是好奇或者玩弄這個裝置：如果管子是空的、或者裡面只有一隻玩具大鼠，它們就會無視它。這個管子並不容易打開，它需要精力和技能，所以大鼠似乎是真的很想解放它的同胞們。大多數科學家並不信服，認為大鼠只是想找個伴，或者它們只是覺得被困住的大鼠們太吵了，試圖終結這種噪音，這些大鼠的行為並不出於關心的動機，而是純粹的自我中心。畢竟，我們對大鼠能夠指望些什麼呢？

雖然這樣的懷疑在科學家看來通常是值得稱讚的，但對大鼠來說卻是個壞消息。自2011年的實驗以來，大量的研究不斷湧現，這些研究將大鼠放在危險的情境之下，觀察其他大鼠是否會幫助它們。

殺死一隻大鼠

科學家們願意持續傷害大鼠，正是因為它們被視為是一種廉價且可以隨意處置的研究工具。在美國，大鼠並不受動物福利法保護：科學家可以合法地為所欲為。這正是大鼠如何被獲取、安置、操縱和殺死的。儘管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使用二氧化碳殺死大鼠會造成不必要的疾病，但一旦它們不再有用，這仍舊是最普遍的處理手段。還有其他方法，科學家約翰·格魯克（John P Gluck）在他的《貪婪的科學和脆弱的動物》（Voracious Science and Vulnerable Animals）一書中描述道，當氯仿用完時，他是如何被教會對大鼠實施安樂死：

（我的導師）手裡拿著一隻巨大的雄性大鼠，他轉過身去面對那幢建築物邊緣的磚牆，仰起身子，把大鼠扔到牆上，就像棒球投手扔快球那樣。大鼠撞到牆上時發出了砰的一聲，直直地倒在礫石覆蓋的屋頂上，顫抖著，然後一動不動地躺在牆的陰影裡。

科學家正在研究大鼠的同理心，試圖找到治療人類心理病理學的方法。在一些情況下，大鼠被給予類似抗焦慮藥、撲熱息痛（paracetamol）、海洛因或電擊之類的處理，使他們暫時失去同理能力。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傷害是永久的。大鼠在出生之時即與母親分離，並在社會隔離中長大。在一些研究中，它們的杏仁核（負責情感和歸屬的大腦區域）被永久地破壞了，這項研究的明確目標是製造患有精神疾病、遭受創傷、情緒痛苦的大鼠。

— UA Magazine

儘管人們從動物福利的角度對這些實驗感到擔憂，但更深層的擔憂其實來源於倫理，這關乎尊重個人的自主權。這些研究正在把健康而且具有同理心的個體變成冷酷無情的精神病患，嚴重侵犯了它們的身心完整性。儘管如此，這些研究仍被認為是製作動物模型的理想方法。從兒童虐待、精神病、阿片類藥物成癮帶來的社交功能缺陷， 到焦慮和抑鬱，行為障礙和冷漠——這樣的症狀所對應的動物模型，被寄予厚望，有朝一日能幫助我們找到在人類中治療這些症狀的方法。

這些研究背後的邏輯是矛盾的：大鼠是我們的近親，可以作為人類心理病理學的模型，但遠不在倫理的考慮範圍之內。現在，研究人員很難想象創造一個人類的精神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或者讓一個人類受試者目睹一個落水的孩子，給他拯救的機會。這個原因很簡單：人們天生具有同理心，理應受到尊重。但是當發生在大鼠身上的時候，我們卻不顧它們的同理天性。

事實上，我們也曾對靈長類動物做過類似的事情。在受到立法保護之前，研究者對待這些靈長類動物就如同今天對待大鼠的方式。一些大鼠的研究甚至在重複這段靈長類動物研究史上最有道德疑慮的時期：20世紀60年代哈里·哈洛 （Harry Harlow）的母親剝奪和社會孤立研究。

— Ryan F Johnson

在《貪婪的科學和脆弱的動物》中，格魯克寫到當他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哈洛實驗室中念博士是種什麼感受。即便當有學生提出讓猴子寶寶失明和失聰的“小小虐待狂計劃”，意圖在瞭解母親如何撫養這些失明失聰的小猴子。格魯克說，哈洛從來都沒有過絲毫的道德顧慮。儘管哈洛的研究發現猴子是“具有自我意識，情緒複雜，有意圖並能承受痛苦的”，但這項研究只要對人類有益就可以被證明是合理的。

在政府下禁令之前，作為人類最近的近親的黑猩猩，也被用作數十年以來的藥物研究對象。黑猩猩感染上肝炎和艾滋病，被用來測試殺蟲劑和化妝品，被注射工業乾洗溶劑和苯。

羅格·福茲（Roger Fouts）在碩士期間就開始和黑猩猩打交道了，在回憶錄《近親：我與黑猩猩的對話》（Next of Kin: My Conversation with Chimpanzees）（1997）中，福茲講述了他在紐約大學的生物醫學實驗室LEMSIP中拜訪一位“老朋友”的經歷。福茲曾負責包括布伊（Booee）在內的一些黑猩猩。但是當項目資金用完後，布伊被送往LEMSIP，注射感染丙型肝炎，並獨立關在籠子裡。福茲說他曾試圖幫助布伊和其它黑猩猩，但他失敗了，這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他開始酗酒，陷入了嚴重抑鬱。

很多年之後，當電視節目20/20的製片人聯繫並詢問福茲，他是否願意在攝像機前面和布伊重逢。一開始他猶豫，但後來他認為他有義務在全國的電視機面前講述它的故事。這是他欠布伊的。這一段剪輯目前在YouTube上，福茲像猿一樣走進實驗室，以典型的黑猩猩方式喘氣，接近布伊的籠子並用手語比劃道“嗨布伊，你還記得我嗎？”布伊記得，用羅傑的暱稱“Rodg”響應他，然後向他要食物、玩追逐撓癢的遊戲。但是當福茲離別的時刻到來，布伊走到了籠子後面拒絕道別。它很受傷。

為什麼靈長類待遇不同

如今，靈長類動物的處境已有所改善。1985年，美國的研究格局發生變化，對《動物福利法》進行了重大修訂，要求所有使用動物的機構都需要建立正式的動物試驗保護和使用委員會，監督和規範研究中暖血動物的使用（排除了鳥類、小鼠和大鼠）。雖然黑猩猩的福利並非十全十美，但也更好了。2010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委託醫學研究院進行了一項研究，以確定對黑猩猩的生物研究是否具有公眾福利。在報告中，委員會的結論總結道“儘管在過去的研究中，黑猩猩一直是很有研究價值的動物模型，但現在大多數利用黑猩猩進行的生物醫學研究是不必要的”。2015年，美國對黑猩猩的生物醫學研究正是落下帷幕。這一舉措落後了歐洲14年。

儘管國家衛生研究院指示醫學研究所委員會避免提出任何倫理上的考慮，但是，這樣的顧慮在他們的報告中顯而易見。黑猩猩之所以被排除在生物醫學研究之外，是因為它們被視為幾乎是人類。該研究認為，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動物不宜用於研究。人類應使用關係不那麼密切的動物，因為使用黑猩猩具有“道德代價”。

— Scott Bakal

在宣佈結束以黑猩猩為研究對象的時代時，國家衛生研究所所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複述了這些想法，解釋黑猩猩是“特殊動物、我們的近親”，其DNA“98%與我們相同”。在美國，大部分黑猩猩撤到旨在支持他們利益的聯邦資助保護區。鑑於它們的特殊地位，如果想要對美國的私人黑猩猩進行研究，研究人員需要證明這項研究的成果有利於野生黑猩猩。只有這樣，研究項目才會准許通過

對猴子的保護正朝著同樣的方向發展。當今的年輕靈長類科學家（大多）接受了訓練。他們會留意到母親剝奪和社會隔離研究計劃中的倫理問題。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的實驗對象是能夠茁壯成長，也是能受苦受難的社會生物。當研究人員完成猴子的研究項目後，猴子們會被送去保護區。這種猴子的“退休規範”遵循了與黑猩猩研究相同的邏輯。

然而對於大鼠來說，情況並非如此。實際上，實驗室中的使用需求正在不斷上漲。自從實驗室大鼠不被視作是需要保護的動物，在美國就沒有官方的統計數據。僅僅在美國，估計就有11萬到1億，一旦它們的科學用途結束就被直接殺死。

是什麼導致了靈長類和大鼠之間在治療和保護方面的差異？這個問題似乎很奇怪，顯而易見的是：黑猩猩是我們最接近的近親。類人猿和猴子看起來就像人類。我們為野生靈長類動物的報導著迷——研究黑猩猩科學家珍·古道爾（Jane Goodall）是位民間英雄，但卻沒有一個大鼠研究者這樣鼎鼎有名。迪基特【Digit，戴安·弗西（Diane Fossey）最喜歡的大猩猩】、灰鬍子大衛（David Greybeard，珍·古道爾在貢貝河研究中心第一個接觸的黑猩猩）、瓦蘇【Washoe，從羅傑·福茲（Roger Fouts）那裡學習美國手語符號的黑猩猩】、愛（Ai，黑猩猩科學家松澤哲郎稱它為“研究夥伴”）、坎茲【Kanzi，倭黑猩猩，蘇珊·薩維奇朗波（Sue Savage Rumbaugh）教它在三歲的人類水準上學習理解英語口語】，或尼姆·猩姆斯基【Nim Chimpsky，研究者赫爾伯特·泰瑞斯（Herbert Terrace）和《保護Nim》的主人公】都是知名的大猩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沒有任何講述關於大鼠的電影、電視或書本故事。

在許多方面，當前的科學證明了對黑猩猩（以及其他類人猿和猴子）的通俗觀點是正確的。黑猩猩是聰明的工具使用者。它們可以創造獲取食物和交流溝通的技術。黑猩猩生活在它們爭奪並捍衛的領土中。它們擁有自己的文化。那些“移民“到新的族群的黑猩猩會接受新的文化規矩，哪怕這些新的規矩不如以前高效。猩猩有自己的個性、有社會關係、並彼此照顧。一些人認為猩猩具有道德能力，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們是生活和社會規範的遵守者。黑猩猩是神奇的生物，但是大鼠則令人厭惡。

人類不喜歡大鼠，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大鼠位列於我們最不喜歡的動物排行榜頂端。西方人視其為令人討厭的動物。對於這種毫無價值的生命，我們不用多想便可以消滅他們。最近網絡The Conversation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讓人有些擔心大鼠：大鼠的數量管理策略可能會無意中製造出一些大鼠異常容易患病的情況。但是這種邏輯純粹是以人類為中心的——我們擔心的是，人類可能會製造出更危險、更難消滅的大鼠。我們不僅對大鼠缺乏關注，還希望它們根本不存在。大鼠的存在是骯髒、疾病、厭惡的同義詞，也是用來稱呼他人最糟糕的方式。

對大鼠缺乏關心也反映在生物醫學研究中。大鼠長期以來一直是最重要的模式生物，因為它們的大腦很大，易於操作和照顧，而且在生物學和行為學上與人類相似，便宜且好用。不像靈長類，大鼠很容易繁殖，很容易就能通過郵購獲得，還可以放在實驗室單獨的盒子裡。比起靈長類動物，它們還具有更大的優勢。例如它們的懷孕期更短、後代數量更多、成熟更快、壽命更短。

大鼠“大使”

2004年，研究人員完成了大鼠基因組的完全測序，這使得我們對基因的理解有了重大進展。相較小鼠而言，大鼠相對較大的大腦體積也使它們成為心血管研究的理想模型。它們提高了我們對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認識。在行為和心理研究中，大鼠也比小鼠更受歡迎。因為它們更具有社會性，能更好地模仿人類。這些種種優點讓人們很難質疑大鼠在生物醫學研究中的應用。然而，對於人類醫學的發展來說，沒有一個物種比人類更適合作為研究對象。但我們完全明白，無論從中可能獲得什麼樣的收益，都有某些無法逾越的道德限度。

大鼠可能需要一個像珍·古道爾這樣的大使，以個體的形式講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而非只是作為一個泛型名詞的指稱。儘管有大鼠保護者，但他們並沒受到多大關注。英國的國家大鼠協會（National Fancy Rat Society）成立於1976年，自稱“俱樂部為每一位欣賞大鼠的人而設——大鼠，一個優秀的寵物和奇特的動物”。1983年，美國成立了自己的美國大鼠協會。這些組織定期舉辦展覽和比賽，並根據各種標準或個性來評判大鼠。大鼠敏捷性（Rat agility）現在是一項國際運動，YouTube上充斥著大鼠跑小跑道的視頻。但是，與威斯敏斯特犬舍俱樂部（Westminster Kennel Club）不同的是，你不會在當地新聞中聽到任何大鼠秀的比賽結果。

比利時的非政府組織APOPO讚揚了“英雄鼠（HeroRats）”，它們通過識別世界各地戰爭和衝突留下的地雷挽救了無數生命。“那些大鼠爬來爬去，到處嗅探，然後它們停下來，聞到空氣中的氣味，然後在地面上刮擦。這意味著它們找到了一顆地雷！”柬埔寨農民蘭恩·薩（Lann Sa）曾由於地雷失去了一條腿。“不到兩週後，田裡就沒有地雷了。我們的孩子們很安全，田地裡種滿了莊稼。”這些大鼠從小就由人類人工飼養和訓練，當它們聞到TNT的味道時，就會得到點獎勵。這隻與APOPO合作的非洲巨頰囊鼠（African giant pouched rats）很輕（儘管名字如此），無法引爆地雷，在工作上也不會遭受任何損失。經過幾年的勞作，大鼠可以在自己的籠子裡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玩耍、吃零食並與人交往。這些大鼠有不同的個性和偏好，“Shuri”就是APOPO主頁上的一隻英雄鼠，“她是員工們的最愛，有點厚臉皮，她為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帶來歡笑”，她最喜歡的零食是花生。

讓我們退後一步考慮問題。如果把大鼠當作個體來對待，就像福茲對待Booee、古道爾對待戴維·格雷伯德（David Greybeard）那樣，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大鼠不是研究工具，而是有能力去享受豐富情感生活的生靈。隨著研究人員對靈長類動物的瞭解越深，他們意識到靈長類動物需要保護，從而建立了福利立法和監督委員會。然而，隨著我們對大鼠的知識越多，如果不改變我們對待大鼠的方式，科學就是在重蹈覆轍。哈洛錯誤的倫理邏輯是，猴子與人類的足夠相似，可以作為人類精神障礙的模型，但這種相似程度又不足以保證它們免受和人類同等的傷害。進行大鼠研究的理由是，大鼠與人類足夠相似，可以作為人類健康（包括心理健康）的良好模型，但與人類的相似程度，又不足以保證它們免受任何法律保護的傷害。一些科學家甚至贊成這種對大鼠缺乏關愛的現象，

犯一次道德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認識到錯誤之後，我們應該準備好在新的情境中看到問題。道德進步取決於認識到兩者的道德相似性，否則就會導致我們在新的情境中繼續犯同樣的道德錯誤。我們在譴責靈長類動物研究的同時，不能否認，在大鼠身上製造精神病理學以治療人類同樣也具有一定的道德代價。在證明科學合理性方面，這非常相似：靈長類動物容易遭受生理和精神上的痛苦，當被剝奪正常的母親照料時它們的情感和關係可能會被破壞，這造成了傷害的道德代價。這些道德代價也存在於大鼠身上，正是我們的道德短視和無情的人類中心主義矇蔽了我們的思考。

作者：Kristin Andrews & Susana Monsó

譯者：吳湘蓉 | 審校：曹安潔 | 排版：北方

原文：https://aeon.co/essays/why-dont-rats-get-the-same-ethical-protections-as-primates

閱讀更多 神經現實Neureality 的文章

關鍵字: 倫理 動物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