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鄉村童年
1918年7月18日，我出生在姆衛佐。這是一個位於烏姆塔塔地區穆巴謝河邊的小村莊。烏姆塔塔是特蘭斯凱的首府。我出生的那年，世間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這場大戰中，南非爆發了流感，數百萬人在這場流感中死於非命；二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派代表團參加了“凡爾賽和會”，代表們在會上講述了南非人民的苦難。但是，姆衛佐是一個偏僻的地方，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地方。生命數百年來一直平靜地在這裡延續著。
我父親名叫格達拉·亨利·穆帕卡尼斯瓦，他從血緣和傳統上說都是一個酋長。泰姆布國王任命他為姆衛佐部落的酋長，但是，在英國人的統治下，他的任命需要政府承認。
攝政王經常告訴我，如果讓你去給白人挖金礦，你絕不知道如何寫你的名字。我的命運是要當薩巴塔的參事，為此，我必須要接受教育。
於是，我又離開了家，我急於知道在更廣闊的世界上我如何生活。攝政王親自用他那輛氣派的福特V-8把我送到恩科波。動身之前，他組織了一場慶祝會，祝賀我通過了標準五級考試並被克拉基伯雷寄宿學院錄取。
在第一年，我學習英文、人類學、政治、土著管理學和羅馬－荷蘭法。土著管理學是研究有關非洲人法律的一門學科。如果有人想到土著事務部門去工作，他就必須要學習這門學科。
我們堅持自己的堅定立場並取得了勝利。這是我與當局之間展開的第一次交鋒，我感受到了公理、正義的力量。但在以後與大學當局的交鋒中，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第二部約翰內斯堡
希代爾斯基先生是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畢業生。我非常尊敬他，他對我也特別好。我到該事務所工作的時候，他只有35歲左右。他熱心於非洲教育，為非洲學校捐錢，有時免費服務。
薪金的一部分還要購買更重要的物品——蠟燭，沒有蠟燭我就無法學習。我買不起一盞煤油燈，蠟燭陪伴著我每天苦讀到深夜。
儘管高爾缺乏正規教育，但他事實上從各方面都是我的老師。中午吃飯休息期間，他常常即興發表演說。他借書給我讀，推薦人士同我交流，推薦會議讓我參加。
我感覺到生命中的潮流正在把我從特蘭斯凱沖走，衝向似乎是屬於中心的地帶，衝向忠於地區利益讓位於忠於全南非的共同利益的某個地方。
在我1943年初回到約翰內斯堡的時候，我考入了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攻讀法學學士。對於一個律師來說，這是預備性培訓。
我在威特大學遇到了許多人，他們與我一起經歷瞭解放鬥爭的興衰。沒有他們，我將沒有成就可言。許多白人學生讓我感到超乎尋常的溫暖。
第三部一個自由戰士的誕生
當我知道我將在自由解放鬥爭中度過我的一生的時候，我已經記不清是在什麼時刻被政治化了。在南非做一個非洲人意味著他從出生的那一時刻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不管他知道這個事實與否。
萊彼德的觀點打動了我的心絃。我也一直對家長式的英國殖民主義和白人關於“文明”、“進步”、“開化”的要求有所懷疑。我已經被拉上充當英國人企圖在非洲培養黑人精英的道路，這也是從攝政王到希代爾斯基對我的要求。但是，這是個幻想。像萊彼德那樣，我開始把富有戰鬥精神的非洲民族主義看作一劑抵制外國統治和現代帝國主義的解毒劑。
按照我們的文化習慣，一個家庭的所有成員都有責任款待本家庭的其他成員。我親屬眾多，又有新的房子，這兩條就意味著我有許多客人。
面對來自政府的這種新的強大威脅，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走上不平常的歷史性道路。1949年，非洲人國民大會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努力，把自身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群眾組織。青年團起草了行動綱領，綱領的核心就是發動群眾運動。
反抗運動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會員從2萬人左右猛增到10萬人。會員數量增長最快的地區是東開普，有一半新會員來自那裡。
第四部鬥爭是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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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後面隱藏著的影響是，被禁止的人在某個時刻開始感到壓迫者並非來自外界，而是已經潛入內心。
從一開業，“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就被委託人圍得水洩不通。當時，我們雖然不是南非僅有的非洲人律師，但是，我們的事務所卻是南非唯一一家非洲人開辦的律師事務所。對於非洲人來說，我們這個律師事務所是首選的最後的求助對象。每天早晨到辦公室上班，我們都不得不從擁在走廊裡、樓梯上和我們的小會客室裡的人群中擠過去。
奧利佛有驚人的工作能力。他在每一位委託人身上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並不是因為專業上的問題，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有無限同情心和耐心的人。他完全進入了當事人的案情和生活之中，被群眾的困境，即作為一個群體的困境和單個人的困境所觸動。
我很快認識到，“曼德拉－塔博律師事務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這是一個他們可以隨時進來並能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場所，一個不會被拒絕和欺騙的場所，一個他們可以實實在在地為有與自己膚色相同的代表而驕傲的場所。這是我當初選擇當律師的原因，我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覺自己作出了正確的決定。
儘管貧窮，但是索菲亞頓很有特色，對於非洲人來說，它就是巴黎的左岸和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它是作家、藝術家、醫生和律師的家園。它既時髦又傳統，既有生氣又非常安靜。
我開始講話，話題從反抗運動之後政府的鎮壓愈演愈烈開始。我說，政府現在懼怕非洲人民的力量。發表講話時，我越講越激動。那年月，我被認為是煽動鬧事的演說家。我喜歡鼓動群眾，並且那天晚上我正是這樣乾的。
我接受了執行委員會的批評，從此之後，我在公開場合都忠實地捍衛非暴力策略。但是，我心中明白，非暴力策略並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方式。
看到普通人的建議遠比領導人的建議更高明，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最集中的要求是“一人一票”制。大家的共識是，這個國家屬於所有以它為家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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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我回到了特蘭斯凱，想在烏姆塔塔買一塊土地。我總認為，一個男子漢應該在他出生的地方擁有一個家，可以在那裡逃避喧囂找到安寧。
1956年3月，經過幾個月的相對自由之後，我遭到了第三次禁止。這次禁止讓我在約翰內斯堡受禁5年，受禁期間，不准我參加任何會議。此後6個月中，我將被隔離在同一個區域內，看同樣的街道、同樣的金礦和同樣的天空。我將不得不依靠報紙和別人的報告去了解約翰內斯堡外面發生的事情，別的任何東西我都不能指望。
第五部叛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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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著他們走到一輛警車前。當著孩子們的面被逮捕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即使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但是孩子們不可能理解當時的複雜情況，他們只知道，他們的父親被白人警察不作任何解釋就抓走了。
有人說過，只有進了監獄才能真正瞭解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不應從它如何對待其高級公民來判斷其好壞，而應當從它如何對待其最底層的人來判斷其優劣。
此後不久，奇特的巧合發生了。一天，在我的辦公室裡我偶然抬頭看了奧利佛一眼，發現那位年輕女士同她哥哥一起正坐在奧利佛的寫字檯前。我感到吃驚，努力控制著我的驚喜。奧利佛把他們介紹給我，說他們是為法律上的事來找他的。
我把這些事情都告訴了溫妮。我告訴她，我們很有可能要靠她作為社會工作者的微薄工資生活。溫妮表示理解，她說她做好了承擔各種風險的準備，願意與我同甘苦、共患難。我從來沒有許諾給她買金首飾和鑽石，我也沒有能力給她買這些東西。
我們於1958年6月14日舉行婚禮。我申請中止對我的禁令，當局給了我6天解除禁止的假期。在此期間，我可以離開約翰內斯堡。我也準備了彩禮，這是一種風俗，應該送給溫妮的父親。
我不認為這次判決說明這個法律體制本身是正確的，或者說，它證明黑人在白人的法庭上能討到公道。它不過是唯一的一次正確判決而已，從很大程度上說，它是優秀的辯護隊伍和審判班子秉公斷案的結果。
第六部黑色的海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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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時間已經不早，但我還是向這位經理介紹了《自由憲章》，並強調我們承諾不搞種族歧視。一個自由戰士必須抓住每一個機會向人民宣傳自己的主張。
我認為不應該沒有全面策劃就脫離我們已經驗證過的鬥爭策略，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採取更具有戰鬥性的罷工形式。最後，大家一致決定採取在家中靜坐的形式進行罷工。
生活在地下需要經歷一種地震式的心理轉換。你必須對每個行動進行計劃，不管行動是小還是看似不重要，因為當時沒有什麼事情是完全無罪的。
儘管我是一個喜歡社交的人，但是我更喜歡孤獨，我希望有自己左右自己的機會，自己做計劃、自己思考、自己謀劃。不過，我孤獨得有點過分，令我十分想念我的夫人和家人。
在頭幾個月裡，當局簽發了抓我的逮捕證，警察到處追捕我，我的潛逃生活使媒體產生了許多猜測，常常在頭版頭條發表文章，說我藏在什麼什麼地方。全國各地都設立了道路檢查站，但是，警察總是空手而歸。有人給我送了一個綽號，叫“黑色海綠花”。
在德尼斯·賴茨所寫的《突擊隊》一書中，我學習了英布（英國人－南非白人）戰爭期間布爾將軍們的游擊戰術。我閱讀了切·格瓦拉、毛澤東、菲德爾·卡斯特羅的著作和關於他們的書籍。
在埃德加·斯諾的光輝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中，我發現是毛澤東的決心和非傳統思想把他引向了勝利。
在利比里亞，我會見了土布曼總統。他不但為我們提供了5000美元用於購買武器和進行培訓，並且小聲對我說：“你有沒有零用錢？”我坦白地說，我的零用錢不多了。一位侍從武官立即給了我一個信封，裡面有400美元的現金。我從利比里亞去了加納，並在那裡見到了奧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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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認，在某種程度上，我屬於親英派。每當我想到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時候，我就想到了英國的議會制。在很多方面，我認為英國人就是典型的紳士。儘管英國是議會民主的發祥地，但正是這種民主把一種不公正的、致命的制度強加在我們的人民身上。雖然我憎恨英國的帝國主義主張，但是我絕不反對英國式的服裝和禮貌。
我知道，在倫敦我可以獲得在其他地方無法獲得的游擊戰方面的書籍。在倫敦，我恢復了我的地下生活方式，我不想把我在英國的風聲透漏到南非。南非安全部門的觸角一直伸到了倫敦。
我說，軍事訓練必須與政治培訓一道進行，因為革命並不只是一個扣扳機的問題，其目的是創造一個公平的、正義的社會。我第一次接受了自己戰士的敬禮。
第七部利沃尼亞
一天，我正在福特監獄的院子裡鍛鍊，這種鍛鍊包括慢跑、快跑、俯臥撐、仰臥起坐等。
不大一會兒，雅各布斯上校親自來到我的面前，他要我交出被他叫做“毯子”的那套服裝。我告訴他，對於我選擇在法庭上穿什麼服裝，他無權干涉，如果他想沒收我的豹皮服裝，我將把這件事一直告到最高法院。上校再沒有繼續索要我的“毯子”，但是當局只允許我在法庭上穿它，不允許在往來法庭的路上穿，以防止“影響”其他犯人。
許多年前，我還是特蘭斯凱一個村子中正在成長的一個孩子的時候，我聽過部落長者所講述的白人沒來之前的好日子。那個時候，人們在他們的國王和權威人士的開明領導下和睦相處，可以沒有任何障礙地在這個國家自由地、滿懷信心地遷徙。
監獄官員時刻都在提醒你，你可能被絞死。那天夜裡，一位獄警敲著我的牢房門說：“曼德拉，你不必為睡覺而擔心，你將會有很長很長的時間去睡覺。”我等了一會兒說：“我們大家，也包括你，都會有很長很長的時間去睡覺。”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安慰吧。
在我過去的生活中，我已經把自己獻給了非洲人民的鬥爭事業。我反抗了白人專制，我也反抗了黑人專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會的理想，希望大家在這樣的社會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機會。我希望為這個理想而生活，並努力把它變為現實。如果需要，我願意為了這個理想而犧牲自己的生命。
第八部羅本島：黑暗的歲月
我們降落在位於羅本島一端的飛機跑道上。那是一個陰暗多雲的日子，當我們走出飛機的時候，寒冷的冬風刺透了我們單薄的囚服。我們受到了帶自動武器的獄警們的迎接，氣氛十分緊張，但非常安靜，不像我兩年以前到達這個島上所受到的接待那樣喧鬧。
我們被押送到老監獄區，那是一個孤零零的石頭建築物，在那裡，我們被命令脫光衣服站在外面。監獄生活侮辱性的儀式之一就是當你從一個監獄轉到另一個監獄時，第一件事就是脫下原監獄的囚服換上新監獄的囚服。當我們脫光衣服時，他們扔給我們每人一套羅本島監獄的平紋卡其布囚服。
那年月，牢房裡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們總是穿著衣服睡覺。
我被關押在走廊頭上的一個牢房內。它的窗戶面對著院子，高度與眼睛齊平。我三步就能從牢房的一頭走到另一頭。當我躺下的時候，我的腳和頭都能觸及水泥牆。牢房的寬度大約有 6英尺，而牆的厚度卻至少有2英尺。每間牢房外面都有一個白色的卡片，上面寫著囚犯的名字和牢房號。我的卡片上寫著：“ N.曼德拉 466/64”，意思是說我是466號囚犯，於 1964年來到羅本島。我當時46歲，是一個被終身監禁的政治犯，這個小天地就是我不知還要住多長時間的“家”。
從我1962年在羅本島待了兩個星期之後，羅本島就發生了變化。1962年沒有幾個囚犯，羅本島與其說是個監獄，倒不如說是一個試驗基地。兩年後，羅本島儼然成了南非監獄體系中最嚴厲、最殘酷的監獄。它不僅對囚犯來說如此，對監獄管理人員而言也是最艱苦的地方。
幾個月內，我們的生活總是遵循一個模式，監獄生活千篇一律：每天都與昨天一樣，每週都與上週一樣。這樣，月份和年份有時就被相互混在了一起。任何有違這個模式的事情都會使監獄當局感到不安，因為千篇一律是監獄管理完善的標誌。
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的牢房的牆壁上填日曆。沒有時間感會很容易使一個人失去注意力，甚至失去判斷力。
監獄裡的時間過得很慢，正所謂度日如年。時間過得慢通常與不得不閒散和沒有生氣相聯繫，但是，在羅本島卻不是這樣，我們幾乎總是忙於工作、學習和解決爭端。然而，時間仍然過得很慢。部分原因是，在外面花幾小時或幾天就能解決的事，在監獄裡要花上幾個月或幾年。請求發一個新牙刷可能要六個月或一年的時間才能實現。
我基本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說不清這種樂觀主義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養起來的。這種樂觀部分地來自迎著太陽勇往直前的勇氣。有許多黑暗的時刻，人道主義信仰一時經受了痛苦的考驗，但是，我將不會也不可能向悲觀低頭。向悲觀低頭就意味著失敗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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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當局很尊重國際紅十字會，我在這裡用“尊重”這個詞，其中當然也包含“害怕”的意思，因為當局只尊重他們害怕的人和組織。
在幾個月內，我們大家實際上都在學習這樣那樣的學位課程。每到夜晚，我們的牢房與其說是監獄，倒不如說是一個學習的大課堂。
作為一名自由戰士和政治犯，我們有責任提高和加強我們自己，而學習是提高和加強我們自己的為數不多的方式之一。
對政治犯來說，報紙比黃金或鑽石都更寶貴，比渴望得到食物和香菸還迫切，可以說是羅本島上最珍貴的違禁物品。新聞是鬥爭的思維原材料，當局絕對不允許我們得到新聞。我們渴望得到新聞，沒有新聞，瓦爾特比我還要憂傷。監獄當局企圖實行新聞封鎖，他們不想讓我們知道任何可能鼓舞我們士氣或讓我們相信外面的人們仍然牽掛著我們的事情。
但是，人的身體在適應環境方面具有很大的潛力。我發現，如果一個人的精神十分頑強，就是在身體經受考驗的時候，他也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極限。堅定的信仰是經受住捱餓的秘訣，即使是腹中無食，精神也仍然是飽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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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長、監獄管理局局長，甚至也不是監獄長，而是負責其監禁區的獄警。
取得獄警們的同情則解決了我們在羅本島上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即傳遞信息。我們認為與 F區和G區的同志們保持聯繫是我們的義務，F區和G區都是關押普通犯人的地方。我們抱定決心，在監獄內也要像在監獄外一樣，繼續加強我們的組織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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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坐牢，自然沒什麼好處可言，可能只有一件事是個例外，那就是有時間思考。
我們經常反覆議論的一個話題是非洲是否有老虎。有人認為，雖然普遍推測老虎生活在非洲，但是，這是一個荒誕的說法，老虎的原生地是亞洲和印度次大陸。非洲有大量的豹子，但是卻沒有老虎。另外有人認為，孟加拉虎原產於非洲，並且，有的老虎現在仍然生活在非洲。有人則聲稱，曾經在非洲的灌木叢中親眼看到過這種最強壯、最漂亮的貓科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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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位普通犯人推著飯桶朝我們走來的時候，他低聲說：“沃爾沃德死了。”
沃爾沃德被證明既是種族大隔離的理論干將，又是種族大隔離的實踐大師。他史無前例地創造了班圖斯坦和班圖教育體制。
正如島上常常發生的那樣，我們總是先於我們的獄警得知重大的政治新聞。但是，第二天，獄警們顯然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因為他們把氣都撒在了我們的身上。這種花了幾個月才得以緩解的緊張關係忽然又緊張到了極點。當局開始對政治犯進行鎮壓，好像我們的手中正握著刺殺沃爾沃德的匕首一般。
看到這樣一位勇氣十足的女士走進我們的牢房和在我們監禁區的院子裡漫步，本身就是一種少有的、令人稱奇的景象。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心懷善意進入我們牢房的女議員。
在蘇茲曼女士來訪期間，範·任斯博顯得十分緊張。凱西說，在蘇茲曼女士與我們談話的時候，範·任斯博就他過去的所作所為道了歉。但是，他的悔悟並沒有堅持多久，因為第二天他就告訴我們，他將恢復對我們的所有指控。後來我們得知，蘇茲曼女士把我們的情況上報到了議會，她訪問後僅僅過了幾周，“小提包”就被調離了羅本島。
我母親的去世使我對自己的人生再次進行回顧和評價。她的艱難、她的貧窮，使我又一次對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提出了疑問。這一直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把人民的利益置於高於自己家庭利益的位置上，這是不是一種正確的選擇？長期以來，我母親對於我獻身於鬥爭事業一直不能理解。我的家人並不想捲入這場鬥爭，但是，我的捲入使他們也受到了連累。
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個答案。在南非，對於一個男子漢來說，不顧人民的需要是很難做得到的，就是犧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應顧全人民的利益。我作出了自己的選擇，最終，我母親也支持我所作的選擇。但是，這樣也不能減輕我為沒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以及沒能讓她安息而感受到的悲哀與痛苦。
第九部羅本島：希望的曙光
實際上，我的懷疑是正確的。因為後來我們得知，那個獄警是國家安全局（BOSS）的一個偵探。國家安全局是南非的秘密情報部門，他們的陰謀是先把我從島上放走，然後，在我企圖逃離國境的時候由安全部隊把我擊斃。整個計劃都是由國家安全局制訂的，就連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計劃幫我越獄逃跑的謠言也是他們製造的。
但是，多數人當時已經至少升到了C級。他們在 C級就可以學習，D級囚犯則不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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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凱西、瓦爾特和我正在院子裡談話，他們建議我寫一寫自己的回憶錄。凱西認為，出版這本書的最佳時間是我的60歲生日這一天。瓦爾特說：“這樣一本書，如果寫得真實而公正，可以讓人民瞭解我們的戰鬥歷程。”他還說：“同時，它將成為鼓舞年輕自由戰士鬥志的源泉。”這個想法打動了我，在後來的討論中，我同意寫一本回憶錄。
很快，獄警們就產生了懷疑。他們走到麥克面前說：“曼德拉在幹什麼？他為什麼夜間老是不睡覺？”麥克只是聳聳肩說不知道。我迅速地寫，僅用了4個月就完成了初稿。在措辭方面，我並沒有過多地斟酌。我的回憶錄涵蓋了從我出生到利沃尼亞審判的主要經歷，最後以羅本島的日記作為結尾。
麥克機智地把抄寫好的書稿藏在他用於學習的一捆記錄本內。只能用這個辦法才能使全部書稿瞞過監獄當局的眼睛，然後才能在1976年他被釋放時偷偷把書稿從監獄裡帶出去。我們的安排是，當書稿被安全轉移到國外的時候，麥克會秘密通知我們，只有接到書稿已經被安全轉到國外的消息後，我們才能把原稿銷燬。同時，我們需要先把這部500頁的手稿進行妥善處理。我們認為，能夠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手稿埋在院子的花園裡。院子內的監視不很嚴密，並且是斷斷續續的，因為獄警們通常都是坐在北頭的一個辦公室裡聊天。他們從辦公室裡看不見與隔離關押區相鄰的南端，而在南端恰恰就有一個小花園。我早上散步的時候順便考察了一下那個小花園，我決定就把手稿埋在那裡。
麥克於12月份被釋放後，他把記錄本寄到了英格蘭。在南非被軟禁6個月後，他逃出了南非，首先去了盧薩卡，到那裡去找奧利佛·塔博，然後又去了倫敦。他在倫敦住了6個月，並同一個打字員一起，重新對書稿進行了整理，最後形成了一份打印稿。然後，他又回到了盧薩卡，給了奧利佛一本。
從那之後就漸漸斷了消息。關於書稿的事，我從盧薩卡沒聽見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奧利佛對書稿做了些什麼工作。儘管我在監獄裡的時候，這個書稿並沒有出版，但是，卻為這本回憶錄打下了基礎。
黑人覺醒”與其說是一種運動，倒不如說是一種哲學思想，即黑人必須把自己從長達三個世紀的白人統治造成的自卑感中解放出來。只有這樣，非洲人民才能增強自己的信心，真正把自己從被壓迫狀態下解放出來。雖然黑人覺醒運動組織提倡建立一個非種族歧視的社會，但是，他們排斥白人在建設這樣的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
我認為，作為一個老一代政治領導人，我的作用可能會幫助他們樹立包容性更強的“大會運動”思想。我也知道，這些年輕人最終將會遇到挫折，因為“黑人覺醒”思想既沒有提供行動綱領，也沒有提供鬥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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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年初，監獄當局宣佈結束體力勞動，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可以在監禁區打發我們的日子。他們為我們安排了一些在院子裡乾的活兒，但是，這不過是一塊掩蓋他們“宣佈投降”的遮羞布。
對我們來說，體力勞動的結束是一種解放。現在我可以讀書、寫信，與我的同志們討論問題，或者處理法律文件。自由時間允許我去追尋我在羅本島養成的最大的業餘愛好：收拾菜園和打網球。
幾乎自從我在羅本島上開始服刑，我就要求監獄當局允許我在院子內開闢一個菜園子。幾年中，他們毫無理由地拒絕了我。不過，最終他們總算同意了，我在對面的牆根處開墾了一片狹長的小塊土地，搞了個小菜園。
監獄當局為我提供了種子。開始，我種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蔥，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麼好，但後來收成很快增加了。當局並沒有為允許我開闢這個小菜園而感到後悔，因為這個小菜園綠色滿園之後，我常常為獄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蔥。
對我來說，種植蔬菜是監獄中為數不多的自己能說了算的事情之一。先是播種、觀察各種植物的生長，然後是照料植物，最後就是收穫。這樣的勞動過程可以提供一種簡單但是經久的滿足。作為這一小塊土地的主人，它為我提供了一點自由的感覺。
結束體力勞動後，我有了更多的讀書時間，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書現在都讀透了。當我所學的那幾門課程被取消的時候，我仍然在攻讀倫敦大學的法律學士學位。在利沃尼亞審判期間，我就開始攻讀這個學位，學習權利被剝奪了四年，這將毫無疑問地使我在攻讀這個學位時花費更長的時間。
但是，中止學習權利也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那就是使我閱讀了許多其他的書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學習權利，我就不會閱讀這麼多的書。現在，我對小說也十分感興趣，而不是僅僅鑽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一個人要想真正領導他的人民，那麼他必須真正地瞭解他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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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新處境使我感到悲傷和憤怒。當她在索韋託的家中的時候，我至少能想象她在廚房裡做飯和在休閒室裡閱讀的情景，我還能夠想象她在房內醒來時的身影。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是那麼熟悉，也是我感到安慰的源泉。在索韋託，即便是她被禁止活動，周圍也有朋友和親屬。而在布蘭德福特，她和津澤卻是孤立無援的。
當其他人知道我們將離開這裡的時候，走廊裡出現了一陣混亂，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向我們這些年的同志好好地道別。對監獄來說，這是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與其他囚犯結成的友誼和忠誠關係，對監獄當局根本就不算什麼。
幾分鐘之內，我們都上了渡船，向開普敦駛去。我藉著落日的餘暉回頭看著那座小島，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再見到它。一個人對任何事情都能夠習以為常，我就已經習慣了羅本島。我在那裡生活了將近20年，雖然它不是一個家——我的家在約翰內斯堡，但是，它已經成為一個能夠使我感覺舒服的地方。我一直認為，改變是困難的，離開羅本島也不例外，不管當時它是多麼令人可怕。但是，我不知道在企盼什麼。
第十部與敵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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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爾斯穆爾是最大的安全監獄，它位於開普敦東南幾英里處一個名叫陶凱的、由綠草坪和整齊的平房構成的繁華的白人住宅區附近。監獄本身坐落在開普敦一個十分漂亮的風景區，北面有康斯坦提亞伯格山脈，南面有數百公頃葡萄園。但是，我們在波爾斯穆爾監獄那高高的水泥牆後面，卻看不到這種自然美。在波爾斯穆爾，我第一次體會到了奧斯卡·王爾德關於囚犯稱天空為藍色帳篷的絕妙比喻的真實性。
我們的推測幾個月後似乎得到了證實。這時，凱西也被轉移到了波爾斯穆爾監獄，他的確一直是最高組織機關的成員。更重要的是，凱西一直還是我們聯絡工作的負責人，正是由於他所做的工作，我們才能與新的年輕囚犯進行溝通。
我們甚至不需要去裝裝樣子參加勞動。我們的大房間附近還有一個小房間，那裡可以當做學習的書房，裡面有椅子、書桌和書架，我白天就在那裡讀書和寫東西。
在羅本島上，我在自己狹小的牢房裡做鍛鍊，而現在，我們有了鍛鍊的地方。在波爾斯穆爾監獄，我早晨5點起床，然後在我們的公共房間鍛鍊一個半小時。我每天重複著同樣的鍛鍊內容：跑步、跳繩、仰臥起坐、俯臥撐。我的同志不喜歡早起，所以我的這些鍛鍊項目很快使我在牢房裡成了一個很不受歡迎的人。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討價還價，囚犯又怎麼能談和約……當我和你們，我的人民，還沒有獲得自由的時候，我不能也不會提供任何承諾。你們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開的。我會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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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假裝把這件事當做世界上最正常的一件事，但實際上，我仍然感到吃驚。政府正在以緩慢、試探的方式希望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在某些方面實現和解。庫依茨的到訪無疑就是一根橄欖枝。
我一回到波爾斯穆爾監獄，立即被帶到監獄一樓的一個新的牢房裡。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側樓，上面還有三層。我一共有三間房子，還有一個單獨的衛生間。一個房間可以用來睡覺，一個房間在大廳的對面，用來做書房，另一個房間可以鍛鍊身體。按照監獄的標準，這有點兒過於奢侈了。但是，這些房間有一個缺點，那就是潮溼發黴，只能見到很少的自然光線。我對準將沒說什麼，因為我知道這並不是他的決定。我需要時間考慮他們把我轉移到這裡的意圖。政府為什麼要採取這一步呢？
我單獨居住也為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我決定用這個機會做我長期以來一直想做的事情：開始與政府談判。我認為，通過談判把鬥爭向前推進的最佳時機已經到來。如果我們不立即開始對話，雙方都將很快陷入鎮壓、暴力和戰爭的黑夜。單獨居住無疑為我提供了一次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第一步的機會，如果不認真地審時度勢，有可能導致這種努力歸於失敗。
我們反對白人少數統治的歷史已有大半個世紀之久，我們進行武裝鬥爭也已經有20多個年頭。雙方有許多人已經死去。敵人強大而堅決，他們雖然擁有各種轟炸機和坦克，但是，他們一定感覺到自己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儘管我們還不算強大，但是，正義卻在我們這一邊。我很清楚，軍事勝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雙方在沒有必要的衝突中使成千上萬的人犧牲生命，這是毫無道理的。他們也一定知道這一點，是到了和談的時候了。
對於我打算做的事，我決定先不告訴任何人，既不告訴樓上的我的同事，也不告訴盧薩卡的那些人。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集體，但政府卻讓這個集體無法發揮集體的作用。我沒有把握或時間與整個組織討論這些問題。我知道，我樓上的同事可能會因我提出這樣的建議而譴責我，甚至沒等我的這種進取精神發揮作用就把它扼殺掉。有時，作為一位領導人，他必須在前面站出來，帶領大家朝著一個新的方向前進，並確信自己正在帶領大家走上正確的道路。最後，當出現問題的時候，我的孤立處境可以為我的組織提供一個藉口：老人被單獨關押，完全與外界斷絕了聯繫，他的行動完全屬於個人行為，不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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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長似乎十分欣賞我的新服裝。“曼德拉，你現在看上去像是一位總理，哪像是一個囚犯。”他笑著說。
代表團許多成員都非常關心我的政治傾向和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下的南非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南非民族主義者，不是一個共產黨人。民族主義者承認在南非長期居住的人，不分膚色，都屬於南非民族，並且我決心致力於建設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社會。我告訴他們，我相信《自由憲章》，這個憲章體現了民主和人權原則，但它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藍圖。
我再一次聲明，這些觀點是我自己的觀點，並不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同時，我建議，如果政府從各個城鎮撤出軍隊和警察，非洲人國民大會將同意停止武裝鬥爭，作為談判的序幕。我告訴他們，僅僅釋放我，並不會阻止這個國家發生暴力或帶來和平。
在著名人士代表團計劃會見內閣部長們的那天，依照博塔總統的命令，南非國防部隊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博茨瓦納、贊比亞和津巴布韋的基地發動了空襲和突然襲擊。這完全破壞了和談的氣氛，著名人士代表團立即離開了南非。我又一次感到，我為促進和談所做的工作遭到了挫折。
奧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國民大會號召南非人民舉行武裝暴動，人民積極響應。動亂和政治暴力達到了新的高潮。群眾的憤怒失去了控制，城鎮變得動盪不安。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與日俱增。 1986年6月12日，政府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企圖捂住抗議浪潮的蓋子。從表面上看，選擇這個時間似乎對和談不怎麼吉利。但是，最讓人灰心喪氣的時候，常常也正是發生轉機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人們往往要尋找走出困境的辦法。當月，我給威廉姆斯將軍寫了一封很簡單的信，只是說：“我希望看到你能在國家重大問題方面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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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幾個方面來說，這樣的遊覽都是有益的。我看到在我被關進監獄之後的這段時間內，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去的地方主要是白人居住區，因此，我可以看到白人生活得特別富足和安逸。儘管這個國家正處在動亂之中，並且有些城鎮正處於開戰的邊緣，但白人的生活卻十分平靜，一點也沒有受到打擾。
我非常喜歡這些小小的冒險活動，我非常明白，當局並不是有意讓我純粹地進行消遣，而是有別的想法。我意識到，他們是在讓我適應南非的生活，可能同時也想讓我先熟悉一下這種有限的自由，這樣我將會為了獲得徹底的自由而自願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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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說，如果你原則上不反對和談，那麼誰主動與誰談又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取得談判成功，至於如何開始談並沒有多大關係。我告訴瓦爾特，我認為，我們應該推動和談，不必擔心誰先敲誰的門。瓦爾特看出我的決心已定，他說他不會阻止我，但是，他希望我對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心中有數。
我大膽地表示，如果政府決定使用和平方式，非洲人國民大會也將使用和平的方式。我說：“放棄暴力的主動權在你們的手中，而不是取決於我們。”
我說，首先沒有哪個有自尊心的自由戰士會服從他正在與之鬥爭的政府的命令，或僅僅為了取悅於對手而拋棄自己長期的盟友。然後，我又作了大量的解釋，說明共產黨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是兩個不同的組織，兩個組織的短期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種族壓迫，建立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南非，但是，我們的遠期目標卻是不同的。
我在那篇文章中說，《自由憲章》不是社會主義的構想，而是非洲式資本主義的藍圖。我告訴他們，從那時起，我的這個思想一直就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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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非洲人國民大會慶祝成立75週年，並於當年底在坦桑尼亞舉行了慶祝大會。當時，有50多個國家派代表團出席了大會。奧利佛宣佈，武裝鬥爭將會進一步加強，直到政府準備和談、廢除隔離制度為止。兩年前，在為紀念《自由憲章》誕生30週年而在贊比亞的卡布韋舉行的大會上，其他種族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首次被選進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宣佈，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全部領導人被從監獄釋放出來前，非洲人國民大會不會再與政府舉行談判。
第二天早上，我考察了我的新住處，發現後院裡有一個游泳池，另外還有兩間小臥室。我走出房間，欣賞著那一棵棵為房子遮陰納涼的高大樹木。整個去處讓人感到遙遠，似乎與世隔絕。唯一有損這幅田園詩般的圖畫的，就是牆上裝有帶刺的鐵絲網和出口處有警衛站崗。儘管如此，它仍然不失為一處美妙的地方，因為這座別墅可以說是介於監獄和自由之間。
他告訴我，維克多·維爾斯特這座別墅將是我成為一個自由人之前最後的一個家。他說，這次搬家的理由是想讓我有一個安閒、舒適的地方舉行私下會談。
這座別墅確實讓我有一種自由的感覺，我可以隨意睡覺和起床，願意什麼時候游泳就什麼時候去游泳，想什麼時候吃飯就什麼時候吃飯，吃的也都是可口的飯菜。白天可以隨便到外面走走，在我希望散步的時候去散散步，這是一種自我感到榮耀的時刻。窗子上沒有鐵欞子，也沒有叮叮噹噹的鑰匙，因為不再需要鎖門和開鎖。在那裡，處處都使我感到愉快，但是，我從來沒有忘記那只是一個鍍了金的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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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波爾斯穆爾監獄的四位同志來看我，我們討論了我準備提交給總統的那份備忘錄。備忘錄包含了我們在秘密會談中所談的多數內容，但是，我仍然想讓總統直接聽聽我的想法。他會明白，我們並不是怒目相向的恐怖分子，而是有理性的人。
3月份，我在致博塔先生的備忘錄中說：“正如其他南非人都毫無疑問地感到不安一樣，我為南非分裂成勢不兩立的黑人和白人兩大陣營互相殘殺而感到不安。”為避免這種局面併為和談奠定基礎，我建議政府同意放棄對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的三項要求作為和談的前提條件，即，放棄暴力、與南非共產黨決裂和放棄多數原則。
在國際戰線上，奧利佛·塔博與大不列顛政府和蘇聯舉行了會談，並於1987年1月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美國承認，非洲人國民大會是解決南非問題不可缺少的因素，對南非的制裁仍然在繼續，並且正在進一步加強。
那年的7月，為了我的71歲生日，幾乎我全家都到維克多·維爾斯特別墅來看望了我。這是我第一次與我的夫人、兒子、女兒、孫子和孫女團聚，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令人高興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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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W.博塔從他氣派的辦公室對面朝我走過來。顯然，他事先已經對自己的步幅作過演練，因為我們正好到達房中間的時候走到了一起。他笑容滿面地伸出了手，事實上，從這一時刻開始他完全使我放鬆了下來。他客氣、恭敬而友好，顯得有點兒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很快就擺好姿勢，兩人握著手拍了照，然後與科比·庫依茨、威廉姆斯將軍和巴納德博士一起坐在了一張長桌子旁。有人給我們倒上茶，然後我們就開始談判。
儘管這次會談從和談的角度講並沒有取得進展，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講，還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博塔先生早就說過，我們必須跨過魯比肯河，但是，他直到那天上午在圖因胡伊斯才親自這樣做了。當時我認為，我們並沒有走回頭路。
一個多月之後，即1989年8月，P. W.博塔走上國家電視臺，宣佈辭去國家總統的職務。在一篇近乎漫談式的告別演講中，他指責內閣成員不守信用，對他置之不理，使非洲人國民大會佔了便宜。第二天， F. W.德克勒克作為代總統宣誓就職，並宣佈將致力於改變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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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與由於瓦爾特和其他人的釋放使我產生的那種興奮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顯得有點兒蒼白。這是我們那麼多年一直渴望到來併為之戰鬥的一天。德克勒克實踐了他的諾言，人們被無條件地釋放了，他們可以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名義發表講話了。顯然，對組織的取締也已經不再有效，這說明我們的長期鬥爭和我們堅持原則的決心是正確的。
德克勒克著手有步驟地拆除各種隔離制度的障礙，他宣佈，南非海灘度假勝地向所有膚色的人開放，並聲明，《保留福利設施隔離法》將很快被廢除。
在幾位同事的指點下，我給德克勒克寫了一封信。與曾經寄給P. 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這封信的主題是政府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的談判問題。我告訴這位總統，當前的對立正在消耗著南非的生命力，談判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我說，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接受沒有先決條件的談判，特別是沒有政府要求的那種前提條件：停止武裝鬥爭。政府要求“真誠地致力於和平”，而我指出，我們準備和談是真心實意的。
我告訴德克勒克先生，我對他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和闡述和解的內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話深深地影響了千千萬萬的南非和世界人民，因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個新南非的誕生。我說，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徹底廢除隔離制度，以及為加強隔離所採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說，那個講話精神後來並沒有多少見之於行動。許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為以其他方式繼續實行隔離制度。
2月9日，也就是德克勒克在議會致開幕詞七天之後，我又一次接到了去圖因胡伊斯的通知。下午6點，我到達了總統府。我與微笑著的德克勒克在他的辦公室裡見了面，當我們握手的時候，他告訴我，他準備第二天就把我從監獄裡放出來。儘管南非和全世界的媒體幾周來一直在推測我即將被釋放，但是，這個宣佈無論如何對我來說都算是一個驚喜。並沒有人告訴我，德克勒克要見我的原因是告訴我他打算讓我獲得自由。
我說，明天就這樣出去，可能會引起混亂。我請求德克勒克，從那天算起一週後再釋放我。等了27年後，我當然能夠再等上一個禮拜。
德克勒克對我的反應感到吃驚，他沒有對我的要求作出答覆，而是繼續講述釋放我的計劃。他說，政府會用飛機先把我送回約翰內斯堡，並正式在那裡釋放我。沒等他說完，我就告訴他，我強烈反對以這種方式釋放我。我想步行走出維克多·維爾斯特監獄的大門，並能向那些關照我的人表示感謝，向開普敦的人民表示問候。儘管我來自約翰內斯堡，但是，我已經在開普敦待了接近30年。
我要回約翰內斯堡，但是，我會自己選擇在什麼時候回去，而不是在政府要我回去的某個時候回去。“一旦我獲得自由，”我說，“我會自己照顧自己。”
德克勒克又一次說了聲“對不起”，便離開了他的辦公室。 10分鐘後，他帶回了一個折中辦法：“好，我可以在維克多·維爾斯特釋放你，但是，釋放時間不能往後延了。”政府已經告訴國外的媒體，我第二天將被釋放，他們認為不能違背自己作出的聲明。我覺得，不能再在這件事上爭論。最後，我同意了這個折中辦法，德克勒克為我們每人倒了一杯威士忌以示祝賀。我舉起威士忌呷了一口，但僅僅是假裝喝而已，因為這樣的烈性酒對我來說勁兒太大了。
我直到接近午夜的時候才回到了我的別墅，一到了那裡，我立即給我在開普敦的同事們捎信，我將在第二天被釋放。我又設法給溫妮捎信，並給住在約翰內斯堡的瓦爾特打了電話。他們都將於第二天乘包機飛到開普敦。那天晚上，幾位來自被大家稱為全國接待委員會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人士來到我的別墅，為我起草我將在第二天發表的聲明。他們一早就離開了我的別墅，儘管我心情十分激動，但我當晚還是好好地睡了一覺。
第十一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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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我的那天，我4點半就醒了，只睡了幾個小時。那天是2月11日，是一個萬里無雲的日子，也是開普敦結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簡單的常規鍛鍊，然後洗漱並用了早餐。
監獄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約頭20年裡，我幾乎沒積累下什麼東西。但是，最後幾年我卻攢了足夠多的財產——主要是書和資料，足以彌補過去幾十年的不足。我這些家當裝了十幾個箱子。
當時，幾乎沒有多少告別的時間。根據計劃安排，溫妮和我乘車去監獄的前大門。我已經告訴了監獄當局，我想與關照過我的警衛人員和獄警告別，我請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在前門等著我，在那裡，我將與他們一一道別。
下午3點過幾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廣播電臺的主持人給我打電話，他要求我在距離大門前幾百英尺處走下車來，這樣，他們就能夠為我拍攝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這個要求似乎是合理的，於是我同意了。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認識到，事情可能並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樣平靜。
到了3點30分，我開始緊張起來，因為已經過了計劃安排的時間。我告訴接待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讓他們再等了。將近4點時，我們乘車離開了維克多·維爾斯特別墅。大約在距大門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車子慢慢地停下來，溫妮和我從車上下來，開始朝監獄的大門走去。
當一個電視臺記者把一個長長的、黑糊糊、毛茸茸的傢伙對著我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後退了一步，還以為那是在我被關押期間發明的一種什麼最新式武器呢！溫妮告訴我，那是一種麥克風。
我絕不會屈服，並且鬥爭對我來說並沒有結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剛剛開始。讓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這一點，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重申，我是“一個忠誠的、守紀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我鼓勵大家回到自己的戰鬥崗位上，加強鬥爭，共同走過這段最後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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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的記者問我在組織中將起什麼作用時，我告訴他們，非洲人國民大會讓我起什麼作用我就起什麼作用。
我告訴記者們，在我繼續支持武裝鬥爭和提倡和談之間並不存在矛盾。正是武裝鬥爭的現實和威脅，才迫使政府走到了談判桌前。我補充說，當政府停止向非洲人國民大會實施暴力的時候，非洲人國民大會也會以和平回報政府。有人提到制裁問題，我說，非洲人國民大會還沒有要求減輕制裁，因為導致制裁的主要形勢——黑人沒有政治自由——仍然沒有任何改變。
“白人也是南非的同胞，”我說，“我們想讓他們感到安全，並想讓他們知道，我們對他們為這個國家的發展所作的貢獻表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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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訪問非洲，這次出訪包括許多國家。在我釋放後的頭前來6個月裡，我在國外度過的時間比在國內度過的時間還要長。凡我所到之處幾乎都有大批熱情的圍觀者，儘管我十分疲勞，但仍然有許多人圍觀和護送，他們用這種方式鼓勵我。在達累斯薩拉姆，我受到了大約 50萬人的熱烈歡迎。
1990年4月，我飛往倫敦參加為我在溫布利舉辦的音樂會。許多國際藝術家都將參加演出，但多數我都不認識，同時，這次音樂會還將向全世界進行電視轉播。我利用這個機會衷心感謝全世界為反對種族隔離所作的努力，他們在對南非實施制裁、督促南非政府釋放我本人和其他政治犯，以及對我國被壓迫人民給予的真誠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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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與全國執行委員會商量，我宣佈停止我們之間的談判，並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他不能一方面搞和談，另一方面又在屠殺我們的人民。
儘管表面上採取了改革措施，但德克勒克絕對算不上是一個偉大的救星。他只是一個漸進主義者，一個謹慎的實用主義者。他不願意因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丟掉權力。他進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確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統治制度下仍然佔據統治地位。他不準備為結束白人統治制度而進行談判。
在三天談判結束的時候，我們達成了一個後來被大家稱為“格魯特舒爾備忘錄”的協議。雙方都保證繼續進行和平談判，並敦促政府承諾取消緊急狀態法。他們很快就在暴力事件經常發生的納塔爾省以外的其他各省兌現了這一承諾。我們同意建立聯合工作小組，以解決我們前進道路上存在的障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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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多年後，我又看到了我的那個村莊，不論是已經發生變化還是沒有發生變化，對我的觸動都很大。我小的時候，庫努人根本不問政治，他們不知道為非洲人的權利而鬥爭，人們順其自然地接受生活，並沒有改變它的夢想。但是，當我回來的時候，我聽見庫努村小學的學生們在唱著歌頌奧利佛·塔博和民族長矛軍的歌曲，我為當時鬥爭已經滲透到了非洲人社會的各個角落而感到驚奇不已。
在那個月中，我還回到了另一個“家”。為了勸說25名民族長矛軍政治犯，讓他們接受政府的大赦離開監獄，我又回到了羅本島。儘管我8年前就離開了這座島，但是，我對這所監獄仍然記憶猶新，懷舊之感沒有絲毫淡化。經過多年都是被別人探視之後，成為羅本島上的一名探視者令我有一種奇特的感受。
據報道，有100萬人直接觀看了我們的隊伍穿過市區，看見他們對反對種族隔離鬥爭給予支持的熱情場面使我深受感動。從報刊上看，紐約總是給人一種冷酷的感覺，但是，我第一天來到這座城市的感受卻恰恰相反。
在去孟菲斯和波士頓之後，我又去了華盛頓。在那裡，我在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了演講，並與布什總統單獨進行了會晤。我感謝美國國會關於反對種族歧視的立法，並告訴他，新南非希望實現創建我所面對的這種兩院體制的價值。我說，作為自由戰士，我們不可能不瞭解像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和托馬斯·傑斐遜這樣的偉人，也不可能“不被他們的行為所感動”。我還傳遞了繼續對南非制裁的強烈願望，因為我瞭解到，布什政府認為已經到了解除對南非制裁的時候。我敦促美國國會不要解除制裁。
對我觸動最大的是，在我被關押的幾十年裡，這個小行星竟然變得如此之小。讓我感覺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世界北屋脊上的年輕因紐特人竟然能看到非洲南端釋放一名政治犯。電視使這個世界變小了，並且正在成為消除無知、促進民主的強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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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地對我們的支持者所講的那樣，儘管我們暫時停止了武裝行動，但是，我們並沒有終止武裝鬥爭。
然後，我告訴他，在其他任何國家發生這樣大的悲劇，當有30多人被屠殺的時候，國家的領導人都會發表聲明表示哀悼，但他卻一句話都沒有說。對我提出的問題，他沒有作任何答覆。我要求德克勒克向我作出說明，但他卻對此事未置一詞。
政府中的許多人，包括德克勒克先生，對發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采取的是一種視而不見或聽之任之的態度。毫無疑問，警察和安全部隊的最高領導正在幫助“第三武裝”。這些疑點後來被媒體所證實。據報紙披露，南非警察的確在秘密資助因卡塔自由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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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奧利佛經過30年的國外流亡生活之後回到了南非。有他在我身邊，使我感到非常高興。他回來是為了參加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協商會議，來自國內外的45個不同地區的1500多名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
我們要求政府最晚在5月份滿足我們的要求。德克勒克先生通過要求5月份召開多黨派會議討論暴力問題對我們的要求作出了答覆，但是，我的回答是，召開這樣的會議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政府完全知道要結束暴力必須做什麼事情。 5月份，我們宣佈停止與政府談判。
1991年7月，非洲人國民大會30年來第一次在南非國內召開了年會。有2244名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們都是從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國內外的分支機構民主選舉產生的。在這次大會上，我全票當選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西里爾·拉馬福薩被選為總書記，充分表明火炬將從老一代領導人手中傳遞給年輕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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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告訴他，只有當我們成為收繳武器的政府的一部分時，我們才上繳我們的武器，不到那時我們是不會上繳的。
1992年4月13日，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在我的兩位老朋友、老同志——瓦爾特和奧利佛的陪同下，我宣佈與我夫人分手。形勢變得如此困難，我認為我們的分手對各有關方面——非洲人國民大會、家庭和溫妮，都是最佳選擇。儘管我把這件事提交非洲人國民大會進行了研究，但是，離婚本身是基於我個人的原因。
“我們看著我們的孩子們在沒有我們的指引下成長，”我在我女兒的婚禮上說，“當我們真的［從監獄裡］出來的時候，我的孩子們說，‘我們認為我們有父親，並且有一天他將會回來。但是，讓我們失望的是，我們的父親回來後又不和我們在一起了，因為他現在成了國父。’”作為一國之父是莫大的榮譽，但作為一個家庭之父卻是莫大的愉快。然而，這種愉快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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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一個人應當在其出生的地方有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家。自從被釋放後，我就打算在庫努為自己建一所村舍。1993年秋天，房子建成了。這所房子是模仿我在維克多·維爾斯特住過的那所房子建造的。大家經常對這所房子評頭論足，但是，我對這些評論的回答很簡單：維克多·維爾斯特那所房子是我住過的第一所寬敞、舒適的房子，我很喜歡那種樣式。
我對那所房子的結構十分熟悉，因此，在庫努我也就不必在夜間摸索著找廚房。
在柏拉圖關於金屬的寓言中，先哲把人分成了金、銀、鉛三類。奧利佛就是純金，他的智慧、他的友情和博愛、他的寬容和慷慨、他的始終不渝的忠誠和自我犧牲精神，就像金子一樣閃閃發光。他作為一個領導人，我非常尊敬他；他作為一個人，我是那樣地熱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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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很少有人能記住1993年6月3日這個日子，但是，這一天卻是南非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就在這一天，經過在世界貿易中心舉行了幾個月的和談之後，多黨會議投票確定了南非第一次進行全國性、不分種族、一人一票式選舉的日子：1994年4月27日。
我從來沒有過分關心對個人的獎勵。一個人不會僅僅為得獎而成為一名自由戰士，但是，我與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這讓我深受感動。對我來說，諾貝爾和平獎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涉及南非的歷史。
我還告訴白人聽眾，我們需要他們，不想讓他們離開這個國家。他們像我們一樣，都是南非人，這裡也是他們的家園。直言不諱地說，我對隔離制度十分反感。但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說，我們應該忘記過去，把精力集中到為大家創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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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德克勒克對我提出了批評，”我然後看著他說，“先生，你依然是我信賴的人士之一。我們將共同面對這個國家的問題。”這時，我伸過手去握住了他的手說：“我為握著你的手共同前進而感到自豪。”德克勒克先生似乎有些吃驚，但他很高興。
5月2日晚間，德克勒克先生髮表了一個措辭溫和的講話，承認競選失敗。在經過了3個多世紀的統治之後，佔少數的白人終於承認在大選中失敗，並把權力交給了佔多數的黑人。
我反覆提醒大家，解放鬥爭並不是一種反對任何一個團體或種族的戰鬥，而是反對一種壓迫制度的鬥爭。我利用一切機會表明，全南非人現在必須團結起來，我們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樣的人民，我們要攜手並肩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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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那些漫長而寂寞的歲月裡，我對我自己的自由的渴望才變成了我對所有的、不論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
我已經走過了漫漫的自由之路。我一直在努力地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但在這條路上，我也邁錯過腳步。我已經發現了一個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後，你會發現還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我在這裡稍停片刻，悄悄地看一看周圍的壯麗景觀，回頭看看我已經走過的那段路程。不過，我只能稍息片刻，因為伴隨著自由而來的責任，使我不敢就此卻步，我的漫漫自由路還沒有到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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