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素《草書千字文》局部
按古文字學家的意見，古代的識字書與供查閱的字典、刊正字體的字樣、還有集錄古文字字形和用“六書”理論分析文字的書，都屬於字書。
我國最早的字書，就是供學童習誦的識字書。班固撰《漢書》，據劉歆《七略》列《藝文志》，是最早的圖書分類目錄，其中“小學”(今天稱為古文字學)類的書，基本上是這些識字書。《隋書·經籍志》以經史子集類別圖書，識字書歸屬“經”部，為學者所重視。
古人為什麼重視識字書?大概因為文字有特別神秘的力量，傳說倉頡造出文字，神靈似乎感到害怕，“天雨粟，夜鬼哭”(《淮南子·本經篇》)。東漢許慎明確提出文字有跨時空的大作用，他說，“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只有依靠文字才能實現，而且是“王政之始，經藝之本”。這些觀念深入人心，以至形成“敬惜字紙”的傳統。古人還說，書中自有顏如玉、黃金屋，當然也有烏紗帽。這一切，不管是關乎文化、王政，還是繫於仕途經濟、榮華富貴，都要從識字寫字開始，識字書是本中之本，是開啟“百寶箱”的第一把鑰匙，所以古人看重它。
最早的識字書，叫《史籀篇》，王國維稱它是“字書之祖”。《漢書·藝文志》記載，它是西周晚期宣王的太史撰寫的，有十五篇，所謂“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王國維考證後的意見是：《史籀篇》的章句是秦國人編訂的，那時沒有印刷術，書寫成了，要傳播，須手抄，秦國地處西周故地，他們抄書的字體，依然是西周的大篆體。《史籀篇》早已亡佚，其文字形態在《說文解字》中保存了一些，它的本相，恐怕與秦國的《石鼓文》書法更接近吧。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文字上也要統一，於是從編識字書做起，由三位書法水平很高的大官僚分頭編書，李斯作《倉頡篇》七章，趙高作《爰歷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這些書也已亡佚，但在本世紀發現的漢簡中還能看到一些遺文，如《居延漢簡》中的“倉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詔，謹慎敬戒，勉力風誦，晝夜勿置”，《阜陽漢簡》中的“街巷垣牆，開閉門閭”。行文夾敘夾議，排比羅列，把偏旁相同或字義相近的字連並在一起，四言一句，文句諧韻，宜於記誦。這種編寫方法，估計是承襲《史籀篇》的套路。但抄寫的書體卻更新了，一律採用省改《史籀》大篆而成的小篆。
普及小篆，是秦朝的重要文化政策。從秦朝以至西漢初年的書法遺蹟看出，當時的確切實認真地推廣了小篆。用小篆寫出的識字書，是秦政府推行小篆的主要途徑。後人記敘秦朝書法歷史，都注意到立於東土山巔之上的幾塊刻石書跡，卻忘記了李斯等人編寫的識字書才能走入千家萬戶，對於普及小篆書體的實際作用，要遠遠大於那些人們很少見到的紀功刻石的書跡。
在西漢立國後的70年間，秦朝的識字書還在繼續使用，稍有改變的是，鄉里書師合併《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共五十五章，統稱《倉頡篇》(《漢書·藝文志》)。小篆在西漢前期也很流行，石刻、青銅器、印章、信幡，以及錢幣上的文字，為了顯示莊重，都用小篆體。漢人沿用和取法秦小篆，直接的途徑，可靠的依據，大概就是秦朝識字書中保存的小篆書法。
在西漢前期，日常的手寫體是古隸，所以這時也有了古隸書體的《倉頡篇》，我們可以在1977年發掘的《阜陽漢簡》中看到，筆畫橫平豎直，有平出的波拂，大概是寫字書必須規範的緣故，形體寫得很整飭，還保存著許多篆書的結構。
到了開疆擴土的漢武帝時期，漢朝政府開始大事文化建設，“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搜求遺書舊籍的同時，“口吃而善著書”的文學侍臣司馬相如編寫出字無重複的識字課本《凡將篇》，這是漢朝人編的第一本字書。元帝、成帝兩朝，又有黃門令史游、將作大匠李長先後編寫出《急就篇》、《元尚篇》。此後不久，平帝“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人，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十章，無復字”(《漢書·藝文志》)。東漢和帝永元年間(89—104)，又有郎中賈魴作《滂喜篇》。後來，晉人將漢朝書師合併秦朝三書的《倉頡》、揚雄的《訓纂》、賈魴的《滂喜》合稱《三倉》，是後世學者研究古文字的重要文獻。
漢朝的識字書，未曾定尊於一本，但文風都受到辭賦的影響，司馬相如、揚雄本人就是漢朝著名的辭賦家，所以編寫的課文，句式不再是一律四言一句，如《凡將篇》有七言句：“淮南宋蔡舞嗙喻”(《說文解字》“嗙”字註釋引文)，“黃潤纖美宜制褌”(《文選》左太沖《蜀都賦》劉淵林注引)，而《急就篇》則三言、四言、七言句式都有，誦讀起來，頗有抑揚頓挫的節奏感。
漢朝的識字書，只有《急就篇》與書法的關係至為密切，又恰恰是這一篇基本完整地保存下來了。據說，史游當初編訂《急就篇》，是用草書體書寫的。南朝宋王愔《文字志》解釋草書流行的原因時說：“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解散隸書，粗書之”，是草書的早期特徵，後世稱作章草。唐朝張懷瓘就是據王愔的記載來確認史游是“章草之祖”的(《書斷》上)。《急就篇》最初是用章草寫出，只是見於記載，誰也不曾見到過。周祖謨先生按文字史的常理推斷，認為當初應該是隸書的面貌。在漢簡中，就有書吏用隸書抄寫的《急就》。 在東漢磚文裡，也有工匠用潦草的隸書體態刻劃的《急就》。西域出土的晉文書殘紙中有《急就》一紙，有隸書、章草各數行。漢晉之際，草書大行於世，晉人以隸、草二體寫《急就》，恐是漢時舊本的傳寫，隸書方便於識字，草書無異於法帖。
漢晉許多書家都寫過《急就篇》，著名者有張芝、崔瑗、鍾繇、索靖、衛夫人、王羲之等，啟功先生說魏晉書家寫《急就篇》，是因為《急就》“存草字之淵藪而書之”。但《急就》的草書本到底是東漢時草書大行之際才出現的，還是其編訂之初就以章草寫出，仍然是一個謎。但東漢以來有這麼多書法家用美觀的書法寫《急就》，無疑是它得以流傳下來的重要原因。
在南北朝時期，《急就篇》仍然是通行的識字書。尤其是在北朝，書寫《急就篇》是書法家樂於自任的雅事。《魏書·崔浩傳》記載：“(崔)浩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以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強’，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跡，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入小學寫《急就章》的記載，在北朝史書中時有所見。如北魏劉蘭“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章》”(《魏書·儒林傳》)。
《急就篇》在北朝一直流行，但崔浩寫的《急就》稱“章”而不稱“篇”，所以北魏以來，改稱《急就章》。崔浩對其中的文句也作了改動，如“馮代強”一句，日本空海臨本作“馮晉強”，所據是晉人帖，三國皇象本作“馮漢強”，是據漢寫本。“代”是北魏國號，所以稱“馮代強”以示不敢犯國。崔浩的寫本，書法面目不清，啟功先生推斷，崔氏為書法世家，在北朝與盧氏並峙北朝初年的書壇，崔法衛瓘，盧宗鍾繇，“俱習索靖之草”，而“浩書體勢及其先人”，那麼應該是用草書寫《急就篇》。《隋書·經籍志》著錄崔浩撰《急就章》二卷，他自己在上表中也說到過註解《急就》，在吐魯番出土的高昌延昌八年(568)《急就章》寫本殘紙，有注，可能是崔浩的注本，而殘紙上作真書，大概是北朝人習用的本子。
歷代《急就篇》書法遺蹟，有隸書、真書、行書，而以草書為大宗。草書中，陸柬之、空海、宋太宗寫本是今草，但最古而流傳最廣的帖本是皇象的章草本。唐朝時，《急就篇》識字書的功用被《千字文》取代，大有廢棄之虞。慶幸的是，《急就》的寫本保存著章草書法，又是魏晉書家寫本，才免遭滅頂之災。後來書家寫章草書都以《急就章》為範本，《急就章》便成了章草法帖的專名。
《急就章》在元朝時命運驟然好轉，趙孟頫、鄧文原曾經力寫皇象本《急就章》以彰明古法，使章草書法在唐宋式微之後又得以復興。明朝書家承慕元朝書風，宋克以寫《急就章》而成為章草大家。正統年間(1436-1449)，楊政得到宋朝葉夢得所摹皇象本《急就章》，以宋克的寫本補其缺字，勒石於松江，即松江本《急就篇》。明清以來，書家臨習章草書，規模的法帖就是這本《急就章》。如果漢晉書家不曾用章草寫《急就篇》，這本漢朝的字書恐怕和其他字書一樣湮滅不存了。
當《急就篇》在北朝仍然流行不衰之際，南朝出現了《千字文》。
《千字文》最初有兩本，一本是梁武帝讓文學侍臣周興嗣編次的，大約是在天監年間(502-519)。隨後又有一本“其辭甚美”的別本，是南平王蕭偉的戶曹屬蕭子範撰寫的。這兩個本子，在《新唐書·藝文志》裡都有著錄。吐魯番出土的文書中，有不少學童習字雜書的《千字文》殘片，都是周氏本，時限自唐貞觀(627-649)以至天寶(742-755)以後，可見邊鄙的西州學童已經普遍以《千字文》作習誦的課本或習字的範本。宋朝以來，《千字文》與《百家姓》、《三字經》合成了一個蒙學的教科書系統，通稱“三百千”，在民國初期還在私塾學堂裡使用，但主要是作為識字課本了。
周興嗣編次的《千字文》，起因於梁武帝教習諸王的書法，唐朝李綽《尚書故實》有記載：“其始乃梁武帝教習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拓出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這是書法史上最早集王字而成篇什的舉動，唐朝僧人懷仁集王字的《聖教序》就是仿從梁武帝的做法。唐長孺先生說，裁割綴連的方法在北魏初年就有了。梁武帝屬意書法，重點所在是王羲之的“字”而非周興嗣的“文”，所以，在《梁書·周興嗣傳》中，這篇《千字文》稱作“《次韻王羲之書千字》”。
這一習王書的範本編成後，拓出多本，“以賜八王”(武平一《徐氏法書記》)，只在諸王府裡流傳，大約在梁陳之際才流散出來，估計幾經傳摹已失真不少。這時，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得到一本，大概他不滿意王書的失真，又抱定傳羲之家法的宏願，便用他擅長的真、草兩體自臨《千字文》八百本，散與人間，而且“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智永是出家僧人，當然不會忘記贈與寺廟，度其用意，不但意在保存，更可能是為寺院抄經和尚習字而備。經智永的銳意臨寫，大力傳播，周興嗣編次的《千字文》才廣為流傳。到了唐朝，太宗極力推崇王羲之書法，他對鍾繇的書法有“古而不今”、“長而逾制”的微詞，貶王獻之書是“嚴家之餓隸”，斥蕭子云的字“無丈夫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只有王羲之“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當時，傳世的王羲之書跡被太宗蒐羅殆盡，庋藏內府，世人無從規模，習用的王書範本，是集王字的《千字文》。不過，那時已經見不到梁朝時的殷鐵石摹本，因為智永生前的自臨本，流傳多，他本人是羲之裔孫，師承王氏家法，於是世人都從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中學王書。在敦煌發現的唐人寫本中，就有蔣善進在貞觀十五年(641)七月臨寫的殘本(現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編號P.3561)，書法極似智永臨本，估計是從內地攜往邊州的習字範本。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影響之巨，與他的入室弟子虞世南在唐朝地位顯要，受到唐太宗的尊重相關。虞世南師從智永時，估計也摹習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
據《宣和書譜》記載，智永寫的《千字文》，內府所藏，草書有七本，真、草二體者有八本，但未必全是智永真跡。現在傳世的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跡僅存一本，在日本，即小川氏舊藏本，本世紀才通過印刷媒體為國人所見。過去流行的智永《真草千字文》，是宋大觀年間(1107-1110)摹刻於長安的“關中本”。
周興嗣編次的《千字文》因“萃右軍佳跡為卷”為智永所鍾情，而智永又以王羲之書法嫡傳的身份寫《真草千字文》而使之流傳顯彰。但是，當年周興嗣“次韻”時，殷鐵石從王羲之書跡中拓出的是“一千字不重者”，是草書一千字還是真書一千字，我們不清楚。但值得智永去“自臨”，恐怕是草書而非真書。估計草書是殷鐵石從王書中拓出的，真書是智永書寫時補入的，作草書體的旁註。晉人寫《急就篇》就有隸書、章草並用的成例，雖然智永不曾見到，這種方法他應該知道。用真、草二體寫《千字文》，既能滿足學童初學書法的需要，又能吸引書法家憑此研習王書草法，大概這也是《千字文》自智永用真、草二體寫出之後能廣為流傳，並在唐朝取代漢朝《急就篇》而成為學童普遍習誦習字範本的原因之一吧。
也許是《千字文》與王羲之的書法、與王羲之的裔孫有了這一段特別的關係，唐朝的書法家都喜好寫它，但是名家們並不那麼規矩，不像學童那樣步趨智永。例如，歐陽詢、歐陽通、陸柬之用行書寫，於僧翰用隸書寫，李陽冰用小篆寫(在敦煌寫卷中就有《篆書千字文》殘本)。儘管懷素用小草寫《千字文》，風格仍然是自家的，顏真卿也寫過《草書千字文》，估計也不會忠實智永的筆調。這些名家，寫《千字文》好像是施展自己的書法才華，或者說是推銷自己的書法產品。唐朝以後，歷代都有書法名家寫出的《千字文》作品，不僅用一種書體寫，還有文徵明用篆、隸、正、草四體寫，更有傳為趙孟頫用六種書體寫的《千字文》作品。這一切，在中國書法史上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千字文現象”。如果把這些名家的帖本與考古發現的文書殘本彙集成冊，就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觀》了。
古代的啟蒙教育，識字與寫字是並進的，其課本便兼有兩種功能：一是傳授文字知識，兼及生活和歷史常識;二是提供漢字書寫的範本，要求字形規範，書法美觀。所以，先秦至兩漢時期，課本的編寫者往往是學者也是書法家，有一身二任的本領。隨著漢魏之際書法家在社會舞臺上地位的提升，課本的編寫者才出現學者與書法家的分工。而古代識字課本如《急就篇》、如《千字文》能夠由識書字轉化成法帖名跡，則仰仗書法家點鐵成金的書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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