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舉行了中國首屆院士選舉。
此次選舉雖然發生在時局動盪之際，且是中國首次引入“院士”這一近代學術體制，但在薩本棟、胡適、傅斯年等人的主持下，其獨立性與公正性，迄今仍堪稱中國學術選舉的典範。
圖：胡適（左）與傅斯年（右）是1948年院士選舉的核心人物。
學術能力和學術貢獻，是此次選舉的核心依據。
最後選出的八十一位院士，涵蓋了數理、生物、人文三大領域，絕大部是其所在領域的學術翹楚，只有朱家驊、翁文灝、周仁、凌鴻勳、張元濟等數人是因主持學術機構而入選——本人雖無卓越的學術成果，但其工作對中國的科學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貢獻。如胡適評價張元濟：
“他對於史學的最大貢獻是刊行史籍與史料，他主持的《四部叢刊》與百衲本《廿四史》等，使一般史學者可以容易得著最古本的史籍與古書，其功勞在中國史學界可謂古人無與倫比。”
圖：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原址位於南京雞鳴寺附近。
除了以學術能力、學術貢獻為核心依據之外，這次院士選舉，還有三個特點，是留給後人的珍貴遺產。
（一）選舉非常重視學者的學術成就與社會形象。
1948年3月9日，在美國就醫的傅斯年，致信朱家驊、翁文灝、胡適、薩本棟、李濟，主張將赫赫有名的劉文典從“人文組院士候選人名單”中刪除。
傅在信中陳述了自己的理由：
“候選人中確有應刪除者，如劉文典君。劉君以前之《三餘札記》差是佳作，然其貢獻絕不能與餘、胡、唐、張、楊並舉。凡一學人，論其貢獻，其最後著作最為重要。劉君校《莊子》，甚自負，不意歷史語言硏究所之助理硏究員王叔岷君曾加檢視（王君亦冶此學），發現其無窮錯誤。校勘之學如此，實不可為訓。劉君列入，青年學子當以為異。更有甚者，劉君在昆明，自稱‘二雲居士’，謂是雲腿與雲土。彼曾為土司之賓，土司贈以大量煙土，歸來後既吸之又賣之，於是清華及聯大將其解聘，此為當時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寫於此信上，當然對此說負法律責任。今列入候選人名單，如經選出，豈非笑話。學問如彼，行為如此。故斯年敢提議將其自名單中除去。”①（黑體字部分，系信件原文以“°”重點標出者）
信中的“餘、胡、唐、張、楊”，指的是餘嘉錫、胡適、唐蘭、張元濟、楊樹達。
簡言之，傅斯年反對劉文典成為“人文組院士候選人”的理由有二：
（1）劉的名聲大過他的學問，校勘《莊子》存在頗多問題。
（2）劉吸鴉片賣鴉片，不是一個積極的社會形象。
圖：1948年中研院院士選舉規程，圖片截自 《國立北京大學週刊》1947年第7期（部分）。
劉文典的《莊子補正》水準如何，是一個學術問題，須依賴專業人士的判斷。可供參考的是，馮友蘭對劉文典此書同樣評價不高。列舉歷代註解《莊子》的作品時，馮友蘭選入了王叔岷的《莊子校釋》（即傅斯年信中所舉批評劉文典之人），沒有列舉劉文典的《莊子補正》，且舉例指出，劉文典依據別本，將通行本《養生主》一文中的“目無全牛”，改做“目無生牛”，這種無視上下文含義的銜接的校勘方法，是不足取的。②
劉文典的社會形象，在當年的昆明學術界中，也確實不佳。1944年7月10日，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在教育部召集的一次會議上，曾公然批評雲南大學聘請劉文典是在撿垃圾：
“謂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典）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汙之雲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③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傅斯年在信中特別交待，自己的提議，須交由正規程序評議，若無法通過，則提議作罷。結果如其所料未能通過，評議會選擇尊重程序，沒有取消劉文典的“人文組院士候選人”的資格，也沒有增入傅斯年提議的其他候選人——不過，在最後的院士普選（1次）和補選（4次）中，劉文典的得票均是0，可知其學術水平與社會形象，未能得到評議會成員的認同。
（二）選舉非常重視學者的學術品格。
學者的學術品格，也是1948年院士選舉的重要考量因素。
“生物組院士候選人”馬文昭，在選舉期間被王和夫撰文指出多篇文章“皆其技術員、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寫”，並稱參與院士選舉的“評議員林可勝及吳憲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請其作證也”。結果在最後的院士普選（1次）中，馬文昭僅得1票，補選（4次）則得了4次0票。④
胡適在日記中披露，“人文組院士候選人”中，只有唐蘭一人曾私下找過他（胡適是人文組的“院士推薦人”）。胡適沒有給予唐蘭任何幫助，在最後的院士普選（1次）中，唐蘭僅得2票，第一次補選得1票，2、3、4次補選均得0票。
有說法認為，唐蘭落選，正是因為他私下找了胡適，“引起胡本人的反感”。⑤就現有資料而言，胡反感唐蘭的做法是確定的，沒有為其提供幫助也是確定的，至於有無將這種反感傳遞給其他擁有投票權的學者，則未可知。
圖：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會議結束，院士們走出會場。
（三）選舉尊重學者的個人政見，不因政見分歧而否定學術貢獻。
1947年確定“人文組院士候選人”時，郭沫若的左傾身份，曾引起爭論。
據夏鼐日記，代表官方立場的中研院代理院長朱家驊、中研院總幹事薩本棟等人，主張否決郭沫若的候選人資格。但包括胡適在內的大多數與會學者認為，選舉院士當以學術貢獻為依歸，而非以政府意志為準繩。投票結果，大多數人同意將郭沫若列為院士候選人。
夏鼐日記原文如下：
“（1947年10月17日）上午評議會繼續審查名單。關於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適之氏詢問主席以離開主席立場，對此有何意見。朱家驊氏謂其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薩總幹事謂恐刺激政府，對於將來經費有影響；吳正之先生謂恐其將來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亂髮言論。巫寶三起立反對，不應以政黨關係，影響及其學術之貢獻；陶孟和先生謂若以政府意志為標準，不如請政府指派；胡適之先生亦謂應以學術立場為主。兩方各表示意見，最後無記名投票，餘以列席者不能參加投票，無表決權，乃起立謂會中有人以異黨與漢奸等齊而論，但中研院為Acadcmia Sinica（中國的科學院），除學術貢獻外，惟一條件為中國人，若漢奸則根本不能算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並論。在未有‘國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國(‘國民政府’傾覆以後，亦仍有中國)，此句想到而不須說出口，中途截止。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表決結果，以14票對7票通過仍列入名單中。”⑥
由這段日記中可以看出，實際上是胡適主動“挑起事端”，直接詢問會議主席朱家驊若“離開主席立場”，會如何看待郭沫若的“院士候選人提名”問題。在朱表態反對之後，胡適也表明了“應以學術立場為主”的個人意見。若無胡適主動出頭，郭沫若是否會被列入候選人名單，尚未可知。
在最後的院士普選（1次）中，郭沫若得到了18票——按規定，候選人須得到出席的評議員人數4/5的同意票才可當選。當時共有25名評議員出席，也就是說需要至少20票才可成為院士。第一次補選，郭順利拿到20票，以其在考古（甲骨文）方面的成就，成為中研院第一批人文組院士中的一員。
此次評選結束時，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1948年9月23日，中研院在南京雞鳴山語言歷史研究所召開第一次院士大會。蔣介石的到來導致會場附近“荷槍實彈的軍警林立，戒備森嚴，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工作人員也被反鎖在屋內，直至蔣離去（蔣此行沒有進入會場，而是將演講稿交給了朱家驊，由朱在會場念讀）。
於是乎，兩天後，也就是9月25日的院士會議，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來討論“學術獨立”問題，23日的“軍警包圍學校”事件，成了院士們重點抨擊的對象。⑦
圖：1948年9月，中研院第一次院士會議合影。
註釋
①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三卷），（臺北）“中研院”史語所，P1775。
②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P49~50。馮友蘭共列舉了七本註解《莊子》的作品，第六本是王叔岷的《莊子校釋》，第七本是政治紅人關鋒的《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以劉文典舉例，強調校勘“必須把字句的異同和上下文意義結合起來推究”的議論，被放置在第六本和第七本之間。顯見馮當時不得不列入關鋒的《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但又刻意將其與其餘六本著作區別開來。
③《吳宓日記》第九冊，P290。轉引自：聞黎明/編著，《聞一多年譜》，群言出版社，2014，P413。
④郭金海，《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選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25卷第1期（2006）。至於馬文昭是否如此，筆者所見資料有限，並無結論。
⑤沈衛威，《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如何產生的》。胡適關於唐蘭的日記，見：《胡適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P781。
⑥轉引自：沈衛威，《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如何產生的》。
⑦參見：張樹年，《張元濟往事》，東方出版社，2015，P186~187。《竺可楨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P213~216。
本文還參考了：(美)陳時偉，《中央研究院1948年院士選舉述論》，收錄於《1940年代的中國（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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