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臺大門口走兩步，拐一個彎，往雲南中路看去：這段單行道小馬路一眼就能望到頭，雜貨店、理髮店、文印店、小吃店沿街排開，為繁華鬧市區增添了不少煙火氣。道路的右手邊有一排坐西朝東的樓房，緊緊挨著天蟾逸夫舞臺，乍一看像與劇院連成了一體。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這融入市井、毫不起眼的街邊小樓裡，竟悄然隱藏著中共中央早期在滬期間使用時間最長的一處舊址。
這裡是中共“六大”以後黨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1928年春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處就設在這裡。
2018年6月，該舊址修繕工程正式啟動，經房屋置換、騰退原住居民後，遵循修舊如舊原則開展修繕施工。目前，修繕工程已近完成，舊址史蹟陳列展陳工作即將同步展開，將於年內完成布展並向公眾開放。
不過在當時，
這間屋子對外
其實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福興”商號
……
定址險中求安
故事，要從“福興”商號的老闆熊瑾玎說起。
熊瑾玎出身湖南長沙一箇中醫世家，幼時讀私塾，十歲學醫，青年時期便兼作經商和教育。
毛澤東曾在長沙師範就讀，後來被稱為“湖南一師”。湖南一師成立於清末的1903年，辛亥革命後改為湖南省政府公立學校，其附屬小學則由開明紳士出資經營，其中熊瑾玎是最大的股東（當時叫“校董”），負責聘任和管理。1920年夏至1922年冬，毛澤東被聘為附小“主事”（就是校長）。當時的附小還曾有李維漢、謝覺哉、蕭三、陳昌等革命先賢在此任教，但最著名的教師非徐特立莫屬，因為他曾是毛澤東就讀附小時的國文老師，也是當年熊瑾玎的至交。徐特立素有黨內“五老”之謂，和毛澤東一直尊稱他為“自己永遠的先生”有很重要的關係。新中國建立初期，一本《徐特立爺爺的故事》讓全國的青少年記住了這位領袖的老師。這本小冊子作者就是與徐特立同時代的熊瑾玎。
黨的早期歷史中，作為既與毛澤東有過師生之誼，又與周恩來有密切工作關係的黨員，熊瑾玎確實有極為特殊的經歷。與毛澤東一同作為湖南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生前回憶，為了支持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當時熊瑾玎從經商盈餘中拿出兩萬元現大洋，交由毛澤東和董必武，作為去上海參加一大提供給黨的經費。
1924年，熊瑾玎加入改組後的國民黨。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發動政變，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人。一個月後，長沙的反動派隨即發動“馬日事變”，在湖南大肆抓捕屠殺與國民黨合作的共產黨員，僅長沙一地就有上百名共產黨人被殺害。在大批中國共產黨人被屠殺、許多人因恐懼而去黨的腥風血雨中，熊瑾玎毫不猶豫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立即按照黨的指示開始工作。
1928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從武漢來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秘書處會計科科長，負責籌措和管理經費。抵滬不久，他就接到一項重要任務：尋找一處合適的房屋，用以籌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辦公的機關。
△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1946年）
熊瑾玎便扮成商人，幾經尋找，終於在四馬路跑馬廳（今福州路人民廣場口）處，天蟾舞臺後面，相中了一間屋子。
熊瑾玎的《自傳初稿》記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現，去找適當的房子，在四馬路跑馬廳口（今福州路人民廣場口）看有一處房子，正在天蟾舞臺後面，可由一個很骯髒的小巷子出進，全部樓面三大間，正可供政治局開會辦公之用。”
當年，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臺（曾稱為上海舞臺），是“江北大亨”顧竹軒開辦的一座戲院，每天觀眾熙熙攘攘。其隔壁即雲南路447號（今雲南中路171-173號），系坐西朝東的兩層街面房屋（與天蟾舞臺建築聯為一體），三開間門面，二房東是從事西醫的周生賚，他把樓上的三個房間用於出租，在底層辦起“生黎醫院”。
經過反覆考察後，熊瑾玎發現，來此看戲的觀眾與求醫的患者，恰好形成了天然掩護。房間東面臨街有窗，可以看到四馬路（今福州路）雲南路一帶，便於瞭望。此外，屋子進出方便，不僅可以從生黎醫院上樓，背後（今汕頭路上）還有一條不引人注目的小弄堂，盡頭處的樓梯也可直接通至樓上。
熊瑾玎判斷，這是一個險中求安的好地方。第二天，熊瑾玎同周恩來一起走進生黎醫院，自稱是外地來上海做紗布生意的商人，順利租下了二樓的這三個房間。
△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1946年）
隱秘歷時三載
“福興”商號原是中央機關
很快，生黎醫院二樓的“福興”商號（“福興布莊”“福興字莊”二說皆有）正式開張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天蟾舞臺
每天來天蟾舞臺看戲的觀眾絡繹不絕，樓下生黎醫院也有不少人員進出，為這一秘密的中共機關形成天然掩護；三間房共有三個出入口，連通生黎醫院、天蟾舞臺和背後的小弄堂，方便人員的接頭和撤離。明面上，這裡是“福興”商號，經營湖南紗布生意；但是暗地裡，這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是中國共產黨在地下秘密活動的場所。
商號內不僅有“熊老闆”，還有一位“老闆娘”。原來，黨組織鑑於此處秘密機關僅靠“熊老闆”一人難以應付，特意調來了湖南籍年輕女黨員朱端綬。
朱端綬是熊瑾玎的學生，當時年僅20歲，思想進步，活潑幹練。朱端綬來到上海後，與熊瑾玎假扮夫妻。二樓三間房，外房作為營業處兼熊瑾玎臥室，內房是收發室兼朱端綬臥室，邊房是客廳和會議室。朱端綬表面上是“老闆娘”，實際在機關內負責顯影、抄寫中央文件，傳送中央文件及日常事務工作。
△20世紀30年代熊瑾玎和朱端綬在上海
朱端綬在《自傳》談到：“中央政治局開會的機關，對外是‘福興布莊’。這裡一共三間房，外間辦公，內間是臥房，後房是廚房。我和熊瑾玎對外是夫妻，對內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覺。我每天吃好晚飯，做好我應做的工作，就到內房把門拴好，自己看書學習。”
一開始，熊朱二人只是扮作“假夫妻”。後來，志同道合的他們在朝夕相處中情誼日增，經由周恩來撮合促成，最終結成一對真正的革命伉儷，從此並肩攜手了45年。
△1938年朱端綬30歲生日與熊瑾玎合影
中共“六大”後，中共中央各部門逐漸健全，以“福興”商號名義設立的中央政治局機關成為中樞。由於熊瑾玎、朱端綬的細緻謹慎，加上有戲院、醫院掩護人員出入，中央政治局機關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歷時三載而安然無恙，成為中共中央在滬期間使用時間最長的一處機關。
據資料顯示，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江蘇省委的領導周恩來、項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維漢、李富春、任弼時、鄧小平等經常到這裡開會。一些黨內事務，中央對各地紅軍發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均在此討論醞釀。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提及：“那時，開會的同志從天蟾舞臺西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這個機關從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都沒有遭到破壞。”
直到1931年4月25日，中央得知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採取緊急措施，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立即轉移。熊瑾玎和朱端綬迅速將中央文件、賬簿等轉移至法租界一幢樓房裡，此處中央政治局機關才停止辦公。
1946年，周恩來數次來上海，因忙於工作，無暇分身，便派司機開車送隨行的熊瑾玎和朱端綬前往雲南中路看看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並請他們拍幾張照片送他作紀念。1952年，鄧小平和李維漢路過上海，也特意到雲南中路來看過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
尋跡幾經輾轉
革命舊址需要好好保護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物複查保護工作開始，許多滬上秘密革命舊址浮出水面，珍貴的紅色資源急需梳理保護。當時，上海博物館與文物保管委員會合署辦公，上博黨總支副書記夏順奎負責地面的文物保護工作，曾陪同黃玠然、張紀恩、鄭超麟等歷史親歷者尋訪部分革命遺址。雲南中路上的這處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就是他們幾經周折後尋訪指認的。
據夏順奎回憶，他們不僅輾轉找到周生賚，還特地前往北京拜訪了朱端綬，當時朱老已72歲了。夏順奎回憶道：“她給我們展示了珍藏30餘年的舊址照片底片。那是1946年熊瑾玎夫婦再次來到上海時，周公館的祝華幫他們拍攝的。”夏順奎等人回到上海後，依據這些珍貴的照片仔細核實，如今雲南中路171-173號這個地址，終於被確認下來。
△1946年熊瑾玎、朱端綬在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留影（此照為周恩來的司機祝華所攝）
1980年3月13日，上海博物館致上級單位上海市文化局（現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的函中寫道：“據調查，可以認定雲南路447號（原生黎醫院二樓）是黨在三十年代的重要革命史蹟，應予保護。擬作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至於是否動遷現有居民（計有八戶）恢復舊貌，統請核示。”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佈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前門和後門均有保護單位的掛牌。
後來，時任中央組織部顧問的李維漢在給鄧小平的文件中寫道：“上海二馬路大戲院後樓上的中央機關地址，即熊瑾玎夫婦住過的地方。我同意上海革博館把它改成中央辦公地址，但不要擴建。中央在上海10多年留此一間樓房作紀念，是有意義的。”鄧小平批示：“同意。”
回首往昔，夏順奎說：“由於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國內現存與六大直接有關的中共中央機關就這一處了，這處革命舊址需要好好保護。”
來源：東方網綜合新華每日電訊、人民網、新民晚報、澎湃新聞、上海黃浦
審稿：張海盈
閱讀更多 東方網紅色之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