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纳博科夫最喜欢的词》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年1月
《联邦党人文集》发表时，署名为“普布利乌斯”，这是一个具有爱国含义的、源自古罗马的笔名。这一系列文章共有85篇，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完成。但这就像是《纽约时报》等传统大报的社论没有明确列出撰文者姓名一样，85篇文章中，究竟哪些是汉密尔顿完成，哪些由麦迪逊执笔，又有哪些是杰伊作品，人们只能大体揣测。
到了1804年，也就是汉密尔顿奔赴与伯尔的决斗的那一年，汉密尔顿列出了《联邦党人文集》中每一篇的对应作者。按理说，《联邦党人文集》创作者的谜团就该被揭开。
但麦迪逊在其总统任期结束后不久，列出了著作清单，而这与汉密尔顿所说的就存在出入。《联邦党人文集》中的12篇文章，同时被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确定为自己的作品。美国开国时期的两位知名政治家的粉丝们，围绕这个问题吵了100多年。
直到1963年，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学者通过统计学的方式，揭开了问题的真相。其具体做法是根据汉密尔顿或麦迪逊所写的文章，分别统计某些常用词出现的频率，然后对署名存疑的那12篇文章，分析相同词语出现的频率，最终得出结论。通过分析显示，麦迪逊是那12篇文章的作者。
用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来探究作家尤其是知名作家、与他人出版合著作品的作者的作品，究竟是其本人作品，还是代笔“产品”，这样的方法思路近年来被经常使用。尽管理论上，因寻求代笔的作者心虚，而会故意调换代笔作品中的表述方式，尽可能向着与本人作品相近的方式靠拢，但鉴别者却不会刻板的依照惯用套路来提取分析词汇。
曾任《石板》、《哈佛讽刺家》等杂志撰稿作家，为《波士顿环球报》等媒体撰稿的专栏作家本·布拉特出版了一本相当有趣的书《纳博科夫最喜欢的词》。这本书采用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对现代英美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进行了提取分析，得出了很有意思的一批结论：
文学作品中的副词，用得越少，相对而言就越可能成为经典作品。那些最终名满江湖的大作家，在创作早期会更多地使用副词，而在创作成熟期，用得就会少得多。
对主要由英语作家所组成的作者的代表作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男性作家的经典作品压倒性地偏向男性角色，而女性作家的经典作品虽然稍稍偏重女性角色，却与平均值相差不远。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社会观念和存在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直接表现。
从19世纪到20世纪，再到而今，越往后，知名作家在作品中使用修饰词的频率就越低。这就使得文学爱好者阅读19世纪的经典英语文学作品时，不得不面对大量的修饰词；同样，时间越往后，在畅销书榜上排位前列的作品，词汇长度、词汇数量和难度都趋于更低——有意思的是，与19世纪以及20世纪大多数时期相比，而今的美国政坛的许多政治演讲，比如总统的国情咨文，复杂度也大大降低。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可以将这种变化解读为美国的文学更加民主化，能够被更多读者读到，美国的政治也趋于贴近民众——然而，你要是有批判精神，就能得出结论，不但美国的政治变得越来越愚蠢，而且连文学也在不断丧失其底线……
亚马逊等电商网站开出的值得阅读的文学作品书单中，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美国书单以美国作家为主，占到了六成多，英国书单也是以英国作家的作品为主——尽管20世纪末，英国作家罗琳推出的《哈利·波特》系列在美国也很受欢迎，但也仍然不能改变美国读者偏重于阅读美国作家作品的局面。
经典作品的开头通常相当简洁，与之同时，还要符合独创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如果作家能够写出新意，很短的开头，其本身所带有的魅力就会为作品增色。
……
挖掘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的特征，这通常被认为是文学鉴赏家、评论家、书评家干的活儿。但正如《纳博科夫最喜欢的词》这本书所揭示的那样，数据分析从鉴赏家、评论家很少涉及的其他角度，反映出伟大作家在其创作成长中，具有共性的风格、方式转变，而这本身对于文学爱好者、初创期作家具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
那么，大数据、统计学被应用到文学分析领域，会不会抢了文学鉴赏家、评论家、书评家的饭碗呢？某种意义上讲，那将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后果。但我们不妨也以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应用，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迫使文学鉴赏家、评论家、书评家变得更加努力，让自己的鉴赏和评价变得更加独特，避开数据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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