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小鎮阿爾馬索拉，下了半旗，並宣佈開始為期三天的哀悼，紀念去世的卡琳娜（Carina）。
如果是平常日子，生活在瓦倫西亞附近的人們會聚在一起，悼念他們這個35歲的鄰居。不過，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社區裡的所有人只能在家裡，遠遠地向死者致哀。
在市政廳，鐘聲敲響了，莫扎特的《安魂曲》也響了起來，鄰里居民們都來到自己的窗前和陽臺前。
卡琳娜是在她兩個年幼的孩子面前死去的。她的丈夫何塞（José）到該鎮的國民警衛隊那裡自首，供認了自己的罪行。
全國封鎖令使得那些與家中的施暴者住在一起的女性陷入更大的危險之中。她們沒有了去工作的喘息空間，不被施暴者發現打電話求助，也變得更困難。甚至連現在多數要在家中學習的小孩，也更多地暴露於傷害之下。
卡琳娜是西班牙今年內第17個被現任丈夫或前夫殺害的女性，也是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防疫限制措施實施以來的第一個。
外面有疫情，家中有隱情
歐洲幾近癱瘓尚不到一個月，目前從官方數據上很難全面看出性別暴力的嚴重程度。
不過，家庭暴力問題的專家卻看到了這種情況下醞釀的不同情緒累加在一起可能會帶來破壞性後果。女性既害怕外面的病毒，又懼怕家中的施暴者。
壓力可能會令有暴力傾向的人情緒更加不穩定，人人在家的私密狀態也令他們更加覺得可以不被發現。
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島平等協會（Canary Islands Institute for Equality）的會長基卡·福梅羅（Kika Fumero）向BBC回憶。
3月14日，國家進入警戒狀態的那一天：“從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對防止新型冠狀病毒疾病是好事的措施，對於那些在家中面臨暴力的女人和小孩將會非常可怕。”
她之前也見到過，家暴在特定時期內驟然上升。水災或假期，女人就被迫要在更多的時間裡與伴侶在一起。
意大利也和西班牙一樣，處在這場疫情大流行的最前線，已經有超過100名醫生在照顧病人期間失去了生命。
27歲的洛倫娜·誇蘭塔（Lorena Quaranta）在3月30日去世，當時她馬上就要取得醫生的執照了。然而，害死她的卻不是冠狀病毒——她的男友安東尼奧（Antonio）向警察說，他殺了她。
當她的靈柩被送到家鄉西西里的法瓦拉時，人們將白色的床單掛在了自己的陽臺上。
市長安娜·阿爾巴（Anna Alba）說，這代表著“她純潔的靈魂，也是她夢寐以求要在餘生披上的制服顏色”。
封鎖令如何成為家暴的溫床？
一開始，法國全國求助熱線接到的來電明顯下降。然而，不到一星期後，政府就表示，警方報告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全國範圍內上升了三分之一，而在巴黎甚至上升得更多。
一個為聽障人士而設的短訊求助平臺現在也同時幫助家暴受害者，現在每天會接到170條短訊。在一些購物商場有一些供人走訪求助的服務點，此外還有一種向瀕臨施暴“邊緣”的人提供協助的服務。
圖片版權OLESYA VOLKOVA
在西班牙，為面臨性別暴力的女性提供協助是一項基礎服務，所以政府會確保它繼續運作。
在緊急狀態頒佈的頭兩星期內，該服務的016求助熱線接到的來電比之前一個月同期增加了18%。
此外，和法國一樣，西班牙也有很多默默求助的人。同樣在緊急狀態的頭兩週，電子郵件的求助聯絡增加了286%，一條新的WhatsApp短訊心理支援服務在前九天內接到168次諮詢。
用暗號求助
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平等協會發起了一項叫“Mascarilla-19（面具－19）”的倡議，強調躲避暴力應該是離家出外的一個正當理由。
藥店是到處都有，並且是人們仍然能自由進入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
“當一個女人在家受到暴力對待或者性侵時，她可以去最近的藥物用這個暗號請求庇護——這是可以救她一命的‘面具’，”想出這一主意的基卡·福梅羅說。
聽到暗號，藥物工作人員會記下女性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並且向緊急部門報告。她可以回家，或者等到警察和支援人員到場。
緊急狀態宣佈之後，在特內裡弗的一名女性曾困在家中與伴侶一起度過了兩週，然後才得以在一家藥店裡以這個暗號報了警，當時男人還在藥店外等候。之後，她發出了投訴，然後回到自己的家人那裡。
一名78歲的婦女在大加那利島被自己的丈夫殺害，是西班牙封鎖令實施之後第二名被伴侶殺害的女性。
“較年長的女性平均會對不正當的對待忍受15年之後才會報告，”西班牙政府的性別暴力問題專員維琦·羅素（Vicky Rosell）說，“你們要自己聲討這種事，或者為她們去做，這同樣可以挽救生命。”
“面具－19”倡議現在在西班牙全國都已經實施，而法國、德國、意大利、挪威和阿根廷也都採納了這種做法。
女性可能因此受困
在馬德里運營阿斯帕西亞基金會（Aspacia foundation）的弗吉尼婭·吉爾（Virginia Gil）擔心，現在報稱在封鎖令期間受到家庭暴力對待的女性數字“僅僅是冰山一角”。
她認為，女性會面臨好幾重障礙：擔心被施暴者發現，因為在家以外可能感染新冠病毒而焦慮，還有不確定當地服務機構是否在運作。
吉爾擔心，那些在正常情況下會被帶走的施暴者可能不會被警察拘留，因為法庭“癱瘓”，也無法叫他們出庭作供。
一些國家在應對這個問題上走得更遠
在俄羅斯，對於住在莫斯科以西113公里（70英里）一幢公寓裡的瑪麗亞來說，去留問題是一個特別艱難的困境。
瑪麗亞不是她的真名。她以前從來沒有被丈夫打過，但是在3月26日，他卻忽然發火，並且一發就持續了18個小時。
圖片版權OLESYA VOLKOVA
“一開始是口頭的辱罵，然後他開始摔東西，向我和孩子們扔，”她向BBC俄語部表示，“從魚缸到冰箱，他將每件東西都砸破。我的孩子很害怕。”
她認為，促使她丈夫施暴的催化劑是總統普京宣佈的“無工作周”——以及隨之而來的無收入。
在他出去買啤酒的空當，她就報了警。“他們告訴我，他們不能將他趕出去，因為那是他的房子，”她說。她要自己給自己和孩子們找到庇護之所。
在丹麥，政府要求民眾留在家中之後，緊急住宿申請在一個星期內幾乎翻倍。
然後，政府出錢在庇護中心增設了可供四個月使用的55個房間。然後在週三（4月15日），封鎖令將會放寬，允許丹麥的部門學校重開，也將讓女性有一個求助的機會。
“不管以什麼方式，我們都會確保每個人都有房間，”女性權益組織“Danner”新設的一個危機中心負責人蘇珊·蘭姆霍格（Susanne Lamhauge）說。
在比利時， 讓－路易斯·西蒙斯（Jean-Louis Simoens）說，聯合對抗家庭暴力與排斥（Collective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and Exclusion）組織的收聽熱線接到的來電翻了三倍。
“在我負責接電話的時候，一名女子打來告訴我，她只有15分鐘可以說話，當時她丈夫出去買菸了。”
“她非常害怕，而我們必須很快地說。他打她打得很厲害，她臉很仲，眼睛都睜不開了。”
限制令使得丈夫的行為更加惡劣，所以西蒙斯幫她計劃，在他出去的時候可以怎麼走。但是由於電話是匿名的，西蒙斯不知道，後來她到底逃出來了沒有。
家裡並不一定是最安全的
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旗下的性別暴力專家組負責人馬塞琳·諾迪（Marceline Naudi）表示，有些時候，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對於家暴受害者的求助來說，是一個非常直接的阻礙。
在某些情況下，它意味著遭受暴力的女性可能決定不接受醫療救治，因為她們害怕感染，但是同時可以求助的地方也更少。
“一些地區的家庭暴力庇護站已經完全停止接收人員，因為他們並不確定應該如何管理感染的風險，”她說。
她還害怕，由於失去工作和收入，一些女性將會在經濟上更加依賴施暴者，於是也就更難離開。
在一場全歐洲範圍內造成數以萬計人死亡的全球大流行疫情之下，焦慮的公眾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留在家中就意味著安全，意味著拯救生命。
這種口號，並不會為與家暴者困在一起的女性帶來福音，她們還要在如此多的不確定性當中計算自己成功逃離的機會。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無法抉擇的境況。
（bbc）
閱讀更多 正在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