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酿酒家和面包师供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恩惠，而是因为他们自利的打算。”
——亚当·斯密《国富论》
亚当·斯密在人类思想史的地位是显赫的，他发现了自由市场看似混乱毫无约束，实际上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他反对几乎所有管制经济的行为，包括关税在内。他的理论被称为自由放任——“不要管、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时代，为他们服务的经济学家都佩戴着亚当·斯密的领带、丝巾或者徽章，象征着一种荣耀。
亚当·斯密生活在18世纪，而公元前100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就发现了几乎同样的经济学原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不需要人为组织，而市场却自发产生的原理：
“东西南北各地物产不同，都是人民喜好的生活必需品，只要收获、采集、加工就可以交换，这还有劳官府去组织吗？”
他还认为市场不仅自发产生，而且价格和生产都是自发调节的，使人安居乐业，是一种合乎“道”的自然规律：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有辉煌的史学成就，然而他发现的经济学原理几乎没有得到后世的任何重视。
与他的史学成就一同为世人熟知的，是他受过“宫刑”。
司马迁惨受宫刑
太史令是司马家的祖传职务。司马迁的父亲临终前谆谆教诲：“孝，开始于侍奉双亲，然后事奉君主，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宗耀祖”。希望他事奉君主、完成著史大业。
司马迁确实忠心事奉君主，却因仗义执言而犯了官场大忌。
有位将领叫李陵，投降了匈奴，群臣都罪责于他，唯独司马迁为他说了句公道话，认为从他的人品、战功和这次作战表现看，应该只是诈降。
一年后，汉武帝派人去营救李陵，有很多人内心却并不希望李陵回来，于是派去的人编了一番瞎话，说李陵已经在为敌效力了。汉武帝大怒，诛灭李陵九族，司马迁受到牵连，按律当斩。
汉朝法令，除了死，还可以选择花钱赎命或者接受宫刑。司马迁既没有钱，著史的遗命没有完成也不能死，只能选择了宫刑。带着屈辱侥幸活了下来，司马迁在家专心著史、秘不外宣。他的外孙珍藏《史记》，几十年后遇到政治清明的汉宣帝才得以见天日。
古代中国皇帝不仅用宫刑羞辱和残害臣民，还热衷于使用宦官。到了清朝，按照司马迁发现的经济学原理，竟然发展出一个“
宦官人力资源产业”。宦官来源难题
司马迁时代也有宦官，但未必都是阉人。从东汉开始，宦官悉用阉人。
使用宦官，世界各地历史多有记载，而以父权皇权至上的中国为甚。造纸术的发明者东汉蔡伦（约61-121）是宦官，七下西洋的明朝航海家郑和（约1371-约1433）也是宦官，被尊称为“三宝太监”。明朝灭亡前的宦官数量创了记录，达到7-10万人。
为什么要用宦官？宦官是经过肉体改造的“第三性”，会动脑有力气能干活，不会乱了皇族的血脉，还温顺服从没有非分之想。
五代十国的南汉（917-971），位于今两广一带，其末帝刘只用宦官，立官制规定，科举被录取者，若要做官必须先净身。在刘看来，百官们有家有室，有妻儿老小，肯定不能对皇上尽忠。因此，南汉人口不足百万而宦官数量高达2万。
短期看，刘用官职吸引宦官是奏效的，但是长期来看，只怕官家和老百姓都不会去培养孩子读书科举了，维持官员队伍都成问题。不过这对刘已经不重要，因为南汉很快就在他手上被北宋灭亡了。
宦官对皇宫而言却是刚性需求，他们需要稳定和高质量的宦官人力资源开发。
这件事做起来其实很难，战俘、宫刑来源的宦官心里必然带着怨气，群臣进献或者藩属国进贡的宦官则可能包藏祸心、另有所图。明朝还经常打击“私自净身”，因为盲目性太强，遇上灾年纷纷净身求进，供过于求，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官府主动招募也不合适，一来有违中华孝文化伦理，二来那个时代的净身手术是死亡率高达40%的事情，官府自不愿招惹这些麻烦。
有没有可能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形成自愿、稳定、高质量的宦官来源呢？
宦官产业和“赎兰”文化
到中晚清，宦官人力资源的难题竟然有了市场化的全面解决方案，方案的核心驱动环节是“赎兰”。
净身这个行当死亡率高不宜官办，而民办的话，难题在于怎么才能赚到钱？因有钱人家绝对不会送爱子去净身，穷人的手术费支付能力有限。
“赎兰”则是一个标准的风险投资商业模式：净身师的收入与被净身者的未来前途捆绑在一起。于是，净身师必会努力知晓宫廷宦官需求计划，必会对被净身者的出生来历和资质禀赋都有个尽职判断。然后，跟值得投资的被净身者签个文书，一来风险告知生死由命，二来把切下来的人体器官组织——“宝”受托保管，约定宦官发达后可以有偿赎回。“宝”以生石灰防腐，连同手术文书一起用红布包好置于净身所房梁上。
净身师深信宦官发达后，肯定会高价赎回这个“宝”。确实如此，侥幸得活、顺利入宫的宦官会终其一生致力于凑齐赎金，由其后代（收养的义子）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地赎回“宝”。这里还有一个社会文化的作用，在宦官和大众社会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赎回器官方可入土为安，其残缺羞辱的一生才得以圆满。
这就形成了一个利用高级金融工具和文化信用的
宦官人力资源产业。1996年，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去世，他活了94岁。
司马迁肯定不会想到，他遭受的屈辱宫刑竟然会被他发现的经济学规律发展成为一个你情我愿的产业。面对如此扭曲、丑陋的社会行为，倘若司马迁在世又会如何下笔著史呢？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张自由放任、自动调节，强调“私利”，相信“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力量。之前，他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则强调“同情”。很多人发现，这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巨大矛盾。经济学家熊彼特把它起名叫“亚当·斯密难题”，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
依靠自由做生意，社会就能自动美好起来吗？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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