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筆下為某一個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為某一類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進入思想史這一行當，始終有一個古怪的尋蹤癖，想尋找一群還活著的人，二十年前他們有過一段思想蹤跡，似可載入大陸思想史。我曾希望這群人能站著進入思想史，或許能改變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橫躺著的先逝者的沉悶格局。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感覺自己之所以進入思想史，而不是歷史學的其它門類，就是為了尋蹤他們而來。
一九六八年前後，在上海，我曾與一些重點高中的高中生有過交往。他們與現在電視、電影、小說中描述的紅衛兵很不一樣，至少不是打砸搶一類，而是較早發生對文化革命的懷疑，由此懷疑又開始啟動思考，發展為青年學生中一種半公開半地下的民間思潮。我把這些人稱為“思想型紅衛兵”，或者更中性一點，稱為“六八年人”。
那時我才小學畢業，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兩個在重點中學的大齡夥伴黃昏回家，給我講述當天在他們校園內發生的思潮辯論，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無具體派性的大字報。大概就是在這段時間，發生了後來我那種對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學畢業後，選擇插隊落戶地點，我拒絕與同年齡的同學同行，一個人選擇了沒有國家分配名額的河南省蘭考縣，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當時已經有九個上海重點中學的高中生自願組成了一個集體戶，在那裡開闢了一個邊勞動邊讀書的生活氛圍。一九七二年進工廠，這群人和另外一個更富思想氣息的集體戶匯攏在一起，一鍋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個縣城，於是在那裡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精神小氣候，用我後來的體悟，是出現了一個從都市移植到山溝的“精神飛地”，或可稱“民間思想村落”：一群中學生在下班之後，過著一種既貧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面紅耳赤，通宵達旦；被他們吵醒的工友鄰舍，時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著這群白天還在一起幹活的鉗工、管工、搬運工，怎麼一到晚上竟會爭論起史學、哲學、政治學，爭論那樣大而無當的問題？
今天想來，當時是以旺盛的體力、貧弱的學力沉浸於那些激情有餘理智不足的爭論，而且還屬於業餘性質、半地下狀態，既覺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懷念。我開始熟悉黑格爾、別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學講堂，竟是在那種時候，肯定有淺陋誤讀之處。然而事後回憶雖然有點可笑，當時那種業餘狀態的精神生活，卻有一個今日狀態下難以產生的可貴素質——毫無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樣的討論結果能換算為學術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這樣的思想煉獄中能獲得什麼教授、副教授職稱。能不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錯了。
從“民間思想村落”出來後，我始終擺脫不了當時那些業餘狀態下的精神記憶。
這些記憶成為某種剩餘意識，難以被學院生活完全吸收。學院生活對我而言，就好象進入一道四則運算，思想意識大多被整合歸位，但是最後還剩下一些因素，通過最後一道除法，怎麼也除不盡，成了一些除不盡的“餘數”。這些小數點後的餘數，時時作祟，既是煩惱，卻也造成一些別樣的情懷。我相信，當年那種業餘狀態下的思想生活裡有必須掏洗的東西，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寶貴的東西不必拋棄。知識與思想的傳統是必須尊重的，輕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麼樣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經歷的一九六八年人“民間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轉眼即逝，也不該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發展趨勢卻可注意，也不限於哪一年代哪一國度；在近代知識體制取代從前那種民間性私人傳授方式以後，大學壟斷了高級知識的傳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規模傳授知識，批量化複製知識；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規模複製知識的同時，也在大規模腐蝕、閹割知識的個性靈魂。特別是一年一度的職稱評定，往往是大學體制集中釋放它體制性毒素的時候。每年的這個時候，稍有性情者，無論是在哪所院校，都會感到是生活在“三閭大學”，“一地雞毛”。每年的這種時候，我會更加懷念當年散播在鄉野小城的那些“民間思想村落”。身陷大學環境，理應充分尊重知識傳承，但是與此同時，如果沒有另一份同樣充分的對知識體制化毒素的警惕與抵制，一個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難均衡健康地發展。
然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以後我在學術領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沒有尋找到當年那些不計功名純對思想發生興趣的同道。他們不知道到那裡去了，似乎集體失蹤，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再也找不到了。一九九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老三屆寫稿，出版《苦難與風流》一書。我把自己那篇回憶老三屆的文章寫成了一篇“尋人啟示”——
我始終在尋找他們，該不會煙飛灰滅？我讀《楓》，楓說他們已去；我讀《傷痕》，傷痕裡沒有他們的印跡；我讀《蹉跎歲月》，那裡面只有飄浮的枝葉。我還是貼一張尋人啟示吧，或許他們中會有人路過，能夠辨認出自己昔日的足跡？
——你們大多畢業於重點中學，那時重點中學的薰染，勝過今天的研究生畢業。
從此你們關心精神事件，勝過關心生活事件。即使在一九六八年發燒，別人手裡是紅小書、綠藤帽，你們手裡是康德、是別林斯基。那一年你們捲入思潮辯論，辯論延續至農場，延續至集體戶。你們是自願離城，不是被迫離城，因此不會說這是“傷痕”，那是“蹉跎歲月”。後來你們被打散，後來你們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識？一開口，只需問對方精神閱讀史，原來還是“六八年人”，還是在同一年度閱讀同一類書！
頭一年讀《震撼世界的十天》，後兩年讀《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都讀過《選擇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們私下傳閱《天安門詩抄》。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你們大多選擇了文科院校——
後來呢，被專業吸乾了？被功名掏空了？還是被某一檔職稱醃製在某一層書櫥裡？
早在獲得知識分子身份以前，你們已經在思考通常是知識分子在思考的問題。即使在獲得這一身份之後，你們選擇的課題也應與早年的問題相距不遠。你們是問題中人，不是學術中人。這是你們的命運，註定你們不可能雷同上下兩代人。前十年你們有問題，卻苦無學理；後十年你們學會擺弄學理，卻可能遺忘問題，更遺忘勇氣。你們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學院裡的學理，不應是用來換取學位的，那是同輩犧牲近百人才換來你一個人的思考機會與發言權力。
“尋人啟示”寄託了我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尋找那些遊弋於體制內外尚未除盡的“餘數”，卻苦尋不遇的心結。他們理應還活著，之所以隱匿不見，是不是也因為功名利祿的腐蝕才失蹤了呢？“民間思想村落”移植進大學，獲得知識分子身份與正規的研究條件，這是天大的幸運。但是，一旦獲得知識分子身份，就直奔學術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識傳承的同時，精神靈魂被知識的體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職稱“醃製”在高高低低的書櫥裡——如果真是這樣，靈魂被“除”盡，一點“餘數”都未留下，我敢說，那就是一代人買櫝還珠的悲劇。
沒有一個人來揭下這份“尋人啟示”。不過，我內心對“六八年人”的感謝與期待還是沒有熄滅。我既對他們失望，又對他們懷有舊情，甚至有一種欠債感。如果說我進入學術生活以後，在近代思想史專業領域內還能作點工作，我首先要感謝的就是當年那些遊蕩在學院大牆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給大學生記述書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業餘思想家，他們以熱血書寫的思想而不是在紙面羅列的講義，給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課程。從血管裡出來的是血，從噴泉裡出來的是水。從此，他們使我能從血肉中感覺得到什麼是真正的思想史，什麼是三流教授為換取職稱而編制的印刷垃圾。
欠債感一直延伸到一九九三年我的博士論文出版。我打破那類出版物序言的寫作慣例，寫完嚮導師致謝的一節後，又另闢一節交代論文的最早“靈感”來源，是在進入學院生活以前那段業餘性質半地下狀態的思想經歷——十幾年前“六八年人”對我的那場思想啟蒙：
從精神履歷上說，我屬於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陸第三代人。這一代人的精神覺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為界。那一年正是他們以各種紙張書寫他們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們捲入思潮辯論的年代。……我清楚記得，當年上山下鄉的背囊中，不少人帶有一本法國人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的漢譯本。從此無論他們走到那裡，都難擺脫這樣一個精神特徵：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識分子的問題。。。儘管他們中間後來有人獲得知識分子身份，但是一九六八年產生的那些問題始終左右著他們的思考，甚至決定著他們的思想命運。就我而言，一九六八年問題中最令人困惑的焦點，也就是本書寫作時還在思考的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法國革命與中國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歷史實在殘酷。“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數後來是犧牲了，或者說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數幾個幸運者能夠進入學術環境，以學理言路繼續思考六八年問題。也許我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然而也可能因為這一點，我的思考顯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續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對法國革命的穿鑿附會；既要儘可能客觀清理從啟蒙到革命這一段歷史的思潮源流，又要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國留下足夠的發展脈絡；既要堅持法國大革命中高昂的價值理性，又要批判這一價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負面災禍。這三層拖累，尤其是最後一層拖累，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六八年人”來說，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價。在本書寫作最痛苦、最動感情、又最需要剋制感情的日子裡，我給友人寫信說：“我哪裡是在批判盧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心裡剝離出一個盧梭。”
……
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歷史無情，埋沒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網有疏，間漏一二如我後知者。先知覺後知，是謂啟蒙；後知續先知，勉為繼承。謹以我綿薄之作，敬獻顧準先生在天之靈；同時，亦以此敬獻我同時代人中的啟蒙者、犧牲者，也算是一份遲到多年的報答。
我的論文答辯主持人在看到這一序言後，約我面談了一次。那次談話開始時，我還有點忐忑不安。不料老人開口竟說，我關於六八年人的記述打動了他，使他知道了當初在牛棚裡尚無法知道的情況。聽完老人的那一席話，我極感意外，同時也自覺慚愧。我們自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開始理解我們當年的思想經歷時，“六八年人”自己卻正在走向消失。珍惜這一經歷的當事人一個一個少下去，理解這一經歷的老一輩學者卻可能一個一個多起來。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現在進行時態在當下發生著的活生生的思想史？
就在我幾乎對自己這一代人失望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有戲劇性的故事。一九九四年春節，上海發起邀請全國燈謎大賽，電視臺錄象向全市轉播。熒屏一閃，突然出現了一個我打聽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趕緊去比賽地點找人，一問，卻是剛走一天。幾天後，我把這場尋友不遇的感受，寫在上海《文匯報》的“筆會”版上：
自從離開了那個黃土瀰漫的省份，最後還值得懷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們有過一次長談，分手在昏暗的鐵路鐵軌邊。他有過那樣輝煌的思想經歷，在當時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業餘八段。他怎麼會擺弄起燈謎，而且是大陸唯一的職業謎手？曾經滄海難為水。他能放棄那種思想棋手的顛簸生涯嗎？這也是一個謎，而且是更大的謎。
我自以為我所有的寫作就是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離我而去。我只能放棄希望，放棄尋找。
少數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緊緊踩在社會的最底層；另一些浮上來的學術明星，並無多少思想可言；這些年越炒越熱的“知青熱”、“老三屆熱”，未必能揭示當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而確實參加過“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參與了這種實際上是在篡改他們精神軌跡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雞毛”的伴奏下，滿臉油汗地高唱著自己的“劫後輝煌”，卻把當年真正可貴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腦後。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是沉下去，還是浮上來，他們要麼是失語，要麼是失去記憶，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面對這幅圖畫，我只能背過臉去。
我曾想掙扎，最後為自己這一代辯護一次。但是，底氣越來越弱，聲音越來越輕，終於被內心另一種聲音壓了下去：
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年命名的那一頁精彩記錄，逐漸受潮癱軟，發黃變質。時至今日，它已經像一張廢棄的陳舊日曆，飄進了城市這個碩大無比的廢紙簍。大多數人進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職員狀態，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給予補償。由於具備底層的生活經驗，洞悉明察社會結構及其組織細胞的各種縫隙，內心深處又解除了當年那種虛假道德束縛，“六八年人”將遊刃有餘地穿插於各種結構的縫隙，從中漁利。新一代社會中堅也許就會這樣形成。
新一代社會中堅是灰色的，這是因為“六八年人”的內心世界有過一場灰質化裂變。那場裂變不知道是那一天發生，但是卻可以看見那股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從裡向外泛出來。當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轉化為思想史上的精神資源，而是轉化為在社會層面上奪取權力資源與生活資源的世俗經驗。我們的內心已經結痂成繭，外傷變為內傷，很不透明，甚至難以射進陽光。如果說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歷史大限，那麼，我們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這裡。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已經死亡。
賦予我們精神生命的那塊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識形態政治文化。給予最善意的估價，只有十七年的積累，太疲乏，太淺薄。儘管我們當時讀了一點德國哲學、俄羅斯文學，能起作用的畢竟有限。更何況德國哲學、俄羅斯文學與十七年政治文化在某一方面是同屬一脈，後者是前者的遙遠後裔。由此，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內在原因，還在於當年我們吞下的精神麵包既有營養也有毒素，我們只堅持其營養的一面，拒絕反芻其有害的一面。
對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向下突破，返歸世俗的沼澤地裡打滾，這一代人中已經有不少人這樣做了。還有一種是向上突破，脫胎換骨，更換精神血型，走出另一種理想主義的價值取向。到目前為止，我只在一個人的作品裡看到有後一種希望，那就是張承志。他欲以筆為旗，隻身面對當今虛無主義思潮的十面埋伏。這樣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時也擔心他拒絕淘洗昔日的精神資源，恐難有效拒抗虛無主義？如果筆管裡流動的是“六八年人”的舊式理想，那麼下一代自然會問，這樣以筆為旗，“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他的孤膽英雄氣，以目相送，看他在荒蕪英雄路上逐漸遠去。
正在消逝的一九六八年思想群落，後來據我瞭解，當年在北京有過更為自覺的思考。在內地其它省會級城市，也有過零零散散的村落。於此相應，一九六八年的大陸，還出現過一些半地下的文學群落，如以食指為代表以北島、芒克等人為主將的白洋淀村落。他們都是這一代精神生命的“根”，至少是“根”之一，比來自西方的“符號根”更有泥土氣息。文學群落比思想群落幸運，從白洋淀村落到朦朧詩，從朦朧詩到崛起的詩群，再到今日之先鋒作家，這條線索始終未斷，而且頑強發展，結成了正果。這些年來，一部分文學史家正在緊緊追蹤這一線索，一些冠以“文革時期的地下文學”的出版物正在公開發行；大學課堂已經開始講授有關這一現象的文學史篇章；不定哪一年，不定哪個文學博士會以此課題很嚴肅地拿到一個很滑稽的博士學位，那時食指和他的夥伴們肯定還活著，讀到這一新聞，一定會覺得啼笑皆非。相形之下，一九六八年民間思想界的“食指群”，則令人感慨。也許“思想食指”比“文學食指”所需要的外界環境更為寬鬆？也許是“思想食指”必須先指向自己，對其內部的精神淘洗要求特別苛刻？總之，不知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或許是所有的環節都出了問題，一群“思想食指”剛剛拱出大地，一陣暴風雨襲來，很快就夭折了。他們沒有結成正果，至今還處在失蹤狀態……
我含恨懷念我們的“食指群”。恨意難消，卻還是想追贈他們一個集體知識分子的職稱。不管當年他們是高中生，還是初中生，也不管現在是局長，還是股票炒手，那種業餘狀態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舉制下現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們不是知識分子，卻又比知識分子更像知識分子。只是這一類知識分子如其它類型其它輩份的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在教授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數人未老先衰，提前進入暮年狀態。就外部環境之惡劣，人們應該原諒，說一聲：“可惜”；就內心狀態之殘破，後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說一聲：“可悲”。有人說，歷史的苦難總是能換來歷史的巨大進步作為補償。我現在越來越沒有底氣說這句話。更多的可能是，歷史苦難積累起來的思想史資源，在起飛之前就已經墮落，進入了一種令人難堪的流產狀態。
一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羅曼·羅蘭說，三十歲——有人才開始，有人已經死了，大概說的就是這種情況？中國過剩的是人口資源，缺乏的是思想資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與代之間，你卻難以看到一條代代相連的思想史連線，一環一環向上螺旋發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資源的一次次浪費，一次次掉頭下行，宣告失敗。俱往矣，數風流人物，不看今朝！
與歷史學的其它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它歷來勢利，只認變成鉛字的文字。它又聾又啞，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裡的呼喚。所謂思想史的長河，只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蹤，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裡，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嘆息。它連一個漣漪都不會泛起，不動聲色地、熟視無睹地繼續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規模、小規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生過，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以致我時常懷疑我所操持的這一行當，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還是思想的暗殺者？被它暗殺的思想，也許比被它保存的思想還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數，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殺過多少除不盡的“餘數”？它既然能暗殺像顧準那樣大的“餘數”——拆下自己的肋骨當火炬點燃，那就不難暗殺散播在民間村落更為幼小的零散餘數。“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這句詩曾壯過多少人讀史之後的膽氣？然而我怕讀也恨讀的，就是這一熟句。是無邊落木陪襯著不盡長江，還是不盡長江流淌著無邊落木？兩邊來回讀，怎麼讀都令人黯然神傷。還是翻過來讀，才像一個暗殺者每天都在逃離作案現場，慌不擇路，夜奔前程的連續記錄！
不是別人，正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歌德詩云：“我曾領略一種高尚的情懷，我至今不能忘卻，這是我的煩惱。”是的，這是我的煩惱。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雪竇寺下山後為回應“知青熱”、“老三屆熱”而作
本文來源：載《讀書》1995年10月號
朱學勤，復旦大學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社會思想史，目前從事的課題有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與漸進變革思潮等。編著有：《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比爾》、《風聲·雨聲·讀書聲》、《書齋裡的革命》、《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志》、《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被批評與被遺忘的》、《熱烈與冷靜——林毓生學術論述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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