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清史研究概況”座談會紀要
2017年10月30日下午4:30，在題為“早期全球化語境中的清朝大一統話語的四個維度”的講座之後，美國阿克倫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趙剛老師又就美國清史研究概況舉行了一次簡單的座談會。此次座談會由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鴻賓教授主持，與會的還有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劍老師，歷史文化學院講師蔣愛花、胡曄老師等。
首先，趙老師對清史研究中的漢化說和新清史提出了幾點看法。他認為近年來新清史雖然對漢化說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仍然忽略了漢化說的兩個問題，一是非漢統治者並不只是漢文化的消極接受者，他們會隨時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釋漢人文化。另一方面，漢人在經歷了非漢政權統治後，其文化觀念、生活方式也會經歷相應的改變。對於當下時興的新清史，趙老師認為，新清史對於漢化的批判，其積極作用值得肯定，但新清史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首先，它將歷史上的漢人想象成一個統一的實體；其二，它用現代民族主義概念下的民族衝突來想象17、18世紀的歷史。
趙老師認為造成漢化說和新清史出現這些問題的癥結，就是雙方都不加分析地使用二十世紀初葉新出現的漢族概念去解釋在此之前漢人的認同問題，從而忽略了二者的區別。漢族的概念，是在1900年以後才流傳開來的，由於反滿運動的崛起，一些漢人知識份子出於反對清朝統治的政治需要，借鑑從西方引入的民族主義思潮，從而提出了以語言文化為基礎的排他性的漢族認同觀念。漢化論者用此漢族概念解釋清代歷史，強調漢人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新清史的觀點，表面上與漢化說爭鋒相對，但實質上是接受了漢化說對漢人社會的觀點，將清代的漢人看作一個界限分明的同質排他性實體。
不管是漢化論還是新清史的觀點，都將清代的漢人代入了現代民族主義觀念。然而，事實上，“漢族”人群在清末之前未有後人想象的漢族認同。宋元和明清之際的原始文獻記載表明，當時的漢人士大夫（如宋末和明末）因外族入侵或征服而需要強調自身的認同感是極少像清末革命黨人一樣，明確而直接了當地高舉“漢”認同的旗幟。他們在使用“漢人”一詞的心態是平和中立的，相反，當談及王朝認同時，其語態情緒則是激烈熱情的，這種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同樣體現於他們對已故王朝的眷戀和忠誠上。
大量的歷史事實都可以反應當時人們的這種族群觀念。例如，作為抗元名臣的文天祥，在給他弟弟的一封信中說道：我是為大宋而死，我死得其所；你是為大元做官，你也做得堂堂正正。我們倆沒有衝突，因為我是食宋朝的俸祿，所以我應該死；你是食元朝的俸祿，所以你應該升。這種觀念在明清之際表現得更為明顯。如黃宗羲允許義子參加清朝的科舉考試，入朝為官，其臨死前要求家人將他著清朝的衣冠入葬。在明遺民當中，這樣的例子枚不勝舉。如果按照現代民族主義的觀點，黃宗羲等人的這種做法是無法理解的，但從儒家的禮樂制度來看，黃宗羲的這種變化再正常不過了。他早年忠於明朝，當然只認同明朝的衣冠制度，晚年接受了清朝的統治，自然會認可清朝的衣冠制度。
趙老師認為這種傳統是出自於儒家文化。儒家特別強調倫理綱常的普世性，認為綱紀倫理才是人類的本質，所以人人皆可以成為堯舜。所以普世主義傾向任何君主，不論地域、種族背景，只要按照宗法倫理的原則統治中國，就是合法的統治者。孟子的某些著名論斷，就清楚地闡發了這一思想。《孟子·梁惠王》記載，鄒國與魯國交戰，鄒穆公問孟子：我跟敵國打仗的時候，身旁的官員都奮不顧身，但老百姓卻都圍觀看熱鬧，你說該怎麼辦？孟子回答說：饑荒的時候，百姓餓死的餓死，逃難的逃難，您守著滿倉的糧食不賑濟，官員也不把真實情況給您報告，老百姓憑什麼要為你而死？孟子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君主必須能給百姓帶來安寧的生活，否則，老百姓就可以站起來推翻他的統治。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人的民族主義觀念是十分薄弱的，他們更傾向於王朝認同，而非種族認同。
這種現象在作為民族主義起源之地的歐洲同樣普遍存在。十六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國家的榮譽是取決於國王的個人榮譽，英法百年戰爭幾乎完全從英國國王的角度上考慮的。甚至直到19世紀70年代，法國的農民基本上沒有所謂的“法國意識”。18世紀法國進攻德國的時候，當時的德國人也沒有所謂的“德國意識”，甚至還有一部分德國人幫著法國攻打另外一部分德國人。因此，漢化論和新清史所存在的兩個問題，即怎麼來理解清朝政權的非漢特性，和如何認識清代漢人能夠接受非漢特徵。如果用現代民族主義觀念，是無法解釋這一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反省在20世紀初葉民族主義進入中國以後造成的一些錯誤認識，應當從儒家王朝認同出發，以王朝認同變與不變的二重性和互補性來思考和分析這些問題。
閱讀更多 西域研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