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顓頊，號高陽氏，上古“五帝”之一，華夏部落聯盟首領。 在正史中記載顓頊是黃帝的孫子，黃帝妻嫘祖，生子二人，長子玄囂， 次子昌意，昌意生顓頊。而在《山海經》中則記載顓頊是黃帝的曾孫，黃帝妻嫘祖，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韓流，韓流妻阿女生顓頊。現在廣泛被大家接受的是第一種說法，也就是顓頊乃昌意之子。
濮陽地處河南、山東、河北三省交界的黃河之濱，歷史悠久，地靈人傑。上古時期，這裡是"五帝"之一顓頊及其部族的活動中心，故有"顓頊遺都"和"帝丘"之稱。
有關顓頊的傳說史書多有記載。相傳顓頊為黃帝之孫，昌意之子，生於若水，實居窮桑，其母女樞因感“瑤光”而生，十歲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初封高陽，後都於帝丘（今濮陽縣西南）。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八歲，號為高陽氏，列為五帝之一，死後葬於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裡中（今內黃縣三楊莊西）。
內黃縣顓頊帝嚳陵
《史記.五帝本紀》載：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這說明顓頊是位沉靜、博識、有謀略的人。他能根據不同地域條件發展生產，聚集財物，又以觀天象，按日月運行而定四時，並制定出各種禮儀制度，來教化人民，按時祭祀祖先和天地鬼神。他命重為南正，專管天地鬼神之事；命黎為火正，專管人間之事。因而顓頊時期，生產較前有很大發展。
一、顓頊遺都——“帝丘”的歷史記載
帝丘，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陽縣西南，為顓頊都城。公元前629年，衛成公自楚丘遷都於此。戰國時名濮陽，秦置濮陽縣。《竹書紀年》載：“元年，帝（顓頊）即位，居濮。”《左傳·昭公十七年》雲：“衛，顓頊之虛也，故曰帝丘。”《春秋·僖公三十一年》載：“衛遷於帝丘。”杜預注：“帝丘，今東郡濮陽縣 ，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帝丘古城，位於今河南省濮陽市濮陽縣東南部的五星鄉高城村的高城遺址，在黃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高城之名源於帝顓頊高陽氏，高城原名高陽城。帝丘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稱謂，或曰商丘，或曰濮陽，其先後作為顓頊、閼伯、姒相、昆吾、商侯相土、衛國等的都城以及秦漢時期的東郡治所，時間長達2000多年。
公元前132年（漢武帝元光三年），黃河瓠子（今濮陽西南）決口，洪水向東南衝入大野澤，泛入泗水、淮水，淹及十六郡，災情嚴重。漢武帝派汲黯、鄭當時率10萬人去救災，但沒堵住決口。公元前109年漢武帝下決心堵塞決口，命令汲仁、郭昌主持，動用幾萬民工參加。這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治水場面。漢武帝親臨黃河岸邊指揮堵口工程。他首先舉行了祭河儀式，將白馬、玉壁沉於河中，並命隨臣自將軍以下全部搬運柴草參加施工。為了激勵治河將士與民夫，漢武帝作歌二首，令萬眾呼唱，史稱《瓠子之歌》。經過幾番爭鬥，終於堵住了瓠子決口。武帝又在河堤上築宮紀念，取名宣防宮。於是梁、楚之地消除了水患，重新獲得安寧。
漢武帝時期的這次黃河瓠子決口之後，帝丘古城被埋入黃河淤泥之中。
二、帝丘古城——高城遺址的發現
高城遺址位於河南省濮陽縣東南部的五星鄉高城村南，在黃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距離縣城約10公里。該遺址發現於上世紀的六十年代。1985年發現東西向的夯土牆，2002年發現北城牆和北城牆的東北、西北拐角。2005～2006年，對濮陽縣高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和鑽探，並通過試掘對北牆和南牆進行了局部解剖，出土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殷墟時期、東周時期及漢代的各類遺物。2005年的大規模試掘表明該城面積約916萬平方米，城牆保存完好，是一個
由龍山時代、商、西周時代和春秋戰國、漢幾個時代夯築層疊壓的古城址。發掘者認為：“高城遺址可能是春秋時期的衛國都城，在戰國時期為濮陽城，這是目前可以確認的歷史上最早的濮陽城，它也應是秦代和西漢的東郡治所。”
高城遺址位置示意圖
依據考古發掘和鑽探可知四面城牆頂部多被4米-5米的唐宋淤沙層所掩蓋，城壕和城內的文化層被漢代厚約6米-8米的淤土層所疊壓。整個城址平面形狀為長方形，保存高度約6米-9米，城牆基礎寬約70米，頂部寬約20米-30米，城牆之外有一週護城壕。北牆長約2420米，該牆中部偏東（安寨村西北）內收，形成一個近90度的折角，東牆長約3790米，西牆長度為3986米，南牆長為2361米，南牆破壞比較嚴重，不少地段在間隔地表7米-8米才見夯土。
考古發掘東周時期城牆的修築過程中存在祭祀現象，在T2、T3兩條探溝內發現在兩塊夯土的結合部埋有人頭骨或整具豬骨，這應是修補城牆時舉行祭祀儀式的遺存。在各條探溝內發現寬而厚的灰色花夯土，以直徑3～4釐米的集束木棍夯築，夯窩為圜底，包含物多為春秋時期陶片，應屬春秋時期夯土。在春秋時期夯土外側分佈的夯土，夯層平直，土質堅硬，夯窩直徑約為6釐米，包含大量春秋和戰國時期陶片，多為戰國時期夯土，也有部分漢代夯土。在城牆外側及頂部發現大量夾雜較多為漢代瓦片的淤土。由此分析，該城址是在漢代毀於黃河洪水，與“漢武帝時期黃河瓠子決口，帝丘城址被埋入黃河淤泥之中”的記載相一致。
高城遺址，城牆保存完好，是一個由龍山文化、商、西周、春秋戰國、漢幾個時代夯築層疊壓的古城址。整個城址平面形狀為
長方形，城牆之外有一週護城壕。根據夯土疊壓情況，可知該城在東周之前即開始使用，這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豫北地區最大的春秋古城遺址。2006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學者20餘人通過現場考察和學術論證，一致認為該城址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的衛國都城——帝丘所在地。
2013年，衛國故城遺址(高城遺址)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衛國故城遺址碑
三、高城遺址——仰韶晚期至龍山時代的早期城址線索
由於地下水位較高，2005年對城牆的解剖僅限於其頂部約2米厚，目前的考古資料還無法確定城址最早的建築年代。我們可以從已經發掘的夯土結構、夯窩、夯層的差異，以及各類夯土中包含物的不同，大體做出如下判斷。北城牆T2中分佈於最內側的黃褐色花夯土，夯層較厚，無夯窩，而且它被外側所有夯土疊壓。夯土內包含有較多龍山文化早期或仰韶文化晚期的陶片，而不見晚於龍山文化的陶片，可初步判斷該探方內的夯土時代最早。
北牆長約2420米，在其西北拐角處鑽探發現了大量龍山文化陶片，中部T1、T2、T3等探溝在不同時期夯土內出土較多龍山文化陶片，再結合南牆的小面積試掘也出土龍山文化陶片等情況，我們可以認為，這裡曾經存在一處面積較大的龍山文化遺址。
出土文物分析：
仰韶文化遺物，主要出土於T2夯6內以及晚於它的夯土層中，多為仰韶文化晚期陶片。以泥質灰陶為主，並有少量夾蚌褐陶、夾砂灰陶和泥質紅陶。紋飾以籃紋為主，其次為附加堆紋、壓印花邊等，也有少量彩陶。“簡報”公佈的陶器器形主要有鼎、花邊罐、雙腹盆、大口罐、壺、器蓋等。
龍山文化遺物，主要出土於T1、T2、T3的晚期夯土層內。陶片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並有少量夾蚌褐陶和泥質紅陶，多為輪制，胎較薄。紋飾以籃紋為主，其次為繩紋等。簡報共公佈10件龍山文化時期標本，器形有盆、器蓋、杯、罐、甕、鼎等。
二里頭文化遺物，主要出土於T1和T3的晚期夯土層內，陶片較少且極為殘碎。以夾砂灰陶為主，胎較厚。紋飾有繩紋、壓印花邊等。可辨認的器形有罐等。口沿壓印花邊的作風，的確是二里頭文化高領圓腹罐的主要特徵，而這裡發現的花邊口沿則與安陽西蔣村、長垣宜丘以及邯鄲薛莊和邢臺糧庫等遺址出土的花邊橄欖形深腹罐更為接近，例如高城編號為0T3夯∶4的花邊口沿與薛莊遺址編號為H277∶17的陶罐口沿類似。這種口沿壓印花邊的深腹罐在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晚段中也有發現，但應是受下七垣文化的影響所致。另外平底、深腹的罐與二里頭文化中的圜底深腹罐差異較大，而是與大量存在於下七垣文化中的橄欖形深腹罐接近，如0T3夯∶7與濮陽馬莊遺址91M採∶7和91M採∶8比較接近（圖三，2、4）。
據此可以認為這類遺存的性質應屬下七垣文化。
殷墟時期遺物，主要出土於T2、T3的東周夯土層中，出土陶片較少，以
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胎較厚，紋飾以粗繩紋為主，可辨器形有鬲和罐等。簡報公佈了3件鬲的口沿，特徵比較一致。因此，從整體上看高城出土的殷墟時期遺物，其年代與安陽殷墟一期早段更為接近。
春秋時期遺物，主要出土於夯層中。陶片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陶色青灰，陶質堅硬。紋飾以繩紋為主。器形主要有釜、甑、深腹罐、壺、盆、豆、甕、板瓦等。簡報把這些器物定為春秋時期，但具體處於春秋的哪個時段並沒有說明。不過，這裡可以根據新鄭鄭國祭祀遺址出土的陶器進行分析，可以認為高城遺址春秋時期城牆的年代能精準到春秋中期。
戰國時期遺物，主要出土於最外圈的夯土層中，陶片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陶色青灰，陶質堅硬，紋飾以繩紋為主，器形主要有罐、壺、盆、豆、甕、板瓦、筒瓦等。這些陶器也具有比較明顯的時代特徵，如編號為T3夯①∶18的陶盆，口沿微微上翹，與新鄭鄭國祭祀遺址T622③∶1接近，具有戰國中期的特點（圖六，1、3）；如編號為T3夯①∶14的豆盤變淺，與鄭韓故城T659H2058∶10比較接近，也具有戰國中期的特點（圖六，2、4）。
高城城址城牆的分期：
根據對T2和T3各夯層所陶片的年代進行綜合分析，可以得到這樣如下認識。
1、T2夯6層和T3夯9層都位於夯土城牆的最裡層，厚度也基本一致，均包含單純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時期最早階段的陶片，沒有晚期遺物，應為龍山時代早期所築。T2夯5層和T3夯8層，位置相近，厚度相當，包含有龍山時代早期和中期的陶片，沒有更晚的遺物，應為龍山時代中期修築。
2、T2夯4層和T3的夯6、夯7層位置相近、厚度相當，包含有下七垣文化和龍山時代中期的陶片，卻沒有更晚的遺物，應為下七垣文化時期修築。
3、T2夯3層和T3的夯4、夯5層位置相近、厚度相當，其中包含有春秋時期、殷墟早期、龍山時代中期和早期陶片，沒有戰國時期遺物，應為春秋時期修築。T2夯2層和T3的夯2、夯3層位置相近、厚度相當，其中發現的陶片很少，僅有少量龍山時代中期陶片。僅從其本身很難斷定其年代，在此可以藉助其西側的T1來判斷。簡報對T1公佈的信息非常少，僅公佈了一些陶器標本，而且均出自於夯2層中。這些陶片的年代，除1件為龍山時代中期之外，其餘均為春秋中期，說明這層夯土的年代也應該是春秋中期。
4、T2夯1層和T3夯1層均位於整個夯土城牆的最外側，厚度也大致相當，其包含的陶片以戰國中期為主，應為戰國中期所修築。其中夾雜的少量戰國早期陶片應為夯築取土時混入的早期遺物。
結論，
從目前公佈的考古材料來看，濮陽高城遺址的城牆始建於龍山時代的最早階段，後經龍山時代中期、下七垣文化時期、春秋中期、戰國中期多次修葺繼續使用，到戰國晚期廢棄。高城遺址的發掘，其意義不僅在於發現了衛國的都城，而且發現了始築於龍山時代最早階段的城址。其年代略晚於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而早於襄汾陶寺城址，大致相當於“五帝”中的黃帝與堯舜之間，聯繫到顓頊帝丘在濮陽的傳說和歷史記載。因此，也有不少學者認為高城遺址就是傳說中的顓頊遺都——帝丘所在。
四、高城遺址的發現意義
考古調查、鑽探表明，高城遺址下深埋的龍山文化遺存面積達100多萬平方米，居河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之首，而在河南、山東地區也僅次於三門峽
小交口遺址。在高城遺址周圍，還分佈有數量眾多的龍山文化遺址，如鐵丘、馬莊、戚城、程莊、文寨等，它們與高城遺址一道構成了濮陽龍山聚落群。
按照許順湛對聚落規模的層次劃分，其結構如下：
特級聚落1處，濮陽縣五星鄉高城遺址，100多萬平方米。
一級聚落1處，濮陽縣子岸鄉文摘遺址，40萬平方米。
二級聚落2處：市區南戚城遺址，15萬平方米；濮陽縣子岸鄉齊勸遺址，10萬平方米。
三級聚落37處：均在9萬平方米以下。
從聚落規模與層級結構來看，小型聚落（三級聚落）應是一些氏族部落的居地，二級聚落可能是“邑”一級的中心遺址，特級聚落和一級聚落應是古國的國都遺址。要之，
濮陽聚落群顯示了一個“都、邑、聚”結構齊全的古國或古代酋邦的存在，而高城遺址正是這個古國或古代酋邦的都城。
根據有關文獻記載，顓頊的帝丘在濮陽，衛國在春秋時期遷都帝丘 。如《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言：“冬，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日三百年。”《漢書·地理志》載：“濮陽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夏後之世，昆吾氏居之。”遺址內部還有清代石碑記述該地為顓頊城，解放前這裡還有顓頊廟，當地流傳下來的地名如城角地、南城頭地、東郭集等，經過鑽探發現的確是城牆所在之處。因此，前面所引文獻記述和傳說中的帝丘、衛國都城，應當就是現今所發現的高城遺址。
依據既往考古工作情況，按照考古學中人口概率估算方法，濮陽高城遺址是仰韶文化時期北方唯一可以與南方良渚文化相媲美的特大型聚落中心。濮陽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是人類活動的理想地區，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以來，大量人口聚結在這一地區，不斷創造出燦爛的文化。由於該城址在漢代一次性毀於黃河洪水，故可以推測城內的漢代街道和建築，甚至東周時期的城市結構，或許會保存較好，將來對該遺址的進一步發掘和研究將為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提供更重要的資料。
2018年，經過從眾多申報項目中嚴格篩選，國家文物局最終確定將濮陽高城遺址納入“文明中國”項目（中原文明探源工程項目），予以積極支持該遺址的考古研究工作（國家文物局考執字[2018]第[174]號考古發掘執照號及河南省財政廳、河南省文物局豫財科[2018]93號文件）。“文明中國”項目本年度首次開展，我省僅有兩個考古發掘項目入選，濮陽高城遺址就是其中一。
《河南濮陽縣高城遺址發掘簡報》
《顓頊遺都帝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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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顓頊遺都——濮陽高城遺址考古工作將得到國家210餘萬元經費資助》
《五帝：世間為何再無神，皆因顓頊分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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