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陸風雲4中，“文藝復興”作為遊戲中的第二個思潮，接納了以後有降低建造成本和發展成本的好處，如果某個思潮出現以後不接納的話，每過一年，科技研發的花費就會增加1%，這個懲罰還是很厲害的。
至於“文藝復興”這個思潮出現的時間設定在1450年，基本上是符合歷史的，馬克·格林格拉斯所著的《基督教歐洲的鉅變》裡就提到：
“古典文獻和理念的復興早在1517年以前就在北意大利、佛蘭德斯和萊茵蘭的城市文化中萌發了。”
下面我們說說這個文藝復興對歐陸有哪些影響。
哲學方面的影響
文藝復興的理念挑戰了歐洲精英分子哲學思考的既定之道——經院哲學，也動搖了亞里士多德主義哲學的統治地位。
人文主義學者認為自己的任務是通過詳細檢查和交叉對證，恢復古典時代文獻的純潔性，與文獻作者的思想進行對話。
人文主義教師十分重視“勸服”（persuasion），也就是組織和運用論點，讓他人同意自己的觀點。“運用論據來說服別人”這在現代人看來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中世紀的歐洲，在教會學校裡，無條件的相信才是一種正統觀念，沒有什麼道理好講，相信就完了。這個有點像我們古代私塾先生對科舉仕子的態度：哪兒有那麼多問題，背下來就完了。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教書先生哪兒有那麼多精力跟你擺事實講道理。
好了，我們說回歐陸。
文藝復興興起後的人文主義教師們的學生通過閱讀大量的拉丁文文獻（尤其是西塞羅的著作）學會這門語言，並且將精力放在研究公民的正派行為上。
這就為論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政治與社會的關係引入了一套不同的觀念，以及一個與“基督教信眾”（Christendom）迥異的通用概念——“公眾”（public）。
“公眾”是人可以設想的最大的法人團體（universitas），它在羅馬法的視野中是一個擬製的人，與它的創造者不同，它作為一個實體就像一個活人一樣可以享受權利並承擔義務，它以“公眾”之名代表他人行事。
共和國作為一個法人團體體現了共和國成員的意志。
共和國之間是有差異的，比如，充分利用通信技術發展的“書信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得到了那個時代人文學者的強烈推崇。
然而，這也反映了歐洲“知識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歷史變遷，知識資本日漸脫離一小群教士與官僚精英的掌控，流入一個更加複雜和世界性的資本市場中，這個市場裡有生產者和消費者，有贊助人、印刷工、雕版師、圖書管理員和讀者各色人等，他們都加入了進來。
市場的運作方式取決於當地環境，因此文藝復興造成的知識與社會影響力在歐洲各地參差各異，而宗教的差異讓參差的界線更加分明。
文藝復興的一大重要影響體現在王公的宮廷中，文藝復興輕而易舉地進入宮廷，轉型為一種宮廷文化，滿足宮廷貴族的需求與渴望。
就像20世紀偉大的科學發現一樣，文藝復興既可以化腐為奇，也可以摧枯拉朽。
它既可以強化教權與政權，也可以削弱它們。
它可以挑戰上帝憑旨意護佑世界這種基本的觀念，也可以為其提供支撐。
文藝復興帶來的新的教學方法給人們一種嶄新的方式來理解自身、世界和造物主。
人文主義學者還發現，古代哲學有自己的歷史。
為了理解亞里士多德，必須瞭解他在和誰的思想對話，並且把他放到這個對話的背景中去。
亞里士多德不再是構建真理與合法性的唯一權威。這一過程是從希臘名著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的《名哲言行錄》（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的編譯與普及開始的。
這本書為相互競爭的各個希臘哲學家“流派”（sects）提供了一份系譜，讓中世紀時退居邊緣的觀點也能大放光彩。
這一時期的人在教學時把亞里士多德放在這個複雜得多的譜系中，認真地研究來自希臘世界的各種觀點與論爭。
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的哲學家，有的是伊壁鳩魯學派的門徒，有的屬於斯多葛學派，有的信奉柏拉圖主義，有的篤信皮浪的懷疑主義。
這裡簡單介紹一下這幾個學派和主義：
l 伊壁鳩魯學派的主要觀點是認為並宣揚人死魂滅，這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大進步，同時提倡尋求快樂和幸福。但他們所主張的快樂決非肉慾物質享受之樂，而是排除情感困擾後的心靈寧靜之樂。伊壁鳩魯派生活簡樸而又節制，目的就是要抵制奢侈生活對一個人身心的侵襲。
l 斯多葛派認為世界理性決定事物的發展變化。所謂"世界理性"，就是神性，它是世界的主宰，個人只不過是神的整體中的一分子。所以，斯多葛學派是唯心主義的。在社會生活中，斯多葛派強調順從天命，要安於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要恬淡寡欲，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幸福。他們自稱是世界主義者，打破了希臘人和野蠻人之間的傳統界限，宣揚人類是一個整體，只應有一個國家，一種公民，即宇宙公民。而這個國家也應由智慧的君主來統治。
l 柏拉圖主義的基本觀點是：數學的對象就是數、量、函數等數學概念，而數學概念作為抽象一般或“共相”是客觀存在著的。柏拉圖認為它們存在於一個特殊的理念世界裡，認為數學概念是一種特殊的獨立於現實世界之外的客觀存在，它們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的思維的永恆的存在。數學家得到新的概念不是創造，而是對這種客觀存在的描述；數學新成果不是發明，而是發現。與之相應的，柏拉圖主義認為數學理論的真理性就是客觀的由那種獨立於現實世界之外的存在決定的，而這種真理性是要靠“心智”經驗來理解，靠某種“數學直覺”來認識的，人們只有通過直覺才能達到獨立於現實世界之外的“數學世界”。
l 懷疑主義認為主體的時代侷限、社會立場、認識角度、知識結構、個體經驗以及主觀意志和情緒這些諸多因素都會干擾我們的認識的真理性，以至於最後我們根本無法達到真理本身，而只能無窮逼近真理，因為人不是上帝，以上的那些影響認識的因素是每一個活著的人永遠都無法根除的而只能儘可能的減少。最簡單的物理測量，不管使用多麼精密的測量儀器，誤差也必然存在，我們只能最大限度的接近真實而永遠無法達到真實。
出現了這麼多致力於探究深層次哲學問題的學派，其結果是，古代哲學不再是基督教真理的婢女和構建普世秩序的工具，而是成為了當時的哲學家努力搜尋一系列基本的真理的動力。
有的人認為，同任何系譜一樣，哲學也可以循著系譜找到一個古老的源頭，它的所有後裔都會攜帶它歷經歲月遺留下來的痕跡。
比如，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齊（Francesco Patrizi）在他的《一般哲學新論》（New Philosophy of Universals）中提出，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來自柏拉圖的教導，進而上溯到梭倫和俄耳甫斯，一直到摩西關於創世的記述和埃及人的神秘主義，而這些在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的著作裡都有暗示（帕特里齊說，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的著作包含比“亞里士多德的全部哲學”加起來還多的智慧），他的作品年代至少比柏拉圖早1 100年。也有人更樂於強調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共通之處，這些共通之處說明古人的思想盡管有時大相徑庭，但仍有根本上的“和諧”（symphony）暗藏其中。
然而，就在這種混成性質的思路逐漸成形時，希臘哲學家塞克斯都·恩披裡柯（Sextus Empiricus）的讀者們發出了激烈的質疑之聲。恩披裡柯利用他希臘哲學家同行們的觀點分歧，對亞里士多德等人尋找真理的行為大加批判。如果僅看恩披裡柯的著作，那麼古典哲學確實是錯誤連篇。這導致了16世紀有幾位重量級的思想家對恩披裡柯確實篤信不疑，尤其是法國行政官米歇爾·德·蒙田。
吉安弗朗切斯科·皮科·德拉·米蘭多拉（Gianfrancesco Pico della Mirandola）相當於16世紀哲學界的馬丁·路德，他在1520年出版的《論異教徒學說之無用》（Examination of the vain doctrines of the Gentiles）中寫道：“異教徒（專指古代的非基督徒）的所有學問都在迷信、猶疑和謬誤中步履蹣跚。”
直到後來，法國天才哲學家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才成功地在這種懷疑主義（Pyrrhonism）的基礎上建起了一套普遍的哲學體系，有能力為新出現的以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提供支撐。
但是在當時，沒有人能夠真正想象在激進的懷疑論基礎上拼湊出來的基督教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人文主義的地理學家、醫生和自然哲學家都開始感覺到直接實踐得來的經驗的重要性以及實驗的價值。
自然世界的圖景因此改變了。
地理大發現的影響
從歐洲到廣闊世界的地理大發現催生了一種新的認識：
自然世界充滿了千奇百怪的現象，是一座堆滿秘密的寶庫，大自然正等待著掌握鑰匙的人來破譯解讀。
占星家、鍊金術士、宇宙學家、自然術士以及江湖醫生等競相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怎麼把森羅萬象化約為有序的物理原理，或者至少證明他們的理論對現實觀察有所助益。
有些人從超自然力中尋找這樣的原理——自然中有無所不在的魔力，彷彿人間活動背後有隱藏的精靈，或者說天體的熱量和運動承載了這樣的魔力。
這些人同許多哲學家一樣，大肆指責亞里士多德，主要原因是後者關於物質的理論太抽象了。他們把自己的學識與見解包裹在神秘晦澀的氣氛中，以免遭受眾多批評者的攻擊，並且還可以維護他們智慧卓絕、法力超凡的鼎鼎大名。
但是還有一種相反的觀念認為，人類的知識是有限度的，洞悉自然的秘密永遠不可能僅憑個人的力量達成。瞭解自然需要依靠眾多探索者的共同努力，他們應當更關注實用層面的知識，注意到對自然的解釋存在著多種可能。
日心說的影響
對基督教世界的認知變化造成最大影響的莫過於宇宙論的鉅變。
哥白尼的日心說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某些古代宇宙論的復興，在古典時代，它們曾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宇宙論共識發出過挑戰。
日心說帶來一系列讓人感到震撼的推論：如果地球僅僅是一顆行星，一顆圍繞太陽轉的行星，那麼宇宙比起地球就變得太龐大了——哥白尼自己也承認，那樣的宇宙將會“浩瀚無邊”（immense）。
當天文學家需要設想一下土星軌道與太陽之間的漫長距離時，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意識到地球是多麼渺小。
既然地球只是行星之一，那麼所有新生與腐朽的自然過程，與其用亞里士多德那套以自然界和地球上的現象為基礎的學說來解釋，不如用太陽的影響或者地球的運動，以及地球與太陽和其他行星的相對位置來解釋更加合理。
基督教世界曾安居在以地球為中心、擬人化的同心圓宇宙裡，那時的基督教世界自信自在。如果被放到以太陽為中心的宇宙裡，那麼基督教世界就不再是受造秩序的中心了。
化學醫學家兼自我宣傳大師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原名德奧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馮·霍恩海姆）、魔術師兼占星家約翰·迪伊（John Dee）、神學家兼宇宙學家喬爾丹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自然哲學家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齊和伽利略·伽利萊（Galileo Galilei），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基督教世界殘存的“看門人”、宗教裁判所和教皇懷疑與日心說有關聯。
1600年2月，布魯諾在羅馬的火刑柱上被燒死。
一年之後，方濟各會修士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由於參與一場民眾起義，在那不勒斯的新堡（Castel Nuovo）遭到40個小時的殘酷拷問。其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他都被關押在那不勒斯，在牢裡痛批亞里士多德異教哲學是“被感染的毒根”（infected roots）。
這些相信日心說的思想家們，他們不再屬於這個舊的世界，他們夢想著一個天翻地覆的新世界！
這一時代的激進思想家的悲劇在於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在於他們出生於何地，這些環境決定了他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以何種方式逐漸被視為對既有思想的挑釁。
但是文藝復興沒有“終點”（end），而是呈現出越來越大的能力在新背景下摧毀舊的確定性。
最後再多說幾句題外話：
一個是當代的西方世界，似乎又陷入了某種“舊的確定性”中，也許是時候來一場新的文藝復興了。
另一個題外話就是，古代中國在漢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終於在宋明理學的進一步強化下，進入到了一種“舊的確定性”的狀態。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這種重視實踐和理論相互驗證的思想，算不算是一種中國版的文藝復興的萌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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