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新市:韶村“八勝寺”衰落是有原因的

韶村,這是一個在南朝就有影響力的南方古村落,它坐落於浙北新市,江南運河的一側。韶村是因一座“八勝寺”而馳名遐邇,引得皇帝屢屢欽賜,又是題額,又是贈書,朝廷百官也都以親臨瞻仰為幸,真正成了當年國家級的名寺。但到吳越國以後,這座名寺突然失寵,寺名漸漸跌到了冰點,隨著時光的流逝,人們也淡淡消逝了對它的記憶,現在的韶村年輕人,已經很少有人能記起它的名字,一代名寺黯然消殞,這裡就像沒發生過一樣,讓人感覺歲月的無情。

那麼,這韶村“八勝寺”又是如何從名寺跌落到荒野廢寺,進而從人們記憶中慢慢淡出的呢。類比新市覺海寺,它的命運是如何始於萬幸,而又終於萬劫不復的災難?這錯綜複雜的原因中,可能也不僅僅是日軍侵華時燒燬“八勝寺”,所造成的滅頂之災而能概括全部的,更多的是來自於人類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諸多深層次的文化背景。這一切值得我們細分屢析,引發我們對這座名寺形成、發展、遭遇的思考,因為這一切,將是我們所需尋找的答案。

說到“八勝寺”,它是一座從神話裡走出來的古寺,形成得有點突兀,據嘉泰《吳興志》載:

梁天監五年(公元506年)青州節度使沈子真居宅。一夕,鐘磬自鳴,堂前井中放出毫光,俄有龍騰空而去。子真遂舍為寺。武帝賜今名。

當年大眾科學文化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豐富與普及,人們孤陋寡聞,美好的願望與現實存在差距很大。當年的朝廷政治還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上,神話便成了政治的手段,以安撫民心、立足安逸,所以,佛教的介入將有利於維穩與天下太平。所以,像“八勝寺“這樣的寺院能夠產生於當年的時代,官方政治的推舉,是一大主因,這與民間的接受,可能存在著一定距離。神話可以創造寺院,卻無法讓百姓接受這樣一個事實,神話在現實中的文化生命力,是取決於百姓認知的態度。同時代,本地舍宅為寺的有多座,像梅林“三德寺”和白彪“永寧寺”等,直到後來新市的“覺海寺”,相對來說,這些相對平淡的寺院,百姓接受的程度要高於“八勝寺”。

“八勝寺”所處的地理位置,缺失區位優勢。雖然“八勝寺”是傍臨大運河,又是著名的官寺,可謂是皇恩浩蕩,但它的位置決定了當地輻射面的狹窄,無法形成規模較大的商市,宋朝以前的運河,對兩岸的文化沒有構成主流影響,而苕溪及相關支流,卻是重要的主流往來途徑,而這裡河道餘脈散亂,特別是苧溪漾影響不大,本地西北部百姓多數交往是在苧溪漾沿岸,東面則因新市強大的商貿格局受阻,更多的客流逗留在新市進行物質交換與文化交流,這些地理因素,對“八勝寺”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干預,讓它完全失去便捷往來的區位優勢。

“八勝寺”寺額改動頻繁,朝廷眷顧忽冷忽熱,寺院地位搖擺不定。儘管歷史記載,歷代以來,“八勝寺”享有很高的朝廷“寵幸”待遇。但沒有贏得百姓的普遍認可,讓這一座名寺保持了曲高和寡的寂寞,香客稀少,也或許存在缺乏寺院日常管理的科學化,沒有為香客聚眾活動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此寺受到治平二年改額,從“八勝”到“壽聖”,後來又到“八聖”,後來改為“大廟”,至後又複稱“八勝”,人們對寺額的變化難於適應,無法與自己的信仰崇拜心靈位置找到對應。

歷史上的“八勝寺”公眾形象不夠豐滿,與其說是一座寺院,更多的像似一座沈氏家族的祠堂,與沈氏外的百姓形成距離。歷史上“八勝寺”數毀數立,每一次復建,都縮小了相應的規模,從南朝的“基廣四百畝”到康熙四年的“基三畝八分”,寺基的大幅減少,反映出“八勝寺”募眾籌資能力基礎極為薄弱。這裡客觀上的周鄰村落不是很密集,有財力的家族也不多,更是因沈氏家族唐代後的政治舞臺上失寵而受到嚴重影響。所以,當年儘管它的寺院等級比較高,但它不具備對眾多香客的影響與內心吸引,也不能滿足本地百姓內心的寺院標誌性特徵,因此,便形成了某種尷尬與冷遇。與新市覺海寺自身很多的客觀有利條件,形成強烈的反差,總體來看,“八勝寺”缺少了方圓一帶地域中所具備的中心領頭名寺形象。

綜觀上述分析,對比本地多座寺院的興衰成因,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寺院的興盛不能僅僅仰仗於朝廷的寵幸,更多地是依靠信徒的侍奉來支撐的。而信徒的侍奉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三者條件,所處區位的優勢與商業的繁華是必不可少的,營造它廣泛而又虔誠的公眾性惠利形象是十分重要的,寺院管理與香客頻繁交流活動的創造,更是必不可少日常管理的一項寺院要務。

浙北新市:韶村“八勝寺”衰落是有原因的

浙北古鎮新市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