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村，這是一個在南朝就有影響力的南方古村落，它坐落於浙北新市，江南運河的一側。韶村是因一座“八勝寺”而馳名遐邇，引得皇帝屢屢欽賜，又是題額，又是贈書，朝廷百官也都以親臨瞻仰為幸，真正成了當年國家級的名寺。但到吳越國以後，這座名寺突然失寵，寺名漸漸跌到了冰點，隨著時光的流逝，人們也淡淡消逝了對它的記憶，現在的韶村年輕人，已經很少有人能記起它的名字，一代名寺黯然消殞，這裡就像沒發生過一樣，讓人感覺歲月的無情。
那麼，這韶村“八勝寺”又是如何從名寺跌落到荒野廢寺，進而從人們記憶中慢慢淡出的呢。類比新市覺海寺，它的命運是如何始於萬幸，而又終於萬劫不復的災難？這錯綜複雜的原因中，可能也不僅僅是日軍侵華時燒燬“八勝寺”，所造成的滅頂之災而能概括全部的，更多的是來自於人類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諸多深層次的文化背景。這一切值得我們細分屢析，引發我們對這座名寺形成、發展、遭遇的思考，因為這一切，將是我們所需尋找的答案。
說到“八勝寺”，它是一座從神話裡走出來的古寺，形成得有點突兀，據嘉泰《吳興志》載：
梁天監五年（公元506年）青州節度使沈子真居宅。一夕，鐘磬自鳴，堂前井中放出毫光，俄有龍騰空而去。子真遂舍為寺。武帝賜今名。
當年大眾科學文化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豐富與普及，人們孤陋寡聞，美好的願望與現實存在差距很大。當年的朝廷政治還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上，神話便成了政治的手段，以安撫民心、立足安逸，所以，佛教的介入將有利於維穩與天下太平。所以，像“八勝寺“這樣的寺院能夠產生於當年的時代，官方政治的推舉，是一大主因，這與民間的接受，可能存在著一定距離。神話可以創造寺院，卻無法讓百姓接受這樣一個事實，神話在現實中的文化生命力，是取決於百姓認知的態度。同時代，本地舍宅為寺的有多座，像梅林“三德寺”和白彪“永寧寺”等，直到後來新市的“覺海寺”，相對來說，這些相對平淡的寺院，百姓接受的程度要高於“八勝寺”。
“八勝寺”所處的地理位置，缺失區位優勢。雖然“八勝寺”是傍臨大運河，又是著名的官寺，可謂是皇恩浩蕩，但它的位置決定了當地輻射面的狹窄，無法形成規模較大的商市，宋朝以前的運河，對兩岸的文化沒有構成主流影響，而苕溪及相關支流，卻是重要的主流往來途徑，而這裡河道餘脈散亂，特別是苧溪漾影響不大，本地西北部百姓多數交往是在苧溪漾沿岸，東面則因新市強大的商貿格局受阻，更多的客流逗留在新市進行物質交換與文化交流，這些地理因素，對“八勝寺”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干預，讓它完全失去便捷往來的區位優勢。
“八勝寺”寺額改動頻繁，朝廷眷顧忽冷忽熱，寺院地位搖擺不定。儘管歷史記載，歷代以來，“八勝寺”享有很高的朝廷“寵幸”待遇。但沒有贏得百姓的普遍認可，讓這一座名寺保持了曲高和寡的寂寞，香客稀少，也或許存在缺乏寺院日常管理的科學化，沒有為香客聚眾活動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此寺受到治平二年改額，從“八勝”到“壽聖”，後來又到“八聖”，後來改為“大廟”，至後又複稱“八勝”,人們對寺額的變化難於適應，無法與自己的信仰崇拜心靈位置找到對應。
歷史上的“八勝寺”公眾形象不夠豐滿，與其說是一座寺院，更多的像似一座沈氏家族的祠堂，與沈氏外的百姓形成距離。歷史上“八勝寺”數毀數立，每一次復建，都縮小了相應的規模，從南朝的“基廣四百畝”到康熙四年的“基三畝八分”，寺基的大幅減少，反映出“八勝寺”募眾籌資能力基礎極為薄弱。這裡客觀上的周鄰村落不是很密集，有財力的家族也不多，更是因沈氏家族唐代後的政治舞臺上失寵而受到嚴重影響。所以，當年儘管它的寺院等級比較高，但它不具備對眾多香客的影響與內心吸引，也不能滿足本地百姓內心的寺院標誌性特徵，因此，便形成了某種尷尬與冷遇。與新市覺海寺自身很多的客觀有利條件，形成強烈的反差，總體來看，“八勝寺”缺少了方圓一帶地域中所具備的中心領頭名寺形象。
綜觀上述分析，對比本地多座寺院的興衰成因，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寺院的興盛不能僅僅仰仗於朝廷的寵幸，更多地是依靠信徒的侍奉來支撐的。而信徒的侍奉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三者條件，所處區位的優勢與商業的繁華是必不可少的，營造它廣泛而又虔誠的公眾性惠利形象是十分重要的，寺院管理與香客頻繁交流活動的創造，更是必不可少日常管理的一項寺院要務。
浙北古鎮新市
閱讀更多 張明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