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文抄作業的又抄出事兒了！
這次落下笑柄的，是深圳市政府官方網站。其公示的一份有關深圳灣航道疏浚的環評報告，嚴重抄襲以往一份湛江的同類報告，出現了“湛江”字眼30多次。
看來抄襲這事兒不分名位高低，官邸大小，即便頂著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大招牌，具體的材料寫作者，還是會圖省事兒一抄了之。
後果有多嚴重呢？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啟動問責程序，項目建設被暫停。生態環境部也責成相關主管部門依法嚴肅查處。
編寫、審查、批覆、公示，這一條線上的諸君都紛紛障目失察，真的是怪不著誰，恐怕所有人都悔青了腸子：當時怎麼就不再多看一眼呢。
為什麼要說“又”，關於抄出笑話兒的事，實在是司空見慣了。進入公眾視野也屢見不鮮，隔幾年就掀起一次討論。
最近的一次就在2019年，還是在環保領域。中央第一環境保護督察組針對河北省的督察整改“回頭看”時就發現，廊坊市固安、永清等縣制定的整改方案，全部照抄照搬、敷衍應付；唐山市高新區和蘆臺經濟開發區，整篇整改方案除個別地名人名外，內容完全一致，明顯是相互抄襲。
往遠了一些看,2009年，在“中國消防在線”網站上，一篇河南開封市消防支隊的宣傳稿件，與漯河市消防支隊的如出一轍，只是開封市副市長的講話中，居然出現了“構建和諧平安漯河”之語，網友戲稱為“開封指導漯河工作”。
更遠一些,追溯到歷史上，東漢桓帝時，有個衙門公人，請人為他寫一篇交差的奏記文。那人也不會作，便給他出主意說，從前梁國有個叫葛龔的寫過，直接抄他的舊文就行了，不用新寫。衙吏依言照辦，結果粗心地把葛龔的署名也抄上去了，衙吏因此被革職。後人譏諷為：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從此，“不去葛龔”就作為一則寓言故事，收錄在了中國古代最早的笑話專書《笑林》中。
如今的文檔編輯工具，的確是給公文寫作帶來了方便，僅用複製粘貼，很快能炮製一篇大文章、長報告，省卻了不少案牘勞心。
抄寫更便捷了，大概“葛龔之誤”就多一些，這倒不是甩鍋給辦公軟件，因為這樣的失誤古已有之！
自2019年11月《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表）編制監督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全國共有25家環評編制單位和30名編制人員因環評文件質量問題，被採取列入失信“黑名單”和失信記分等信用管理措施。
那麼，回到我們開頭的案例，處理上幾個人，問責幾個相關官員，一定是應有的懲戒。環評報告的編寫和審查，絕不可流於形式，切實認真寫、認真查、認真審，是環境評價的必要程序。每一個文案工作者，都應字字走心、句句推敲。
但是，讀者諸君心裡一定會打鼓：被罰的人，會不會從此就不抄了呢？
肯定不會！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省事兒走捷徑，大抵是人的本性使然。“不去葛龔”從古到今成為公文頑疾，一定是有滋生的土壤——我們的文牘主義。
如果一篇文章或報告，已經程式化和八股化，那麼寫的人和看的人，大抵是沒有耐心來逐字逐句來讀的。非但寫的人不會細校，看的人也懶得細讀，審的人也意興闌珊。於是便一路通關，釀成大錯。
為什麼環評報告這麼容易出現問題？作為一個門外漢，絲毫不敢質疑環評報告的嚴謹性和專業性，但一種公文格式固定且冗長，可以相互轉借和抄襲，那可以斷定其已經陷入八股化和程式化而不能自拔。
相關的工作人員，對其吐槽和腹誹不是一天兩天了。甚至有人專門寫論文，論述如何減少環評報告的冗長的篇幅。
“文牘主義”是一種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如果一項事務要用海量的紙張和文字來描述，那其核心要點，一定會淹沒在文牘之中，讓人眩目煩亂找不到要領。我們的環境評價這件事情，是否依靠一份厚厚的環評報告，就可以代替我們對環境影響進行了細緻嚴苛的論證？
實際操作中，環評報告從立項到編制完成，往往需要兩三個月，而報告書也會根據項目實際情況不斷延期，短則數月，長則一兩年，這讓報告編制報批延宕為繁文縟節。動輒幾百頁、十多萬字到幾十萬字的環評報告，給編寫、審閱的人，帶來大量無謂的、重複性的勞動，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網上代人捉刀編寫環評報告的生意，已經火了很多年了。這報告既然是別人代寫，那就難保槍手們都有足夠的責任心，“不去葛龔”的隱患一定不會少。
通過編寫一本又一本長文檔，用厚重如磚塊的紙質大報告報審，以此來代表我們認真履職做事，才是抄作業的不良土壤。戒不掉這樣的文牘主義，怎麼能杜絕“不去葛龔”的笑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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