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在应对技术经济方面的挑战，包括在南北战争中为北方提供武器，在二战中建立“民主军火库”以击败轴心国，以及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后努力在创新和生产上超越军事对手苏联。事实上，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在研发上的投资超过了整个世界（包括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总和。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两党在立法和行政方面展开了强有力的努力，以应对日本（和德国）的技术竞争。（里根总统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说：“ 我们保证政府将尽一切可能提高美国的竞争力”。）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联邦政府必须再次加紧努力，这一次是为了应对美国面临的最大经济竞争者：中国。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作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因为与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不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现在主导着美国的政策制定。确实，就好像美国误入歧途自食其果，转向了为前共产主义国家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结果是，广泛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建立由七个关键方面组成的意识形态框架，这导致政府方面的被动消极的态度：
- 一个国家生产什么并不重要（“薯片，计算机芯片，有什么区别？”）；
- 只有公司竞争，而不是国家，参与竞争；
- 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而不是国家的经济福利是最重要的；
- 美国应专注于市场所揭示的自然比较优势；
- 市场力量本身就足以确保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
- 任何对部门进行优先排序的尝试都会导致保护主义或低效的“裙带资本主义”；
-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成为相互竞争的私人利益中的“裁判”，而不是支持和指导这些利益的“教练”。
因此，在常规情况下，产业战略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有可能造成损害。联邦政府这次还没有采取行动，也就不足为奇。
某些回避核心的自由市场观点的人愿意承认政府的一些作用，只要它不针对关键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只是扩大对科学，K-12教育，工人培训（通常听到诸如“我们需要装备美国工人以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之类的言论）和实体基础设施的公共资助，他们向我们保证，所有这些都会变得很好。尽管这些“要素投入”政策虽然是必要和有益的，但却不足以在推动美国经济和军事未来的最重要行业中，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有一种产业战略越来越被接受:专注于“绿色产业”，“绿色新政”等提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提倡者甚至认为，这种方法将使美国能够出口清洁技术产品，从而解决美国工业竞争力的整体困境。但是，即使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主导该行业（疑似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也都瞄准了该行业，而中国已经在太阳能光伏，风能和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该行业的规模可能不足以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更令人烦恼的是，清洁能源竞争力虽然已成为美国未来国防能力的组成部分，但不足以确保强大的军事能力：美国人无法凭借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赢得战争。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应该在支持清洁能源创新方面做得更多，它应该这样做，但认为这可以替代国家产业战略的想法是错误的。
美国就像饮鸩止渴般转向了为前共产主义国家提议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
再加上意识形态上对行动的偏见是事实，二十年来的高度全球化削弱了美国公司对强有力的国家竞争力战略的承诺。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上一轮全球化浪潮兴起之前，许多商界领袖，例如惠普首席执行官约翰·扬和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罗夫，都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来鼓励华盛顿采取行动。事实上，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有效的先进工业政策中，领导发挥了关键作用。英特尔的罗伯特·诺伊斯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第一个集成电路的开发者。
他的倡导促成了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这是一个公私合营的联盟，帮助恢复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如今，尽管没有其他任何原因，但大多数美国大公司如今已面向全球，企业领导力虽然没有消失，但肯定没有那么活跃。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美国商界领袖公开反对日本不公平的产业政策时，他们几乎没有受到日本政府报复的风险。
第三，美国政治党派之争的本质不仅在国会而且在政体上，这意味着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热议的，分裂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竞争力没有影响（例如，堕胎，枪支，身份，医疗保健，低技能移民，收入不平等，弹劾等），但是很难在较少涉及党派的问题上达到共识，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例如竞争力。
第四，预算赤字的爆炸性增长（由于必要的COVID-19经济支持计划而使情况变得更糟），以及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的大规模退休潮，使情况明显恶化，政策制定者为支持国家产业战略而进行必要的直接和间接投资的财政空间相当有限。
最后，任何国家产业战略都需要重新平衡当前对个人权利的极端关注，更多地关注美国人的责任和忠诚。约翰·肯尼迪在就职典礼上的那句“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其实并不那么大胆。那时的美国，尤其是在与苏联冷战时期以及20世纪60年代个人主义兴起之前，是一个平衡个人与社会的社会。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许多个人和团体的权利被边缘化了。但是正如迈克尔·林德指出的那样：“如今，以权利为基础的哲学很难使民族国家合法化，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要求其会员国忠诚和牺牲的共同体。”然而，更好地平衡权利和责任是使一个国家产业战略有利于政治所必需的。
“要素投入”政策虽然必要且有用，但对于在为美国经济和军事未来提供动力的最重要产业中建立全球竞争优势而言，却远远不够。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有必要记住丘吉尔的格言：“在美国耗尽所有其他可能性之后，你总能指望美国做正确的事。”最近，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加上一些著名的学者，一直在挑战令人窒息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正统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竞争的影响比经济学家让我们相信的还要糟糕，因此有必要采取产业战略措施。
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和行业协会呼吁联邦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支持竞争力。鉴于民粹主义对企业乃至资本主义的反抗日益加剧，部分原因是人们担心企业利益不再符合国家利益，因此，即使仅仅是为了减少对企业的反对，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司出来支持强有力的国家产业战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政策（例如贸易保护主义，国有企业，公司对工人的控制条例，新型公司章程等）。
此外，COVID-19危机给许多美国人敲响了警钟，让他们意识到美国是多么依赖中国，尤其是在关键的医疗供应方面。这促使人们呼吁采取行动，提高美国的生产能力。
最后，两党越来越多的民选官员呼吁采取更积极的联邦政策，以刺激先进产业竞争力。这种想法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识到中国不太可能，至少短期内不太可能，转向民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而是希望扩展其威权主义和重商主义模式，以挑战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可能还有军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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