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
我曾經在長篇小說《山本》裡寫過，一條龍脈，橫亙在那裡，提攜了黃河長江，統領了北方南方，這就是秦嶺，中國最偉大的山，也是最中國的山。
之所以說秦嶺是中國最偉大的山，是它的地理決定了中國的位置，而它的存在又改變了這塊大陸的氣候。之所以說秦嶺是最中國的山，首先它是中國的龍脈，龍脈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是皇權、社稷、正統、主流的堪輿象徵，再是這裡曾經發生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直接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產生過的宗教和文藝經典，又完全左右著中國文化屬性。
秦嶺的龐大和豐富是沒有形容詞的，我們只能說“其深如海”。在裡面無數的奇巒異峰，有的半截戳在雲中，有的終年冰雪覆蓋，有的則頂端之上是湖泊海子。在裡邊無數的河水，向北流的到了黃河，向南流的到了長江，西高東低地統統地朝東去，竟也有倒流的河。在錯綜複雜的山溝岔裡，有的溝岔住著大動物，雖然大象、老虎已經沒有了，仍有著黑熊、花豹、羚牛、野豬、黃羊和狼。它們孤獨寂寞，不動聲色，慵懶從容，不怒自威。有的溝岔住著小爬蟲、穿山甲、蠍子、刺蝟、馬蜂、蜈蚣或者蛇，它們機警，身上有毒，變聲變色，各有獨門絕技。有的溝岔則住著各種各樣的鳥類，飛起來遮天蔽日，落下來則佔據了所有的枝頭，嘰嘰喳喳，卻轟然為雷。它的裡邊千年古木，形狀如塔如樓，也有菟絲藤蘿，糾纏半畝，山鼠都難以鑽過。有白鴿似的玉蘭，有烈焰似的杜鵑，有代表夜的黑色的墨花，有象徵著死亡的藍色的冥花。
遠昔的歲月，秦嶺裡行進過金戈鐵馬，他們或是朝廷的官兵，或是起義的隊伍，或是匪亂的烏合之眾，至今有些地方，每有風雨，出現的不是海市蜃樓的戰爭場景，而聽到了號角鼓音、馬嘶人喊的聲響。秦嶺從來被認為是上天神祇在地上的都府，那曾經諸神充滿，現在仍有著無法掌握的寺院、廟宇、禪房、草菴、洞穴，有著道教、佛教、儒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的信徒和修行的人，以及那些山鬼、水魅、樹精、蛇妖、石怪，以及巫漢巫婆、陰陽師、測卦先生和再生人。
我就是秦嶺的，老家在商洛，商洛屬於秦嶺的東南部，距關中大平原僅一百多公里，就因商洛在秦嶺深處，長期以來它成了閉塞偏遠的代名詞。但是，關中大平原號稱八百里，而商洛也有著沿著丹江的六百里商於道。歷史上的戰國時期，秦楚爭霸，秦的勢力大了，邊界就定在了現今商洛東邊的武關，楚的勢力大了，邊界又定在了現今商洛西邊的藍關。中國文化裡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之分，而商洛正處於兩種文化的交匯區，也就是說，商洛屬於中原文化，又屬於楚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寬博雄沉，也有著楚文化的秀美和浪漫。
關中大平原人稱我們是山裡人，嘲笑山裡人出門不是挑一根扁擔，便是背一個竹簍，走路腳抬得高，眼大，愛高聲喊叫。挑扁擔、背竹簍，是因為坡陡路瘦，駕不了馬車，連架子車也拉不成。拿糧食呀、柴草呀、蔬菜呀，一應的日用雜物只能靠扁擔挑和竹簍背。走路腳抬得高是地不平，路上常有石頭，不抬腳就碰撞了腳，眼大是吃土豆時眼睛肯定睜的大，愛高聲喊叫，是人住的分散，這個在梁，那個在溝，不喊叫聽不到。且這喊叫都是前邊先拉長聲，後邊才是要說的話，如：叫張三是“喂——張三！”最後才是張三。
我的父輩，父輩的父輩，他們的耕田都是一小片一小片，像席子一樣掛在坡上的。那些地終年在刨著根本喂不飽一家人的嘴，但要做生意，就得往西北走，去西安，往東南走，去武漢。他們的腿上扎著纏子，也就是裹腿，腰裡繫上腰帶，僅僅是一條麻繩，都為了暖和和不被荊棘牽掛，扁擔挑或竹簍背，把秦嶺裡的土特產換回布匹、煤油、火柴、鹼面和鹽。商洛流傳甚廣的民謠是“土豆糊湯疙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土豆糊湯疙瘩火是真實的生活寫照，除了神仙就是我卻是一種很無奈的和悲涼的自嘲。人是有基因遺傳的，胃更是有著記憶。至今商洛人在本土的或出外到五湖四海的，愛吃的還是一種飯食，就是苞谷糝糊湯麵。那些年月，村村寨寨基本沒有醫生，頭疼腦熱了就是喝薑湯捂汗，心慌氣短了，就是煮銀鐲子的水喝，眉頭放血，拔火罐，喝童子尿、針灸、刮痧，再就是燒香求神，焚紙送鬼。
我在這樣的環境裡出生和長大，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兵荒馬亂已經結束，一切凋敝才開始恢復，但經濟落後，交通閉塞，被一座山一座山層層包圍的小鎮上，我度過了我苦澀的童年，知道了世界並不就是深山，知道了山外還有西安，還有北京，知道了中國之外更還有歐洲和美洲。抬頭望著天空上飛過的飛機，我開始蠢蠢欲動，嚮往著掙脫掉繩索和穿在身上的樹皮獸皮，走出秦嶺到城市去。
1972年，以偶然的機會終於來到了西安求學，從秦嶺到西安那是多麼不容易的路程啊，那時全縣每天往西安只發一趟班車，要半夜起來，趕30里路，先到縣城買票坐車，然後車像甲殼蟲一樣翻山越溝，顛顛簸簸，哼哼唧唧，下午六點才能到西安。記得有一年的臘月，大家都穿著棉衣棉褲，臃腫不堪地在車裡擠著坐下，坐下時不能再站起來，站起來後就不可能再能坐下去。一路上又飢又冷又腿腳發麻。當我看到有人在吃軟柿子，擔心柿子汁會滴在我身上，便努力地把一條腿拽起來，側身，當我把腿拽起來了，旁邊一個婦女在說：“你幹啥，幹啥，那是我的腿。 ”
童年的缺吃少穿，以至於使我長大後個頭矮小，相貌醜陋。少年時經受的政治壓力又直接導致了我膽怯、恐懼、寡言少語。秦嶺給我按上了困頓、屈辱、痛苦的胎記，但是秦嶺又給了我生命中好多好多另外的特質，讓我之所以成為了我，而不是別人。
比如：
一、我好想入非非。小小的年紀，可能還沒有桌子高，母親給我穿了一條花褲子，頭上梳一撮像蒜苗一樣的髮辮，說這是把男孩當女孩打扮了好養，而村裡的孩子都戲謔我，我不喜歡和他們玩了，就一個人常常坐在柿子樹下發呆。總是想，天怎麼白了天怎麼又黑了？土地上怎麼就能長出五顏六色的花？晚上沿河走，怎麼河裡到處都有月亮？雲和水的紋路一樣，那鳥是雲裡的魚嗎，魚是水裡的鳥嗎？牛和牛總是打架，犄角碰著犄角，咚咚地響，可村裡的一頭牛卻被豹子咬死了，半個身子都被吃沒了，牛為什麼不用犄角去撞豹子呢，難倒牛長的犄角就只對付牛嗎？狼常常裝狗就進了村，你若把它當作狗，它就低著頭要走過來，只要你喊一聲狼！它立馬就逃跑了，再兇惡的東西都怕被識破真面目嗎？鳥落在院子裡，你只要說，我不捉你的，你真的走過去鳥也不飛，鳥能聽懂人話嗎？對蛇說你有幾件花衣裳？第二天石頭牆縫裡果真就有蛻下來的蛇皮。這種想入非非成了習慣，就弄出了許多可笑的事情。
隔壁的劉叔在罵兒子：“你狂什麼狂，你披著被子就上天啊？”我就想，或許披著被子就能上天，上不了天也能飛起來吧。結果在一個颳風天，我披了被子在麥場上跑，沒有飛起來，風卻把被子吹到了場邊的荷塘裡。我和人吵了一架，怎麼也吵不過，失敗著回到家裡，突然想著剛才我應該這麼罵他呀，從這個角度，用這個語氣，說這個言辭，再配上這個動作，一定會壓制住他的，我就後悔不已，成半晌地自己恨起自己。想入非非當然使我增加了另外一份功能，我相信瞭望梅止渴這個成語是真的，因為看電視，電視裡只要有炒菜，我就能聞到香味，我看到一個人跑過來的樣子像狼，就覺得他是狼變的，提醒自己少和他交往，那個人雖然當了很大的官，但欺下瞞上，使強用狠，膽大妄為，後來就真的被雙規了。
二、我能吃苦。十四五歲時我開始跟著大人去山上砍柴，我們那不產煤，做飯取暖全靠燒柴禾，世世代代把周邊山上的樹都砍完了，再砍就得到三四十里更遠的山上去。砍了柴，用竹簍揹著回來的路全在半山腰上，路窄，窄細如繩，一邊是陡崖，一邊是萬丈深溝，路上有固定的歇息處，那是一堆大石頭和幾個土臺子，可以把揹簍放在上面，那些歇息處是以大人的體力和耐力設定的，而我年齡小，力氣不夠，背六十多斤的柴常常是趕不到歇息處，就實在走不動了，但我必須要趕到歇息處，否則你就會倒下來，掉進深溝。我每次都不說話，說話那要費力氣，你就是說了也沒人聽。咬緊牙關，自己給自己鼓勁：我行，我能趕到那裡！真的我都成功地到達了歇息處。
雖然那時汗水模糊了雙眼，只要腿一抖，那就抖的嘩嘩地停不下來。當年背柴趕路的經歷使我在以後做什麼事情，只要我喜歡做的，或我必須做的，再苦再累都能堅持，堅持了肯定就有收穫，不知情的只看到我的收穫，知情的都在可憐我太苦。中國人哪一個不苦呢？經歷的自然災害太多，經歷的政治運動太多，尤其是像我這個年齡段的人，不吃苦，你就一事無成。這如同一棵樹，長在崖頭上，你的根只能往石頭縫裡伸進。這如同在火山下的高溫水池裡仍然有存活的生物。其實，當苦難是你的命運的時候，你無法擺脫時，你可以把承受苦難轉化為享受苦難。我曾經在一篇回憶商洛農村生活的文章裡寫過：“苦難在農村，快樂又在苦難中。”
第三，我玩頭大。我是能做夢的人，幾乎每個晚上都做夢，甚至中午飯後靠在沙發上打一會盹，也都做夢，夢裡最多的，興奮和恐懼的，就是我有隱身衣，經常是有狼、有蛇、有人在追趕我，我跑呀跑呀，跑不及了就趴在地上，變低變小，感覺自己穿了隱身衣。有時我就躲過去了，有時竟然被發現，我驚恐地大喊，這時就驚醒了。這樣的夢或許是不祥的，是一種預兆。
而現實生活中，幾十年來，我做任何事情，都會引起爭議。說我好的把我說的太好，這我不相信，說我壞的把我說的又太壞，這我更不相信。我總是病病蔫蔫的，磨磨唧唧的，每次風波只說我不行了，但我還是那樣存在，還是在做我的事。一月三十天，我習慣了總有幾天要颳風下雨的，也知道了天空晴朗和颳風下雨就是日子麼。著名的作家柳青說他是挑著雞蛋過鬧市，不是自己要撞別人，就怕別人撞了雞蛋筐子，我也如此。別人以自己之腹度我之心，他不理解我就不理解吧，別人自己畫一個靶子，說是我，然後架起大炮去轟，那就讓去轟吧。造謠、詆譭、誹謗，我都是默默以待。我只有一個信念：只要不剝奪我手中的筆，你唾我的左臉我可以給你右臉，你脫我的襖，我可以給你褲。我不訴說，我不辯解。一切都能隱忍，一切都能靜默。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時間會證明黑白的。
所以我說，我這一生或許不能成為一名戰士，但也絕不可能成為一個隱士。我只是一名作家，文學寫作是我的職業，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清楚我存在的意義，那就是用我的筆在記錄當下的中國，在思考黑暗與光明，在敘述我和我的上輩和我的兒女的這麼幾代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
四十多年來，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寫秦嶺，寫秦嶺裡的商洛，那是我的根本，是我的能量源，是我文學根據地。從商洛到了西安我才更理解了商洛，在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大規模地回商洛採風考察，到後來從未斷過與商洛的聯繫。極力想把我的書房建在秦嶺的山間，越是對中國有深入的認識，越是覺得秦嶺和商洛的重要。反過來站在秦嶺和商洛再看中國，再看世界，這就是我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一直試探著到至今。當然隨著社會發展，時間推移，我的父母去世了，生我的那個土屋也倒塌了，祖墳也因修鐵路和高速路遷埋了，當年一個生產隊勞動的上輩人剩下不到三位。村子變成旅遊小鎮，插秧割麥的田地現在已經是一條街市。祠堂沒有了，最後一頁還寫有我名字的族譜早都丟失，重新去寫也再不可能。因為後輩們都分散去了各個大城市打工，情況無法瞭解清楚。
我有時想，從真正意義上來講，我沒有了故鄉。沒有了故鄉，我要再失敗受挫，不知道還能往哪兒逃遁。我即便發達了，衣錦也沒了還鄉的必要。我現在每次回到商洛，商洛人把我當一個名人，沒人理會我是那個地方的兒子，他們越是熱情，我越覺得我是一個來客。當年的石磨，一扇一扇鋪出的路成了具有鄉村特色的旅遊通道，我像一條魚從河裡撈起，再也回不到河裡。二十歲時當我逃離出了秦嶺和商洛，我只說是一生最大的榮幸，快七十歲了，卻失去了故鄉，才明白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悲愴。
世事在天翻地覆地變化著，我對秦嶺和秦嶺中的商洛感情始終不變。當今，保護秦嶺，安頓家園，這開始成為社會的共識，人民的嚮往，而我，有責任做的也只能做的就是以筆為旗，搖旗吶喊。中國有秦嶺，商洛又在秦嶺中，這是上天的恩賜。這種恩賜不僅是給我們的祖輩和我們，更是給我們綿綿不絕的後代的，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現在的一切利用都是在向後代租賃，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了我們應該做什麼，應該拒絕什麼，應該守衛什麼，應該反對什麼。
祈禱著秦嶺土石堅固，不要崩坍，不要泥石流，不要堰塞湖，草木常青，綠水常在，空氣不再汙染，日月永遠清明。河水隨處掬起來就能喝飲，白雲像棉花朵子一樣，伸手都能摸到。祈禱著商洛人和秦嶺裡所有人告別貧困，遠離慌張，心裡無憂愁，臉上有笑容，對老人敬重，對孩子憐惜，熱情地從事工作，愛情上也洋溢著浪漫。
——賈平凹在“大美秦嶺”主題活動上的主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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