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婁迦讖，直譯支讖，生活於2世紀中後期，西域月氏國人，傳譯大乘佛教經典的始祖。東漢末年，隨著佛教的進一步傳流，佛經翻譯日漸增多，逐漸形成安譯和支譯兩大系統，即安世高小乘佛教系和支婁迦讖大乘佛教系。支婁迦讖是繼安世高之後，來到中原的又一佛經傳譯大師。他學識廣博，尤精大乘佛教，才智敏銳，性情大度，遵守佛教戒律精嚴，以道行精勤著稱於世。他遍讀群經，牢加背誦，立志宣揚佛法。
大約公元167年（東漢永康元年），他從月氏遊歷傳教到洛陽，到洛陽後定居下來，從事傳教和譯經工作。據晉道安《眾經目錄》（簡稱《經錄》）記載，支婁迦戴在靈帝光和（178~183）、中平（184~189）之間，先後譯出佛經共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有年代可考的有三部：公元179年（東漢光和二年）譯出《道行般若經》（又作《般若道行品經》）十卷和《般舟三昧經》兩卷。公元185年（東漢中平二年）譯出《首楞嚴經》（又作《首楞嚴般舟三昧經》）兩卷。
道安經過考定，認為可能是支婁迦讖譯出的佛經有：《阿闊世王經》兩卷，《寶積經》（又作《摩尼寶經》）一卷，《問署經》一卷，《兜沙經》一卷，《阿閥佛國經》一卷，《內藏百寶經》兩卷，《方等部古日遺日說般若經》一卷，《胡般泥酒經》一卷，《李本經》兩卷。晉支敏度著《合首楞嚴記》又補道安遺缺《屯真陀所問如來三昧經》三卷。支婁迦讖所譯佛經現存九部，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道行般若經》和《般舟三昧經》，先由竺佛朔於漢靈帝時帶到洛陽，譯為漢文。但由於語言阻礙，傳譯乏人，因而譯文與原本旨意多有違背。支婁迦讖對這兩部經書極為熟悉，便為之口譯，由河南雒陽（今河南偃師）孟福、張蓮筆錄。因而後稱其為支 與竺佛朔合譯。
支婁迦讖所譯的佛經正好與安世高所譯相反，幾乎全屬大乘佛經。在印度向封建制過渡時期，一部分佛教徒中流行對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從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集團——菩薩眾，並陸續出現了諸多闡述其思想的經典，後人將其加以弘揚，遂形成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興起後，便將以前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貶稱為小乘佛教。“乘”意為“乘載”或“道路”。大乘佛教重在“般若學”，“般若”即“智慧”，主要指“緣起性空”理論，即運用智慧悟解佛法，修身成佛，建立佛國淨土，普度眾生。
因此大乘佛教將個人修習為中心的“戒、定、慧”三學，擴充為“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度，從而賦予了佛教豐富的社會和世俗內容，強化了其適應不同民族和不同時代的能力。在道德觀念上，大乘佛教把“慈悲憫人”作為出發點，把“諸惡莫作，諸善奉行”作為行為準則，把“普度眾生”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思想基礎。大乘佛教的這些思想理論與當時中國思想界的道家學說極為類似，這對激發良知、導人向善具有積極意義。因此，佛教便利用道家思想來傳播佛教，以道學解佛學義旨。
這在支婁迦讖的譯經中已略現端倪，如他把“波羅密多”譯為“道行”，“如性”譯為“本無”等。支婁迦讖對佛學的傳譯，還與西域月氏僑民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支婁迦讖譯經的年代，一批月氏人歸籍漢朝，他們依照原來的習俗，立寺齋僧，舉行各種宗教活動。由於他們有宗教信仰的習慣，因而很容易接受支婁迦謙的傳教。這批僑民中的支亮（字紀明）就隨支婁迦讖受業，後再傳支謙。由於他們具有良好的漢學基礎，遂能發揚支婁迦讖的學風，從而形成一大派系——支譯系。
支婁迦讖翻譯的佛經，由於有安世高倡譯經之先導，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以供借鑑，所以支婁迦讖的譯文比較流暢，能切合原意。但由於多用音譯，因而在專用名詞和術語的翻譯上頗多晦澀。晉支敏度評價支婁迦讖說：“博學淵妙，才思測微，凡所出經，類多深玄，貴尚實中，不存文飾。”《高僧傳》雲：“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道之士也。”譯經之後，由於東漢末年戰亂，支婁迦讖亦不知所終。支婁迦讖是把大乘佛學帶到中國的第一人，使中國有了真正的佛學學說。魏晉以後，大乘佛教逐漸發展為中國佛教的主流，支婁迦謙的首創之功實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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