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伴隨著20世紀大蕭條所衍生出來的巨大災難。由於人類科技在近代以來突飛猛進，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也越發突出。隨著美國股市暴跌，大蕭條的陰影開始籠罩在了資本主義世界中的許多角落。德國、意大利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帶來的災難，決定以對外侵略擴張的方式來轉嫁危機。正如希特勒在煽動群眾的演講中提到“要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每一張餐桌上贏得牛奶和麵包”。日本也緊隨其後，軍國主義分子通過武裝力量獲得政治資源，走上了國際舞臺。由於日本在一戰中大發戰爭財，以至於國內雖然受到了經濟危機的影響，但是仍然有實力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做出詳細的經濟戰略，為對外戰爭提供後勤保障和戰略支援。其具體的情況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來。
殘酷的太平洋戰爭
大蕭條前後的日本經濟戰略
日本是一個傳統的海洋型國家，在明治維新之後，國家內部實行了“全面西化”的發展戰略。政治與經濟中的很多方面都是根據西方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在歷經數十年的發展之後，日本國內的經濟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規模。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憑藉著遠居東亞的地緣優勢，脫離了歐洲戰場的正面衝突。並且通過自己的外交策略，與英法等協約國集團達成了貿易合作的關係。根據日本史家中原茂敏的《大東亞補給戰》記載：
“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以後，我國經濟都有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特別是與歐洲各交戰國的貿易額擴大到4倍，我國發了大財。我國雖然也參戰，但陸海軍僅投入少量兵力，可以說專門做買賣賺錢。”
正是由於這次的意外之財，日本在國內累積起來了大量的財富。可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工廠的大量興建使得很多農民進入到工廠中進行工作，普通百姓的消費水平也有了較大的增加。但突如其來的經濟危機使得日本喪失了大量的貿易額度，市場急劇萎縮。隨著工廠倒閉和工人失業，這些產業工人開始回到鄉村重操舊業。可惜的是禍不單行，大蕭條對於日本的衝擊也延燒到了農業。農產品價格的不斷下滑造成了大量農民入不敷出，生活面臨極大的壓力。
大蕭條是二戰爆發的重要原因
通過仔細查閱史料，我們不難發現日本在大蕭條中的很多社會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危機本身帶來的，日本原有的經濟體制中就存在相當大的癥結，也就是財閥制度。在明治維新中政府將許多的國有企業轉移到了私人集團的名下，這些人大多都是在明治維新中鋒芒畢露的名門望族。像是三井、三菱、古河、久原、川崎和淺野等家族都是日本財閥的代表。他們在進入到二十世紀初期後掌握了日本大量的財富。可是面對經濟危機時，他們不僅不考慮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反而積極鼓動戰爭，希望通過對外侵略來拓展商業版圖。就連日本學者也坦言：
“中小產業紛紛被各財閥系統的壟斷資本所吞併，財閥進一步擴大壟斷，確立了其鞏固地位。政黨與財閥抱成一團，制定了以財閥利益為核心的國策，瀆職、貪汙，內幕黑暗，政黨腐敗，很快就喪失了國民的信任。”
換言之，在大蕭條之中的日本與德國、意大利不同，只要日本將國內的全部力量用於恢復經濟、改善民生，日本根本不需要走上對外侵略的道路。下圖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前的國家預算細則。
1907年-1937年日本財政預算與軍費佔比
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國家預算雖然在1929年之後有了明顯的下滑，但是從總數上看來還是要遠遠高於1920年之前任何一年的政府預算。這說明日本的經濟基礎是很好的，他完全可以依靠本國的內需逐漸緩解危機帶來的傷痛。德國是一戰中的戰敗國，喪權失地，經濟面臨崩潰，根本就談不到國家儲備和經濟基礎的問題。所以，它只能選擇對外侵略來轉嫁危機。可是面對國內財閥和軍國主義分子的狂熱，日本也選擇了殘忍的對外擴張來進一步加強自身的實力。坦率地講，戰爭的確是加速經濟運行的方式之一。而日本的財閥當時盤踞在金融，礦業，金屬冶煉等領域，一旦戰爭打響，他們所能獲得的利潤是相當驚人的。比如戰爭中銅、鋅等特殊金屬是製造槍炮彈藥的重要物質，據史料記載：
“昔日產銅國日本在昭和時期也只能一半自給。1940年銅的需要量最大，達23.4萬噸，而我國的1943年最高產量僅12.3萬噸。半數銅是從美國、加拿大和中南美進口的。美國銅產量佔世界產量的50％。”
而上文提到的古河財閥就是金屬機械領域的巨頭，其業務包括壓延銅、電線在內,勢力伸向化學、鋁、機械等部門。所以，這些財閥和日本軍界政界開始走到了一起。軍界渴望通過戰爭來建功立業，證明自身的價值。政界希望通過戰爭來提升個人政治地位和聲望，同時加強日本的威勢。財閥希望通過戰爭來擴張自己的商業版圖，獲得豐厚的經濟利益。這三者的結合最終使得日本的戰略走向了對外侵略。
財閥在二戰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為了確保戰爭的補給，日本的經濟戰略也發生了重大轉移。在1936年二·二六兵變之後，日本的政黨政治徹底完結，國家軍政融為一體，全部的經濟政策都開始為侵略戰爭所服務。1936年日本的國家總預算是22.8億日元，軍費預算是10.78億日元，佔比為47.3%。1937年，日本的國家總預算為47.4億日元，軍費預算為32.7億日元，佔比為69%，這樣明顯的軍費比重提升自然是為了戰爭做前期準備。有了豐厚的預算作為保障，日本還在科技和武器領域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日本長期以來在軍事領域設置了若干假想敵，早期假想敵中以沙皇俄國為首。但在二十世紀初期，隨著沙皇俄國的終結，日本將自己的假想敵次序設置為了美國、俄國、中國。在日本的計劃之中，他的頭號假想敵必須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這樣就在日本國內經濟政策中體現為了實質的軍備競賽。據《大東亞補給戰》記載：
“鑑於這次世界大戰的結局，我國於1918年9月13日補充修改國防方針，增加了應有經受長期作戰的決心與準備的內容。新國防方針把假想敵國改為俄、美、中。陸軍編40個師，海軍的八八艦隊編有8艘戰列艦組成的戰列艦隊2個和8艘巡洋艦組成的巡洋艦隊1個，計24艘。”
蘇聯建立之後提出了要建立世界上最強大陸軍的目標，在1931年就擁有了109萬的軍隊，這樣的實力對於日本國家內部的軍備競賽也是一種刺激。因而，日本在軍事工業上投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日本的傳統工業主要是集中在輕工業領域，受限於資源的轄制，日本的重工業並不強大。所以，日本的鋼鐵技術需要在生鐵裡面摻入不同比例的碎鋼來提升自己的質量。根據史料記載：
“當時我國主要用平爐鍊鋼，在生鐵裡摻進50－60％的碎鋼進行冶煉。日本的產業史很短，廢鋼缺乏，70－80％的廢鋼從鋼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工業國美國進口”。
鋼鐵是軍工的基礎
這也是為什麼日本長期以來需要從美國進口大量的廢鋼鐵，主要就是為了彌補自己重工業上的短板。而在軸心國集團建立之後，美國就禁止向日本再度出口廢鋼鐵，這也是太平洋戰爭的重要導火索之一。在機床和工作母機的研發上，日本的技術也過於遲緩。所以，日本不惜重金大力引入美國技術，據史料記載：
“工作母機是兵器之母，是產業之母，也是我國工業的最大弱點。如圖所示，日中戰爭爆發時，國產與進口的工作母機各佔一半。戰爭是在兵器和飛機的核心生產設備——工作母機如此缺乏的情況下擴大的，當事人為採取對策傷透了腦筋。那時，我產業界只能增產有限的工作母機。因此，我國立即採取緊急進口措施，組成採購團派往美國，並增加駐美技術官員。採購團在基本上達到目的以後，於1938年2月2日回國。政府向增加設備的兵工廠和民間飛機工廠發放貸款。”
在這樣的投入之下，日本的陸海軍獲得了充足的預算支持和強大的後勤保障。在軍工領域也有了資源和技術的支持，在短短的幾年中，日本的戰爭機器已經獲得了充足的養分。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也逐漸暴露在了世人面前。
為何日本要以對外擴張為目的轉變經濟戰略
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在大蕭條期間雖然衝到波及，但是並不一定要走上對外侵略的道路來緩解危機。日本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瘋狂行徑有其內在的深刻原因。
日本經濟背後有很深的影響因素
首先，日本政治制度的扭曲影響到了經濟領域。日本的政治體制中，政府的存在感實際上並不強，政黨政治的發展也並不充分。早期的政府實際上是依靠著首相的個人威望和天皇的暗中支持才獲得了執政的能力。早期的日本首相大多數都是爵高位尊的樞機重臣，普遍上都有高級爵位傍身。這一點是延續了日本傳統社會中的君臣秩序，像是伊藤博文，松方正義，山縣有朋、西園寺公望都是公爵的身份。日本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身份往往代表了威信。如今的日本下級面對上級時的尊敬也可以倒映出二戰之前日本社會的真實景象。但是這與現代政黨政治的理念是背道而馳的。這也決定了日本雖然在名義上保有了政黨政治，但實際上政黨政治非常虛弱，根本無力控制軍內和實力派。日本被國內力量暗殺的幾任首相幾乎都是政黨政治的代表，比如濱口雄幸和犬養毅。所以，這樣扭曲的政治體制無法維護良好的國民經濟，在遇到經濟危機時只能順從武裝力量、當權者和財閥的擺佈。
伊藤博文等人都有公爵頭銜
其次，日本由於是一個島國，所以它具有天生的不安全感和對於外部世界的恐懼，從而使得民族性之中趨於極端。這一點在露絲·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與刀》中也有相關的描述。的確，從日本的國防計劃和經濟戰略中我們不難發現，日本的很多行為都是基於對未來的悲觀判斷之上而決定的。換言之，日本的很多計劃都是庸人自擾，自我恐懼的結果。蘇聯幅員遼闊，沙俄時期就有很好的陸軍基礎。所以通過短時間內建立起一支強大的陸軍也在情理之中，這和日本並無關係。日本卻因此將蘇聯視為假想敵，後來還視其為爭奪東亞霸權的頭號對手。這無疑是缺乏理論基礎和事實根據的，而日本就是憑藉著若干類似的理論轉變了自己的國防政策，在他們的邏輯中似乎全世界都在試圖限制日本的發展，從而打擊日本。服部卓四郎的《大東亞戰史》中也曾經抱怨：
“一直對日本保持不尋常的友好感情並毫不吝惜地給予支援的美國，這時卻突然一反常態，充當了對日本施加壓迫政策的急先鋒。主張廢除日英同盟，在華盛頓會議上限制海軍主力艦的力量，廢除石井·蘭辛協定，限制根據九國條約規定的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以及美國製定排日的移民禁止法案等等，都給日本的前途投下了陰影。不難看出，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要阻止日本的發展，特別是阻止日本向大陸的發展。”
這樣的理論在當時的日本民間非常有市場，以至於日本的輿論和民眾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戰爭想法。這種思維模式也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上臺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提供了民意基礎，最終將日本帶入了戰爭的深淵之中。
《菊與刀》
日本經濟戰略的轉變對於後世的影響
由於日本將經濟戰略上升到了國家國防體系的層面，全力為對外戰爭做準備，日本的陸軍和海軍也因此獲得了充足的預算和支持。日本海軍的第一艘超級鉅艦——大和號正是在1936年後開始在造船廠安裝龍骨。此後日本海軍的戰艦以很快的速度不斷擴充，最終達到了相當程度的規模。而陸軍與此同時也大力開展戰略的架構，並一度試圖和蘇聯一較高下。1937-1938年的張鼓峰——諾門坎事件就是基於本文之前提到的對於蘇聯軍備競賽的最終表現。而日本在國防和軍工技術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日本財閥亦成功通過戰爭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從中攫取了相當大的利益。日本在二戰中失敗後，盟軍開始了針對日本經濟領域的高層和日本財閥的清算。東京審判的被告席上就有東條內閣主管財政的大藏相賀屋興宣和主管日本經濟戰的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他們都是甲級戰犯，均被判處無期徒刑。民間的財閥勢力也受到了重大打擊，很多的財閥被拆分解體，為他們的戰爭罪行付出了沉痛的代價。戰後日本的經濟長期被美國所控制，後來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長期低迷的日本經濟才得以恢復。
經濟戰犯鈴木貞一受審
綜上所述，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為了進一步爭奪世界霸權，將自己的經濟中心轉移到了國防和軍工產業，為日後的戰爭做準備。絲毫不顧及在經濟危機中受到重創的基層民眾，在國家尚有餘力的時候大肆提升軍費比例，日本國內的眾多財閥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目的就是要將日本再度捲入戰爭之中，大發戰爭財。由於本身政治體制的扭曲和獨特的民族性，日本政府無力阻擋戰爭的進程。軍國主義者漸漸掌握了國家的話語權，最終使日本走向了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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