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張薰（化名）這個月迎來了她人生中最艱難的“獨立日”——她要回那個“什麼也沒留下”的中國北京。
她提前3天來到了美國亞特蘭大機場，苦等飛往北京的航班，飢寒交迫、不懂英語、身患糖尿病、無家人在旁。一時間，亞特蘭大的華人線上組織，形成“尋找家人”的熱潮。
實際上，這位跟隨女兒、外孫女定居亞特蘭大多年的喪偶退休教師，對於這場“離家出走”，籌劃已久。
張薰的故事，被海內外輿論形容為一場“遺棄悲劇”。網絡熱議，老人一生的積蓄，均交付給女兒和外孫女，自己已被掏空。
然而，當美國華人圈和中國網友都表示同情並希望提供幫助時，她卻以強者的姿態，拒絕談論細節，尤其是任何有關親人身份的。這位自我包裹極嚴的老人，在公眾面前，始終只留下一個落寞、沉默卻倔強的背影。
“護犢子”的出走者
張薰現在認為，她和亞特蘭大的親人是“和平分手”。
這種信念，在12日接到外孫女打來的電話道歉後，尤為堅定。她開始告訴身邊人：“我脾氣也犟，國外住不慣，分手是早晚的事。”
當時的她，正寄住在“忘年交的親家”楊藍（化名）家的小單間，總算可以盡情吃些白粥、水煮蛋之類的中國菜。
據楊藍介紹，那一通電話，讓張薰開心萬分。不過，她繼續強力抵制外界對於女兒、外孫女信息的任何詢問。她說：“親手帶大的孩子，不能因為哪篇報道壞了她們的名聲。”女兒和外孫女，都是老人用畢生積蓄和心力，供入名校的。
這種保護，從她乘的飛機降落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那一刻，已經開始。
7日晚上20時15分，首都機場國際到達廳，北京社工王宏宇核對了航班信息，舉起寫有漢語拼音的接機牌。
張薰由機場工作人員用輪椅推出，見到陌生的社工，立刻從輪椅上站起，以示康健。
王宏宇看到兩個大行李箱，感受到這是有準備的“出走”。
“老人穿了厚實的棉服，戴著暖和的帽子，頭髮整齊，收拾得體。”若不是“遺棄悲劇”在前，王宏宇會覺得眼前就是一位普通知識分子——腿腳沒有毛病，精神狀態尚可。
“女兒不管您了？”王宏宇問出無數人想問的問題。
第一句回答是澄清：“我是自己提前3天出來的，不是被趕回來的。”
第二句則是發問，她有些緊張和提防：“我的事情，怎麼國內都知道了？”
“我們能幫您什麼呢？”王宏宇關切詢問。但除了道謝，張薰沒有表達任何訴求。
她的說辭，看似開明——在國外，子女本沒有贍養老人的義務。“反正在美國我也住不慣，我有退休金，在國內生活毫無問題。”
聊了沒幾句，此前並未透露風聲的接機人楊藍出現。在楊藍手裡，有一張紙片，寫著老人的姓名等基本信息。他們此前並不相熟。老人介紹，這是忘年交的親家。
去楊藍家的路上，老人用楊藍手機給王宏宇連打兩個電話，反覆提醒到此為止，請不要影響家人在國外的生活。
亞特蘭大機場工作人員張先生陪護的幾天裡，聽到她最多的控訴，都指向外國女婿的欺辱。
對於女兒和外孫女，她只是悵恨——雖然已經決定離開美國，但為什麼女兒忽然搬家，她卻沒有新家的地址和電話？為什麼房間被搬空，連她喜歡的小狗也沒有留下？
她決定提早離開。原本訂了13日回北京的機票，她卻急不可待，花了100多美元，把票改簽到6日，又提早3天讓外孫女叫車把自己送到機場，就在機場苦等。她說：“死也要死在中國。”
回到北京的頭幾天，張薰一直在楊藍家，足不出戶。
12日的這個週末，她主動“搬家”。來接她的人，據說是老鄰居家的年輕小夥子。張薰說，以前回國也曾在鄰居家住過。
王宏宇和楊藍提醒張薰：去鄰居家住，知會當地的社區服務中心一聲。張薰說不必了——她仍害怕任何信息流出，依舊要給女兒、外孫女鑄好盔甲。
幾天的相處，張薰向楊藍澄清了一個事實：在北京，她還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但已出租多年，租金歸屬女兒。
沉默的他們
“老太太回國的生活，彷彿都在自己的安排之中。”王宏宇感嘆於張薰歸國後的獨立和此前報道中的處處依賴他人，判若兩人。
但讓美國機場裡幫助過張薰的志願者意外的是，一位移居美國多年的中國老教師，卻不會英語。這些年，她究竟如何在美國社會生存？
微博上，當此事被眾人斥責“子女不孝”的口水淹沒時，一位從小生活在澳大利亞華人社區的悉尼大學博士生小朵冷靜評論：其實這不是個案。在悉尼的華人社區，這些中國老人是一個沉默的群體。
小朵的母親，在教會的華人社團做義工。這裡已經成為，不少隨子女來海外養老的中國老人，唯一的“避風港”。
傅博（化名）永遠記得，不懂一句中文的女婿在白紙上畫圖示意，“今天晚上我下班回來之前，請你搬離這個房子”。
老伴去世後，女兒邀她來悉尼照顧第三代。僅4個月，就爆發了多次難以癒合的家庭紛爭。
紛爭，從食物開始。傅博買了臘肉、鹹鴨蛋，想要“換個口味”。女兒質問：“為什麼要買這種垃圾給孩子吃？你為什麼不能像local（當地人）那樣吃潔淨的東西？”
在這個家庭，許多從中國進口的食物，彷彿都不合時宜。在傅博的記憶裡，那幾個月，唯一讓全家都滿意的事，就是把家門前的野蘋果摘下做成蘋果派。
遭到女婿威脅後，她匆匆收拾行李向華人社工求助。不會說英語的她，在華人幫助下辦完所有手續，迅速回國。歸國之後，深居簡出。
而吉林的陳煥（化名）夫婦來教會時，也已是他們在悉尼的“最後一站”。兩年前，他們帶著大半輩子的積蓄，歡天喜地投靠獨生女兒。
女兒是女強人，30多歲嫁給悉尼人。婚後，女兒提出接父母來養老，在國內生活優越的老夫妻沒有猶豫。他們賣掉了國內的房子後又花了300多萬元澳幣買下澳洲別墅。應女兒、女婿的要求，別墅寫上小夫妻的名字。
可後來，他們到悉尼後疲於照料外孫，毫無機會住進別墅。再往後，他們因為“生活習慣不同”被“請”回國內。此地，他們已無任何房產。
即使如此，他們仍選擇不打官司：“一旦鬧上法庭，女婿會和女兒離婚，房子將有一部分歸屬權是女婿的。”這是老夫妻為女兒籌謀的最後一步棋。
不過，在小朵看來，回國似乎並非老人最不幸的歸宿，受難的反倒是那些最終留下的。
每個週末去華人超市購物，小朵都會碰到一邊購物一邊對父母罵罵咧咧的年輕華人。
“你什麼品味，土氣死了，你以為是在國內啊？”這是母親選了一種“很不合適”的菜，被女兒嫌棄。
“你怎麼買這種破東西，懂不懂營養？”這是選錯了奶粉的父親遭到的斥責。
顧潘曉（化名）70多歲，她在悉尼把3名外孫全部撫養到18週歲。海外18年，她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依舊不能獨立去醫院看病。
不想再忍時，她也想索性回國，但不再有中國國籍，醫保將無著落。即使回國，也怕老鄰居說三道四……
最終，她在國外“摒牢”。她自評：“熬著吧，就這樣到死。”
“我觀察到中國人組建跨國婚姻家庭的，遇到代際贍養問題，幾乎都不樂觀。而夫妻雙方都為華人的，矛盾會緩和很多，因為都認同婚後大家庭的概念。”小朵已見過身邊幾十個案例。
究其原因，小朵覺得主要矛盾還是中西方文化觀念的衝突——西方人在成年獨立後就和父母相對疏離，而配偶的父母更不會被視作家庭成員；且一些華人女性在嫁給白人之後有“高攀”心態，夫妻間不對等，妻子往往犧牲父母去迎合丈夫。
老人們在遇到家庭矛盾時，因為語言不通、社交圈窄等問題，常常處於劣勢，他們只能依靠華人社區的華人醫生、華人團體等民間力量，尋求極為有限的幫助。
而最讓小朵覺得心痛的，是中國老人在海外遇到危機時，一般會選擇沉默。她說：“如果一直保持家醜不可外揚的習慣，默默忍受，那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社區機制中，誰也不會知道他們需要幫助。”
艱難的獨立
張薰的故事，在美國華人圈瘋傳。一位和張薰女兒同校畢業的美籍華人，在微信公號“海客範”寫下言論《嫁了洋老公還養爸媽不？》——“如果我父母要求過來跟我長住，我估計會被逼瘋，這不是贍不贍養的問題，而是可見的魚死網破。”
文末，是一句深切的困惑：“我們這一代的父母，年輕時受罪最多，最有理由晚年享福，但卻給我們帶來的壓力最多。”
由於文中“把父母留在國內”的主張，這位名校畢業生受到網友攻訐無數。
這一主張背後的邏輯，果真不值一提？在北京，記者見到不少這樣的特殊“空巢老人”。留在故土，對於他們中的大多數，並非出於子女“遺棄”，而是養老的“主動選擇”。
“他們出去了，到國外定居了，不會再回來了。”說起一雙兒女，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退休的女教授黃銘（化名）提高分貝，一字一頓強調。
女兒入了美國籍，兒子入了德國籍，而她自己，守著端放在客廳的全家福和鎖在櫃子裡的愛人遺像，要把“中國公民”做到底。
子女常年不在身邊的她，分外關注心理感受。今年，她總算妥協，準備請小時工，但仍拒絕保姆。她說：“用錢換不來真心。往後的日子，你越來越衰老，她（保姆）就會越來越強勢。”
兒女曾多次邀請母親去國外居住，她都婉拒，這位職業女性在晚年依舊需要獨立空間。她說：“他們的家，再好也是別人的。中國，有我自己的家。”
她也安慰自己：“國外就和外省一樣，往來方便。”她再年輕幾歲的時候，常去德國、美國探親。她會說英語，但仍覺得那種沒有固定社交圈的生活，像是人“沒了腿”。
“剛開始的幾天，覺得兒孫繞膝，很好；幾天以後，發現自己和社區裡的人無從交談，甚至不能獨立去圖書館借中文書，要讓他們開車帶我。孫輩是兒女生活的重點，我就自覺往後縮。”黃銘時刻提醒自己的“次要地位”。
折中的辦法是機構養老。2008年，黃銘68歲，身體健康，開始緊盯養老院的報名信息。但她滿意的私立養老院，入院保證金動輒數百萬元；而公立養老院，她已被排到7000多號，難以入住。
什麼才是她的養老模式？她有些不確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相比之下，兩位女兒均在國外定居的清華大學田教授夫婦，尋求機構養老之路，順暢一些。
當他們發現體力不支到無法打理一日三餐時，決定“換一個活法”。夫婦倆開車在北京城溜達，尋找心儀養老院。最終，他們選擇了一家近郊的新興養老院。在這家目前僅招收50多名老人的養老院，就有十幾名老人的至親已定居海外。
田教授說，養老觀念轉變不易，他們夫妻住養老院的“主動出擊”、“果斷拍板”，在那棟大半子女都在海外生活的教授樓裡，實屬創舉。現在樓道里往來的，一半是老人，另一半是面孔陌生的家政人員。
不過，樓裡的老人終究還是形成共識：“再難，也不要背井離鄉。”
“非典型”中國養老故事？
張薰已回國並沉默，關注者也漸漸平靜——不少人覺得，類似養老問題尚屬小眾，也就集聚於北上廣深等大城市。
然而，這真的只是“非典型”中國養老故事？
根據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5)》，我國華僑華人總數約為6000萬人，中國國際移民群體實際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體。
“現在還算比較平靜，或許在5年以後，將會迎來中國人養老困境的爆發期，無論是在海外的華人社會還是在國內。”這是西南財經大學天府學院老年服務與管理研究所所長隋國輝的預測。
他的判斷依據是，國家生育政策引導下的第一批70後獨生子女的父母目前還有很大一部分未滿70歲，生活尚能自理；但5年之後，這代人年逾七旬，生理和心理指標均將發生巨大滑坡。“養老壓力將訴諸他們的獨生子女。”
隋國輝認為，子女在海外的老人和子女在國內其它城市的老人相比，最大的差異在於，當疾病襲來，老人通常會選擇去子女所在城市養老，而不會選擇出國。
出路難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指出：“老人跟隨子女去海外養老，不是一個值得倡導的選擇。”
對於已在海外跟隨子女生活的老人，她建議：最要緊的是保持經濟獨立；另外，一到海外就要和社區公共機構建立聯繫，以備不時之需；同時和社區同類老人建立聯繫，即使語言不通，也必須尋找到相當於中國鄰居這一角色的人交流。
這位常年從事社會保障研究的學者道出了海外養老之辯的本質所在——這是中國老年人“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和社會現實之間產生的不對等性，老人把一輩子積攢的所有資源以及心力都交付給子女，然而正是這種全盤託付，造成兩代人之間的倫理問題。
在楊團看來，自立的老人無論在海外還是國內，往往更能解決好和子女相處的倫理問題。她說：“每一代人都應首先為自己而不是替下一代人考慮。每一代人都應首先解決好自己的問題。”
“其實在去留的選擇之間，這些‘非典型’養老故事背後的討論空間，不正是日益加劇的中國老齡化社會必須面對的養老模式和思維的轉型？”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張歡在看過張薰的新聞後如是點評。
在這位教授看來，老齡化社會所提供的真正理想的社會支持體系，應該讓“張薰們”獲得真正的養老自主權。
這正是張薰“非典型”養老故事在當今中國社會的典型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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