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秉华教授揭秘20年前科学历史和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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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秉华教授:HIF-1基因克隆者江教授是Dr. Semenza获得诺贝尔奖奠基工作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于1994年8月加入Dr. Semenza实验室后进行HIF-1alpha基因克隆工作,并于1994年12月获得成功。最终这项重要工作于1995年发表在PNAS上(Wang GL, Jiang BH, Rue EA, Semenza GL.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95 Jun 6;92(12):5510-4.)。


莫愁先对20年前的整个生物医学的背景介绍一下,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基因组,也没有一大堆其他的工具。那时候知道八个氨基酸需要把基因给找出来,那是非常难非常难的。两千年的时候,我们曾经的一个大师兄实验室的一个博士,花了三年都没有把一个基因给从CDNA文库里找出来。很优质CDNA文库首先就非常缺乏。同样一个人可以八小时跑100公里到一个地方和坐高铁半个小时去区别是很大的。前者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后者只不过是一个买了车票的。

2003年江秉华教授被世界最权威的名人录 《Who’s who in medical care 》评为年度最著名人士之一。莫愁在下面放了一些江教授的paper,感兴趣的各位可以自己去看看。

诺奖专访|江秉华教授揭秘20年前科学历史和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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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专访|江秉华教授揭秘20年前科学历史和内幕

诺奖专访|江秉华教授揭秘20年前科学历史和内幕

江秉华教授1962年12月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1991年进入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跟随Gregg L. Semenza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到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 “致癌基因之父”Peter K. Vogt研究组担任助理研究员。从2000年10月份开始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二十多年来从事肿瘤发生发展以及信号转导的分子机制研究,针对肿瘤和其它血管性疾病的发病机理,运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干预和治疗,并且利用抗氧化剂和营养的特定成分预防和治疗肿瘤和其它血管性疾病,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诺奖专访|江秉华教授揭秘20年前科学历史和内幕

江秉华教授于1994年最早克隆出低氧诱导因子-1基因(HIF-1),并证明其作用机制。该研究结果在肿瘤及其他疾病中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5, 92: 5510;J Biol Chem. 1996, 271(30):17771-8;J Biol Chem. 1997, 272(31):19253-60;Cancer Res. 1997, 57(23):5328-35)。在国际上最早证明PI3K/AKT传导途径在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和肿瘤发生中的重要作用(Proc Natl Acad Sci USA 97: 1749-53)。证明表达PI3K和AKT激酶能够特异性地引起新生血管形成,抑制PI3K和AKT激酶的活力或者表达PTEN能够抑制新生血管形成,这一发现揭示了新的血管生成的分子机理,也为今后研究抑制新生血管形成进而抑制肿瘤发生的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并且实验室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研究信号通路影响新的血管生成的模型系统,在国际率先证明砷和铬通过调节HIF-1a/VEGF来影响细胞恶性转化、肿瘤新的血管生成,为防治砷、铬诱导肿瘤发生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国际上率先证明特定微小RNA (microRNAs, miRNAs)作用的靶分子及网络调控系统,为应用miRNAs进行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新的抗癌天然化合物--芹黄素与其它抗癌药物组合能减少化疗药物的用量并延缓、逆转肿瘤耐药。已在Proc. Natl. Acad. Sci. USA,J. Biol. Chem,Autophagy, Cancer Res, Nucleic Acid Research 和Oncogene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70多篇,总引用次数32000多次,H指数为76。

关于本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详细背景回顾,请关注本公众号,可查看往期文章。

闲话不多说,我们先看访谈记录。

诺奖专访|江秉华教授揭秘20年前科学历史和内幕

访谈记录

莫愁对于当事人之一的江秉华教授进行了专访,有机会我们也将对其他参与者进行进一步的专访。

以下内容由古墓派小编整理,如有错误,与被采访人无关。

李莫愁

王发现蛋白后你发现了hif这个全长基因序列,那一天是不是很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发现?

江秉华

我们当时并没有觉得HIF-1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蛋白。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很少人做,就我所了解的,全球可能只有四个实验室在研究。但是我知道这个蛋白是细胞感受氧浓度的重要蛋白。可以看到,在1996年发表的JBC文章中,我们率先阐明HIF-1的两个亚基是如何形成二聚体,并且跟DNA进行结合,行使转录功能(J Biol Chem. 1996;271(30):17771-8.)。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中,我们主要阐明在不同浓度氧气下,HIF-1是如何感知氧气,影响其表达和功能(Am J Physiol. 1996 271(4 Pt 1):C1172-80.)。随后在1997年发表的JBC文章中,我们首次阐明在氧气调节下,HIF-1的哪些区域对下游靶基因起着转录激活功能,哪些区域对下游靶基因起着抑制转录功能。令人惊喜的是,在1997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我们首次阐明HIF-1影响肿瘤的形成,并通过VEGF的表达影响肿瘤新的血管形成(Cancer Res. 1997;57(23):5328-35.)。这些研究现在看来都是具有划时代的科学意义。


李莫愁

可否再简单易懂地为江湖百姓科普一下,您根据HIF-1蛋白克隆出HIF-1基因的过程,以及对于这篇PNAS paper的意义吗?

江秉华

蛋白质是由很多不同的氨基酸组成,每个氨基酸是由三个核苷酸来决定。HIF-1是由800多个氨基酸组成,从蛋白质顺序克隆基因的方法是通过蛋白质顺序推测可能的DNA序列,而后合成探针,考虑到很多顺序的可能性,合成探针一般专一性比较差。当我1994年进入Semenza博士的实验室时,我的工作是根据HIF-1的蛋白克隆HIF-1基因。我曾经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读博士期间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寻找新的蛋白并克隆新的基因的工作,采用类似的研究方法,并不断的进行实验优化,终于在1994年12月克隆出HIF-1基因。HIF-1基因的克隆也是1995年的PNAS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的核心部分,这项工作对于后续HIF-1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莫愁

莫愁比较好奇,为什么你会选择进入这个领域,又是如何会进入Gregg L. Semenza教授的实验室?

江秉华

我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是寻找新的蛋白质,并根据蛋白质序列克隆新的基因,也申请了一项美国专利。当时我看到了Semenza教授发表的关于HIF-1蛋白的研究论文,HIF-1可以通过调控EPO基因表达而发挥重要功能,同时HIF-1的表达水平又受到氧浓度的调控。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跟他联系,他也看好我在基因克隆方面的研究经验,因此我就到他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


李莫愁

在去Gregg L. Semenza教授的实验室之前,你在哪里?

江秉华

我博士毕业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读的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我1994年加入Semenza实验室的时候只有三个人,王广良博士已经在那里做了两年多,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个研究助理。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比较小,当时Semenza博士还是助理教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者,他那个时候让我做着手的进行克隆HIF-1基因。


李莫愁

当时在密西西比主要做什么课题?

江秉华

我的研究课题是找出玉米抗虫害相关的新蛋白和基因,我通过三年多的努力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抗虫害蛋白,并同时克隆出这个新基因。所以我1994年博士毕业后到Semenza教授他们那里时,Semenza教授需要根据HIF-1蛋白,克隆出HIF-1基因。王广良博士已经花了一年多一直没克隆出来HIF-1基因。基于我在博士期间的研究工作,Semenza教授指定我来负责HIF-1基因的克隆工作,我对于如何根据新的蛋白序列从而把基因克隆出来这一过程都很熟练,所以我对克隆的细节,问题容易出在哪里就比较清楚,接手之后通过不断优化实验条件和极其努力的工作,在1994年12月份的时候顺利把HIF-1基因克隆了出来。


李莫愁

所以那篇PNAS paper中,实际上您是亲自完成了HIF-1的克隆?

江秉华

是的。我和王博士都参与了此项工作,王博士完成了前期的重要工作,主要是蛋白纯化并检测蛋白质的序列。我是根据他提供的HIF-1蛋白的序列,成功地克隆了HIF-1基因,并完成了其生物功能的鉴定和找出其下游多个直接靶基因。

李莫愁

那篇PNAS paper中,您为什么不是第一作者?

江秉华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主要工作是根据HIF-1的蛋白质序列克隆出HIF-1基因,这项工作也是这篇文章中重要的贡献。当时发PNAS文章的时候王博士正在找工作, 他因为急需要更多第一作者的文章,与Semenza教授商量后,把第一作者最后给了他。


李莫愁

在那个时代克隆一个基因的难度,我们现在可能完全想象不到。

江秉华

当时是非常难的,很多人根据蛋白质序列都克隆不出来相关基因,难度非常大。一方面受限于实验工具等,比如克隆基因需要的探针的特异性不是很强,试剂和膜的质量不够好,实验过程中产生很多假阳性,这就导致其真实的基因被掩盖;另一方面当时合成的基因文库质量不高,即使找到这个真实的基因,绝大部分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基因,而是基因的部分片段。那时候从一个蛋白质把一个基因克隆出来很难,我也是通过大量的筛选,实验过程中也碰到很多假阳性基因和部分片段的基因,通过不断地努力和筛选工作,最后找到了全长HIF-1α基因,并顺利将其克隆。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博士期间主要研究工作就是寻找新的蛋白并克隆新的基因,所以积累了很多的实验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我采用类似方法,从1994年8月份开始,日以继夜的进行实验,终于在1994年12月克隆出HIF-1α基因,该研究成果在1995年的PNAS杂志上发表。


李莫愁

所以当你知道了这次诺奖,当时应该也是很高兴的?

江秉华

我确实很高兴,我感觉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领域内的认同,科学讲究实事求是,我很荣幸当时可以到Semenza实验室,克隆HIF-1α基因并研究其功能和调控机制。在知道Semenza教授获奖后,我当天就给Semenza教授写邮件表示祝贺。


李莫愁

现在您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江秉华

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阐明恶性肿瘤发生发展和治疗耐受的新分子机制,其中一部分研究工作和HIF-1的表达和调控机制直接相关,也是之前HIF-1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找出用于肿瘤早期诊断的新的生物标志物和逆转治疗耐受的新途径,切实地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用了采访内容中的主要部分。


“细胞感受氧气”为啥很重要?

首先,这个发现为我们了解氧气水平如何影响细胞代谢和生理功能奠定了基础。

其次,也为贫血、心血管疾病、心肌梗塞、伤口愈合以及肿瘤等多种疾病开辟了新的临床治疗途径。

比如说:如果能通过调控HIF-1通路,促进红细胞的生成,就有望治疗贫血;

而干扰HIF-1的降解,则能促进血管生成,治疗循环不良;

另一方面,由于肿瘤的生成离不开新生血管,如果我们能降解HIF-1α或相关蛋白(如HIF-2α),就有望对抗恶性肿瘤!

诺奖回顾:为什么能得诺奖?

氧气的重要性莫愁就不说了。红细胞也很重要,它的作用就是给全身送氧气,让,然后再把二氧化碳送到肺,我们再呼气出去。这两玩意儿都很重要,而且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

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清楚细胞是怎么适应氧气水平的变化的。

科学侠客们知道,当我们的身体缺氧时,一种叫做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的物质就会增加,它刺激骨髓生成新的红细胞,保证有足够的红细胞工作带来氧气。

但是,问题也来了——

所以,3位大佬的这次研究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发现了某种叫做缺氧诱导因子的蛋白质(HIF),这是一种调节氧气含量下降时细胞如何适应的分子开关。

然后,还发现了HIF这玩意儿是由两种不同的DNA结合蛋白组成,也就是转录因子,现在叫做HIF-1α和ARNT。莫愁简单来说,就是氧气足够的时候,HIF会被分解没啥用;遇上缺氧的时候,HIF会增加,而且还会影响前面说的促红细胞生成素的含量。

也就是说,HIF-1控制着我们的身体和大多数动物细胞对氧气变化的复杂且精确的反应。

想要跟本次诺贝尔奖工作的实际参与人在一个群里聊天交朋友的,请加微信号:LimochouScience,并注明“

2019NP”。

让我们回顾一下故事背景:部分内容来源于知识分子

在诺奖官方提供的五篇核心文献中,有一篇克隆低氧诱导因子(HIF)蛋白的文章,第一作者为华人学者王广良。

王广良,1963年10月10日出生,1983年本科毕业于杭州大学生物系,1986年毕业于中科院细胞所,1991年博士毕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92年-1995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Gregg L. Semenza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在1995年克隆缺氧诱导因子(HIF)的工作,为201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获奖成果奠定了重要基础。

王广良现在美国大冢制药公司(Otsuka American Pharmaceutical)任职,从事新药的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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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不仅仅为生命提供能量


《知识分子》:王老师好,在本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Gregg L. Semenza教授的工作里,1995年的一篇PNAS论文是关键文献之一,你是第一作者。能否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你在Semenza教授实验室做博士后工作的经历?

王广良:1991年底,我博士毕业后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细胞如何感受氧气浓度并改变生理代谢功能的。氧气跟细胞能量代谢密切相关。但是氧气的作用不只限于给细胞提供能量,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很多生理功能其实都是受氧气来调控的。

比如在供氧量不足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反馈机制,机体会增加红细胞的数量来增加供氧,这种补偿机制就是氧气作为调控信号的一个例子。低氧信号能够诱导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可通过生物工程获得,用于治疗贫氧)生成,进而促进骨髓造血系统增加红细胞的分化。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个药物上市,叫做罗莎司他,通过稳定HIF(缺氧诱导因子)来治疗贫血。这个药物是国内有史以来批下来的第一类新药,是美国的一个公司做的。

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做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就是去研究细胞如何感受低氧环境进而增加EPO基因的转录表达的。

首先,我们在实验室里给细胞培养箱输入低浓度的氧气来模拟低氧环境,去寻找细胞内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感受氧气浓度的关键序列,也就是转录增强子。如果删掉或突变这部分序列,EPO感受氧气浓度的能力就会下降。接下来我们又去寻找与转录增强子结合的转录因子。但是转录因子在细胞中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当时的工作量非常大,在培养罐中培养了大量的人类Hela细胞株,为的就是能够过柱筛选到有活性的蛋白因子。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方法,就是用EPO基因增强子序列做成亲和柱,筛选能够结合并调控EPO基因表达的转录因子。最终,我们从培养的几百升细胞悬液里得到了几毫克的HIF蛋白,再用蛋白酶把它切成小片段拿去做蛋白测序,根据得到的氨基酸序列来推导DNA序列,再把推导出来的DNA序列设计成探针,到基因库里面去钓HIF基因,最终完成了HIF基因的克隆。这总共花了一年多时间。

成功克隆HIF基因之后,就可以做很多研究了。

我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前两年是做博士后,后作为助理研究员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就到公司工作了。我还是希望能够以HIF为靶点找到治疗药物,希望至少能够建立乳腺癌或者前列腺癌肿瘤模型。当时是90年代末,大家对于HIF的了解还没有那么深入,我当初的项目并没有开展下去,但是之后我还是在公司里做新药开发的工作。

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这期间,不光是我的导师实验室,其他很多实验室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现在对此方法机理的了解已经相当多了。很多制药公司也以HIF作为靶点来做药物的筛选开发,非常热门。


印象深刻的是在冷库做实验


《知识分子》:当时为什么选择去Semenza教授实验室做博后?

王广良: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医学院,而且我觉得这个课题非常有意义,因为氧气对细胞的功能是非常基础的。当时,Semenza教授在霍普金斯大学刚做完博士后。他是位医生,也是理学博士,非常聪明。平时他要接待病人、教学,还要做科研,所以实验室的工作主要是我做的。我跟他在实验室的合作非常愉快。

这项工作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纯化HIF转录因子的时候,因为不能让蛋白失活,整个工作需要在低温进行。过柱筛选步骤就是在冷库里进行的,我总是穿很厚的衣服再穿个白大褂,显得很胖,其实我本人是很瘦的。离心机、柱子、试管和其他的东西都放在四摄氏度以下的冷库里。我每天在里面待很久,实在冷的不行了出来暖和一下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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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enza在南方科技大学做学术交流时的PPT照片。图中人物照分别为在Semenza实验室时期的王广良与最近的王广良。本图由受访对象提供。


关键论文有两名华人学者参与


《知识分子》:我看论文还有一位作者署名是Jiang BH?他也是华人吗?

王广良:对,他是华人,中文名为江秉华。他是之后进实验室的,做了很多HIF基因功能方面的工作,比如说HIF对VEGF的调控功能,证实了克隆出来的蛋白确实在细胞里面起作用。

我是Semenza教授的第一个博士后,江是他的第二个博士后,参与了后期的克隆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实验员,当时实验室只有我们这四个人。我刚加入的时候,Semenza教授刚刚成为助理研究员,经费不多。他做博士后的大老板非常支持,很多仪器设备我们当时都是用大老板实验室的。我们也用了其他教授的仪器设备。

我的导师对科学非常专注,他的研究内容就专注于HIF基因。

《知识分子》:如果在大老板的实验室里边做,在国内的话可能论文还会署上大老板的名字的现象。这篇PNAS论文只有你们实验室四个人的名字?

王广良:对。其实大老板并没有具体参与这项工作,不过我在论文致谢里特别感谢了很多提供帮助的人。在Semenza教授写的拉斯克奖相关的CELL文章(《Serendipity, Generosity, and Inspiration》)中,他把我的照片放在了中间,旁边还放了很多人的照片,就有他的导师,还有现为霍普金斯大学负责科研和国际合作的副校长,当时他是实习医生,也是我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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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Cell 167, September 22, 2016


低氧信号通路在健康领域的潜在应用


《知识分子》:国内批下的第一个治疗贫血的新药是在你的研究基础上做的吗?

王广良:这个药是以HIF蛋白修饰酶作为靶点来做的,是另外一个公司做的,但也显示出HIF可以成为药物开发的新靶点。我在制药公司主要是做肿瘤、眼科和精神药物的开发,希望在HIF方面发现新的应用。

《知识分子》:低氧信号通路的研究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广良:低氧信号通路有很多潜在应用。比如促进EPO表达可以治疗贫血,这是通过稳定HIF的功能来起作用的。我前几年也试着通过抑制HIF的功能来治疗肿瘤,比如乳腺癌。现在药物还在开发中。

对肿瘤来说,失去控制的肿瘤细胞会形成细胞团,细胞团的内部是缺氧的,但由于毛细血管能进入,给肿瘤细胞提供了养料。所以如果能够阻断HIF的功能,不让毛细血管进入,肿瘤细胞团就会坏死。目前,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一个已知的治疗靶点,已经有很多上市药物。VEGF就是受HIF来调控的,其他如PDGF(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等与细胞生长有关的因子也都是受HIF调控的。因此,如果阻断HIF的话,就能从上游来治疗肿瘤,效果会更好。而且,我们找到了一些抑制HIF功能的小分子化合物,相比目前市场上靶向VEGF的蛋白药等,小分子化合物的价格会低得多。HIF功能很多,也能抑制肿瘤干细胞生成,抑制肿瘤对某些化疗药的抗药性。

另外,老年黄斑、糖尿病相关的视网膜病变,都是因为眼睛里面血管异常生长所致。糖尿病或者在阴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手机,都会造成视网膜极度缺氧和HIF过量表达,诱导血管异常生长,造成视网膜形状和功能受损。通过抑制HIF来使血管萎缩的方法或可以治疗老年黄斑和视网膜病变。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领域。

在心血管疾病方面,心肌梗塞、血流不畅造成的下肢瘫痪以及肺源性高血压等都跟血流供氧有关。心肌梗塞最明显了,因为血管堵塞,心肌细胞缺少供氧而坏死,所以,研发能够立刻恢复心肌细胞功能的药物非常重要。另外,目前已有公司通过HIF基因治疗在下肢血流不畅的病人中改善血流和供氧。

综上,我们的工作在贫血、肿瘤、眼科以及心血管疾病方面都极具应用价值。我当初离开霍普金斯大学,也是为了能够开发出对病人有用的药物。当然那时候还比较早,进展比较慢,目前有些药已经进入临床后期了。

《知识分子》:受HIF调控的VEGF药物已经成功应用临床了吗?

王广良:对,VEGF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这是一个很成功的靶点。有很多单克隆抗体药物以它为靶点。VEGF的作用范围比较窄,所以其他方面的影响比较小,做药就比较容易。但是HIF的功能要比它广得多,VEGF只是受其调控的其中一个因子。与血管生长分化相关的至少还有5-6个生长因子。

目前上市的单克隆抗体药物,比如说avastin,是通过抑制VEGF来治疗肿瘤或眼部疾病,收益很大。但是它并非对所有病人都有用,VEGF的作用可能只有40%-50%,还有50%-60%来自其他5-6个生长因子的作用。所以说单独抑制VEGF并不能对所有肿瘤以及老年黄斑都有效。另外,因为生理补偿作用的存在,靶向VEGF的疗效过一段时间就慢慢减退了。这是由于当VEGF被抑制的时候,其他几个生长因子的表达就增加了。

所以,如果以HIF为靶点,HIF调控下游的所有生长因子都会被抑制。因此HIF的应用范围更广,按道理说疗效应该会更好,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运气好是因为一门心思做事情


《知识分子》:当时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相关工作可能会获诺奖?

王广良:当时没这么想,但是之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些工作还是要归功于霍普金斯大学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给我们的课题提供了很多支持。

《知识分子》:你在Semenza实验室做相关研究的时候有没有竞争对手?

王广良:有的。这次同时获得诺奖的有三个实验室。其实,获奖实验室的工作都是以我当初在霍普金斯大学做的HIF基因克隆工作为基础的。当然之后他们做得非常深入,非常重要。

当时,英国实验室也在寻找一种克隆方法,和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实验室要做的工作一样,但他们的方法跟我们的不一样,最后是我们先做出来的。当时我们也有许多交流,他们认为我的克隆方法不太可能实施,因为这个因子在细胞里是非常微量的,要通过大量培养细胞来纯化因子,又要去做测序并筛选基因,工作量太大了。但是我们仍然一步一步地做了,从92年初开始到93年把基因克隆出来,论文是95年发表的。我用的方法确实工作量很大,需要从数个培养摇罐中得到的几百升细胞培养液里纯化得到几个微克的东西,也就是小试管底部的一点点东西,万一不小心丢掉了就要从新开始做。我的运气比较好,从头到尾做下去都非常顺利,没有出现用错试剂、丢掉样品或样品失活的事情。其实运气好也主要是因为当初一门心思做事情,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


现在从事药物研发


《知识分子》:你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做了什么工作?

王广良:我更希望能够在药物开发领域能够做一些工作,但是药物研发需要多年的投入、大量的资金。当然主要是对于缺氧信号通路及HIF的功能机制还尚未有深入了解,所以尽管我们筛选了很多的先导分子,进展仍比较缓慢。但这些工作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够在应用领域做点事情。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做,不管谁能够做出来,不管是哪个公司,是不是跟我有关系,我都会非常高兴,因为毕竟是造福病人的。

前几年我回国来,希望能够找到投资,但是一直没有落实。因为新药开发需要至少五到十年的时间,上亿的投入,而国内真正能够投入做新药开发的还是很少,多为Me too、Me better,即在别人的基础上稍微改进或者做得不一样一点。而对HIF来说,是属于新靶点、新机理的First-in-Class药物开发,风险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诺贝尔奖的颁布是一个契机,关于这个领域的靶点研究会得到加强,说不定我以后再找投资也会比较有说服力。

《知识分子》:现在跟Semenza教授有联系吗?

王广良:有联系。前几年我拉他一起到国内来成立公司研发药物。他是愿意做这个事情的,我们已经在杭州成立了公司。但是资金没有到位,最后我们没有开展起来,有点可惜。之后就开始了贸易战,国际交流方面也可能会有问题。

我的导师认为我们的工作在基础研究方面是非常重要,当然如果研发出应用价值就会帮助更多的人。目前,上市的贫血治疗药物并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不过却证实了HIF的很多潜在应用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也可能是这么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我本来觉得可能要等到肿瘤治疗相关药物出来之后才会获奖,毕竟其贡献并不能只限于基础研究,要能够真切地造福人类健康。总之,不管是我们自己做还是别的公司做,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诺奖专访|江秉华教授揭秘20年前科学历史和内幕

图说:2017年,Semenza(右四)到浙江大学做学术交流。左三为王广良。本图由受访者提供。

《知识分子》:现在你们的专利是不是已经授权给一些公司去做了?

王广良:当初我们拿到克隆HIF基因的专利大概是1998年,现在这个专利已经过期了。以后的专利都是属于做药物开发的公司的。现在基本上大家也都能做了,也不一定有专利的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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