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一個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島國，曾經是英國的罪犯流放地，遠離其它大陸。雖然面積不小，但大多是沙漠地帶，不適合人類居住。2500萬人口，什麼內需都不足。可就是這個1901年（也是諾貝爾獎誕生的一年）才建國的年輕國家，在這塊土地上創造了教育的奇蹟。在不到120年的發展歷史中，澳大利亞的學者和科研人員共斬獲了14次諾貝爾獎，其中竟然有7次是生理學或醫學獎,實在出人意料。
5月18日，我們帶著許多問題再次出發，開始了為期18天的澳大利亞“名校之路”的探訪活動。我們到訪的第一站就是2005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獲得者巴里·馬歇爾（Barry Marshall）教授的母校——西澳大學。西澳大學就坐落在珀斯，一個經常被戲稱為地球上最孤獨的城市。不過，走進校園的一瞬間，熟悉的感覺撲面而來，不同種族和文化背景的學生，三五成群，在校園裡匆匆而過。緊挨著海灣的校園建築在碧空藍天下，顯得格外乾淨迷人。深秋的落葉在午後的陽光下折射出暖暖的金色。佇立在鐘樓前的蘇格拉底塑像，靜靜地注視著每一個行人，彷彿激勵著我多提幾個為什麼，去揭開巴里馬歇爾教授的成功秘密。
從空中俯瞰西澳大學
保持一顆好奇心
馬歇爾教授出生在西澳小城卡爾古利，父親是個能幹的機械師，也始終鼓勵馬歇爾自己動手，不斷嘗試。母親是個護士，希望孩子們通過讀書走出小鎮。馬歇爾從小就接觸了爸爸的各種技術書籍，聽媽媽講那些醫療和護理知識。自由而注重教育的家庭環境讓馬歇爾的好奇心不斷延伸，他八歲時就製作了電磁鐵，12歲時就因為搶救誤喝燃油的妹妹而上了報紙。從小調皮的馬歇爾還喜歡弄槍玩彈弓，甚至從藥店和化學品商店購買原料製造鞭炮和小型爆炸物。馬歇爾回憶說，他因此受到了父母的懲罰，但發現父母也為他的這種“小聰明”感到自豪。在採訪中，馬歇爾教授反覆提到“好奇驅動的研究”。我想，正是這種來自童年時代的好奇心，培養了他的科學探索精神。
在1980年代，儘管胃潰瘍是一種常見的疾病，但普遍認為這是由精神緊張或刺激性食物引起的。馬歇爾說：“我一直對精神緊張導致這一疾病的說法持懷疑態度，我常開玩笑說，如果某個教授說這個病是由緊張引起的，我就覺得他是不知道真正的病因。”這種刨根問底的脾氣一直支撐著馬歇爾的研究。馬歇爾後來遇到了腸胃病病理學同事羅賓•沃倫（Robin Warren），沃倫在胃潰瘍部位發現了細菌菌落。於是馬歇爾認為這些細菌可能就是消化性潰瘍的原因，也是導致胃癌的重大風險因素，如果這些細菌通過抗生素消滅掉，那麼潰瘍病的治療將會徹底改變。一個大膽的假設就這樣誕生了。
馬歇爾教授在辦公室展示諾貝爾獎牌
十年磨一劍
馬歇爾的這個假設遭到了醫學界的普遍質疑，他提出的一系列觀點也常常被認為是不著邊際。但馬歇爾並沒有輕易放棄，他說：“質疑是我的性格。我的研究讓我每天有機會和病人打交道，我看到我的治療方法在一些病人身上湊效，他們的病情有明顯好轉。但我更想證明我的理論可以幫助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胃潰瘍患者得到治癒，我迫切需要證明這一理論。”
科研往往是一條漫長的求索之路，沒有付出很難有收穫。幽門螺旋桿菌終於培育出來了，可它只能依賴於人體生存，無法用動物來做實驗。馬歇爾回憶說，面對當時的許多不確定，他別無選擇，最後決定用自己的身體來“以身試法”。就這樣，馬歇爾毅然決然將細菌培養體一口喝了下去。沒想到幾天後，他就出現了嘔吐、噁心的症狀，最後真的出現了胃潰瘍。
馬歇爾平靜地對我說，“不少醫生都曾在研究過程中拿自己做試驗品，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我的試驗是基於科學假設的，而且我成功地治療了多年的潰瘍病的患者，我是有信心的。我要做的就是，繼續拿出證據，證明我的理論是對的。”儘管馬歇爾和沃倫在1985年就發表了論文，論證幽門螺桿菌對胃炎和胃潰瘍的影響，但直到10年以後，他們的觀點才得到了醫學界的公認並在業界普及開來。
馬歇爾和同事的研究成果終於得到認可。一路走來，馬歇爾也體會到做科研的艱辛。科研要找到正確的問題，要有正確的研究方法，還需要堅持和一點點運氣。馬歇爾在接受我的採訪時說：“如果當初我喝下的病菌沒有感染我，我有可能會放棄研究，也許會去開診所行醫掙錢。選擇科研這條路，有點像臥薪嚐膽，你肯定會遇到困難，但最終成功所帶來的滿足感也是巨大的。”2005年，54歲的馬歇爾和同事沃倫一道終於因“發現了幽門螺桿菌及其在胃炎和消化性潰瘍病中的作用”獲得了諾貝爾獎。
科研人員千千萬萬，能登上科研頂峰並獲得諾貝爾獎的肯定是鳳毛麟角。馬歇爾醫生很冷靜地說：“我覺得，你不應該給你的科研設置一個時間表，你從事的科研，可能需要一輩子的努力。如果幸運獲得諾貝爾獎的話，你也許已經80歲。”這可能就是我們所謂的科研精神吧！
昆士蘭大學校園
繼往開來的大學教育
馬歇爾是幸運的，產生了14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澳洲也是幸運的。但幸運也絕不是偶然的。我們再來看看澳洲的大學和澳洲政府的對科研的支持吧。我相信，除了個人的努力和堅持，大環境是科學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馬歇爾教授在談到這一話題時說，好的大學不必經常搞革新，而是應該能確保在正確的道路上“循序漸進”。他能獲得諾貝爾獎，就說明西澳大學做了正確的事情，包括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環境和同事協作的共贏文化。馬歇爾還強調，科研也分為幾種，一種是基礎科學研究，一種是實用型的研究。事實上，好的大學和好的政府往往能利用好一切資源，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如果學者天天在象牙塔裡閉門造車，大學就會脫離社會。而政府天天只有功利思想，也就會不會有遠大的目標，更談不上推動社會的進步。而澳大利亞就是一個大學和政府相互平衡和促進的典範。這也是我這次“名校之路”探訪的深切感受。
澳大利亞總共有42所大學，絕大部分是公立大學。公立大學又分為歷史悠久的傳統大學和二戰以後才成立的許多現代大學。無論歷史長短，都各有所長，戰略清晰，重點突出。無論是悉尼大學、墨爾本大學、阿德萊德大學和西澳大學等這些歷史悠久的大學，還是相對年輕的莫納士大學或新南威爾士大學，他們都繼承了歐洲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擺脫舊世界的包袱，借鑑新大陸的開放思想，發揮移民國家多元文化的優勢，兼容幷包，繼往開來，澳洲的許多發明創造就是在這樣的大學裡孕育而生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1928年亞歷山大·弗萊明發現青黴素，但並未有臨床應用。1939年，是澳洲科學家弗洛裡提純了青黴素，1941年才得以成功地使用於病人。二戰期間，青黴素橫空出世，不僅挽救了很多士兵的生命，甚至幫助扭轉了戰爭的局勢。
馬歇爾博士和羅賓博士發現幽門螺旋桿菌，為千千萬萬胃炎和胃潰瘍甚至是胃癌患者帶來福音，而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幽門螺旋桿菌的最大攜帶群體——中國人。
今天我們很多人賴以生存的WIFI技術，也是澳大利亞科學家的發明。在2013年專利過期之前，全球每年以10億計的帶Wi-Fi功能的電子設備都需付專利費。雖然這項科研成果並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但我們不難感受到市場的巨大需求和它給我們生活帶來的變化。
理論與應用並重的科研體系
有了這樣充滿活力的大學，澳大利亞還有科學的科研評估體系，確保科研經費真正用在刀刃上，用出最好的效果來。澳大利亞政府每年投入科研經費約有幾百億人民幣，和我國每年萬億級別的投入不可相提並論，但他們非常注重科研的“實用性”，不是為了項目評審而科研，而是追求科研成果的轉換和落地，讓成果走向市場，再從市場獲取回報，形成良性發展。
澳大利亞政府設立的科研績效評估體系ERA ( 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 ，除了最後形成的專利外，項目成果轉化成商業應用的收入是評估中的重要指標。ERA對所有公立大學進行評估，比較各學科和專業在澳大利亞和國際上的地位。簡而言之，這樣做可以讓各大學的科研有所分工，避免一窩蜂，讓資源合理分配，讓投入產生最大效益。同時，科研成果產業化的成本如果由學校支付，商業化運作成功後，收益的三分之一屬於學校，三分之一由研究人員所在機構支配，其餘三分之一作為科研人員的獎勵。
我們拜訪阿德萊德大學的時候，發現這個曾經以澳洲製造業為支柱產業的南澳也順應大勢，成功轉型。阿德萊德大學目前擁有南半球最大的農業學院和葡萄酒研究所。他們立足南澳這塊盛產優質葡萄園的土地，不斷創新，培育出了新世界最優良的西拉葡萄，釀造出了濃郁醇香口感豐富的澳洲紅葡萄酒。今天，南澳的紅葡萄酒已經名揚四海，中國也已經成了南澳最大的紅酒進口國。在南澳雙掌酒莊參觀時，他們的產品推廣高級經理Faye女士自豪地對我說，中國的一張訂單經常能抵得上澳洲一年的訂單。
當我們在宮頸癌疫苗的發明者伊恩·弗雷澤教授的實驗室採訪時，我們的感觸更深了。伊恩是一位謙遜、嚴謹和儒雅的學者，回答我的提問時總是言簡意賅，絲絲入扣。他說，每天都有世界前沿的基礎科學研究在進行中，而科研最大的挑戰是找到值得鑽研一生的問題，併為之付諸一生的努力。
弗雷澤教授在實驗室接受我的採訪
弗雷澤教授向我們介紹了宮頸癌疫苗的研發過程和目前的應用狀況。1991年，弗雷澤教授和華人科學家周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完成了宮頸癌疫苗的研發。直到2006年，宮頸癌疫苗首先在澳大利亞被獲准上市。隨後的一年時間裡，世界上的80多個國家都開始了宮頸癌疫苗的使用。今天，疫苗已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133個國家使用，十年內大約接種了2.7億人次。
宮頸癌是導致婦女死亡的第二大癌症，其發病率僅次於乳腺癌。每年，全世界約有50萬女性被診斷為宮頸癌，其中25萬多人死亡，中國每年宮頸癌新發病例約13萬人。宮頸癌疫苗是人類首次嘗試通過疫苗來減少、預防甚至消滅一種癌症，具有劃時代的現實意義。
這一重大發明並沒有讓伊恩·弗雷澤教授停止探索的腳步。我在採訪中得知，宮頸癌疫苗的研發也從預防進入了治療階段，實驗室就是他每天的戰場，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點。弗雷澤教授採訪結束時笑著對我說，那些穿越半個地球來澳洲大陸的祖先，他們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冒險是他們的基因。
十八天的澳洲“名校之路”是短暫的，但我們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是難忘的。黑格爾曾經說過，一個民族要有一些人在仰望天空，這個民族才會有希望。我相信，澳大利亞璀璨的星空下，從來不缺乏仰望星空的科學家。在我看來，他們更是腳踏實地的奔跑著，迎著日月和星空，始終奔跑在科學探索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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