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青年魯迅留學日本，本來的專業是醫學。曾經就讀的仙台醫專，如今已是著名的日本“東北大學”。這所大學至今以魯迅曾經留學為驕傲，在該校百年校慶時，四位與學校有關的著名人物中，魯迅位列其中。同時，這所大學還為魯迅留學100週年作過相關慶祝和學術活動。在這所大學以及仙台市，至今還保存著與魯迅有關的許多文物以及紀念碑。即使不瞭解魯迅學醫歷史的讀者，也一定讀過魯迅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藤野嚴九郎，即魯迅在此留學時的恩師。作為仙台醫專唯一的一名中國留學生，魯迅在此間還是頗受人關注的。這其中就因為他雖是外國學生，成績卻位列140多名學生中的中游，引來各種關注。
但魯迅的棄醫從文決定也發生於仙台。那是看了一部幻燈片，看到同胞被殺害，而更多的同胞卻看戲般去圍觀。魯迅受到刺激和震動，他意識到，倘若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再強壯也是沒有用的，首要的是要改變他們的精神。要改變精神，魯迅當時認為，當首推文藝。於是他做出了人生中的重大決定。從此，也許中國少了一位傑出的醫生，但卻擁有了一位世界級的偉大作家。當年的恩師藤野先生在魯迅逝世後，讀了這位中國的文豪以自己為題寫的文章，其激動和感慨簡直溢於言表。
但學醫的經歷對魯迅的影響始終沒有消失過。甚至在他成為文學家之前，仍然有“重操舊業”的經歷。那是1909年，魯迅因母親及家庭經濟原因，受摯友許壽裳邀請，從日本回國，到許所在的杭州兩級師範學堂任教。魯迅教授的課程是生理學和化學，還是一個“理科生”的角色。以魯迅的敬業態度，即使仍然懷揣著文藝理想，對待職業卻從來都有自己盡職的堅持，尤其又是朋友介紹且涉及教育學生。在此期間，魯迅親自編寫了10萬字的教材，名《生理學講義》。
這部講義足可見魯迅在醫學上的功底絕對不虛。這幾乎是一部完備的生理學和基礎醫學教材，內容十分豐富。在此，我想就魯迅關於疫情方面的講述介紹一下。在關於呼吸系統的章節裡，講到了肺炎。當時，肺炎，包括肺結核還屬於傳染性極強的不治之症。這麼多年過去了，世界醫學取得了太大進步，普通的肺炎，包括肺結核似乎早已被擒服。然而，2020年春天的經歷告訴我們，病毒會以各種變異的方式侵犯人類，我們面對的難題其實還很多，甚至100多年前的聲音也並不過時。魯迅講義的要點，是強調了肺炎的可傳染性。認為“肺炎為肺泡之發炎，肺結核為腠理之壞滅。究其原因，皆緣病菌，惟肺強固不蒙害。一人之疚，能傳於眾，故必有唾壺，盛消毒藥及水，以貯其痰，使不幹燥，否則病菌溷於空氣，傳於他人。”這道理，在這個春天之前肯定顯老舊吧，可今天讀了，方知人類常犯的錯誤就是經常忘記了常識。
教材的最後一節就公共衛生提出建議。其中的“壓軸”警告是關於傳染病防治。“關於預防傳染病者，為公共衛生首要，凡最險之疾，如霍亂，赤痢，黑疫，痘瘡等，時或流行，則當急施遏止及撲滅之術：（一）有人物（當指,‘人員’或‘貨物’——本文作者注）自病源地來，則行檢疫及消毒；（二）普行灑掃及免疫（如痘）之制；（三）納病人於一定之醫院，病家鄰近，當絕交通，而病人所用什物，衣服及輸瀉品，則並施消毒，此法常用日光蒸汽，或以石炭酸，昇汞水及石灰乳灑之。”可見，隔離，甚至“當絕交通”，也是從前就有的防疫必須之策。
事實上，魯迅談疫病更藉此談國情、世情的文字，可謂“起步早”“時間長”。與“講義”同時期的文言論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就數次以古今中外發生的流行病為例，談一國之民情，論歷史的轉變。一直到晚年，在《我的種痘》等雜文裡仍在探討類似問題。
魯迅在世的時候，也曾遇到過流行疾病的暴發。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西班牙流行感冒”了。西班牙流感，暴發於1918年。此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爭對壘不但增加了病毒傳染的概率，而且也為治療帶來更多的困難。據史料記載，此次流感，全世界18億人口中有5億人被感染，死亡人數更是達到嚇人的5000萬（參見《國家人文歷史》2020年第3期文章）。可稱是現代史乃至人類史上的一次巨大災難。這次病毒始發於何地據說至今都無定論，傾向於美國的更多，但肯定不是西班牙。而那一年，也是魯迅發表《狂人日記》，開啟中國文學新篇章的重要一年。他從此成為中國新文學的旗手和高峰。
魯迅的一生也是對付各種疾病的一生。胃痛、牙疼、肺病，等等，不時來糾纏他。在魯迅的諸種病症裡，發熱比較常見。如果統計魯迅日記，會發現他自己提到的“發熱”次數是很頻繁的。“規那丸”（即奎寧丸）等退熱藥也是他必備和常要服用的。魯迅自己也常會提到流行病對他的侵襲，其中就有“西班牙流行感冒”。當然，應該是魯迅自己認為是“西班牙流行感冒”。因為他所說的這次感冒還真不是1918年，而是1934年。
1934年11月，魯迅身患感冒。當月，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說：“舍下大抵都好，只我傷風，發熱一星期，大約就會好的。但在發熱時似有身體在膨脹之感，倒也不是沒有趣味的事，這是西班牙流行感冒。”稍後的信中又說：“我每晚仍稍發熱，弄不清是因為疲勞還是西班牙流行感冒。大概是疲勞罷，倘是，則多玩玩就會好的罷。”語氣不失從容。12月致曹聚仁信中說：“一月前起每天發熱，或雲西班牙流行感冒，觀其固執不已，頗有西班牙氣，或不誣也。但一星期前似終於退去，胃口亦漸開，蓋非雲已愈不可矣。”話中帶著諧趣。但這次感冒拖延時間其實很長。在致曹靖華信中就說道：“這回足足生了二禮拜病，在我一生中，算是較久的一回。”實際上此信後仍有反覆，所以才有“觀其固執不已，頗有西班牙氣”一說。
實情卻是，這回的流行感冒不但拖得時間久，而且對魯迅身體的影響很大，有點“轉折點”的意味。一向談疾病帶玩笑語氣，對治癒前景持樂觀態度的魯迅，言談中也會露出身體大不如前的信息。去世的前一年也即1935年，他在致友人信中就主動說到這一話題。如4月23日致曹靖華信中，“上海也總是常有流行病，我自去年生了西班牙感冒以來，身體即大不如前；近來天氣不好，又有感冒流行，我的寓裡，不病的只有許（即許廣平——本文作者注）一個人了，但今天也說沒有力氣。不過這回的病，沒有去年底那麼麻煩，再過一禮拜，大約就可以全好了。”同日寫給蕭軍、蕭紅信中也說：“今年北四川路是流行感冒特別的多，從上星期以來，寓中不病的只有許一個人了，但她今天說沒有氣力；我最先病，但也最先好，今天是同平常一樣了。”5月14日致臺靜農信中，則流露出更多無奈：“收集畫象事，擬暫作一結束，因年來精神體力，大不如前，且終日勞勞，亦無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擬姑置之；今乃知老境催人，其可怕如此。因為我自去冬罹西班牙性感冒之後，消化系受傷，從此幾乎每月必有小病一場了。但似未必壽終在即，可請放心耳。”
發生在1934年冬天的這場感冒，讓魯迅體能下降加速。當然不能說他最後逝世的原因就直接源於這場感冒，而且也不能確定他所患的就是“西班牙流行感冒”。這種“自主命名”，可能也是那個年代人們對流行感冒的一種泛指吧。畢竟十幾年前的那場流感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世界大戰。
說“西班牙流行感冒”肯定不是源自西班牙，這也是疫病命名汙名化的典型案例。當時人們就知道這一點，只是因為西班牙感染人數更多而已。多少年過去了，還只能這麼稱呼，可見汙名化的結果多麼嚴重。聯想到當下，各國確應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命名原則，即不把病毒聯繫到一國、一地、一人，甚至於一種動物。當然，清者自清。“西班牙流行感冒”的說法雖然沿用至今，但科學家們至少在一點上是有共識的，即“西班牙流行感冒”的真正源起，至今尚無法做出定論。我們能做的是爭取科學防範，努力精準施策。即使魯迅110年前寫下的“講義”裡，也有值得借鑑的防疫啟示。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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