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乎是我們能從各種影視劇、文字作品和各種故事中感受到的一個趨勢。
法國古典時期的國王處死刺殺他的達米安，使用的是五馬分屍，然後將屍體的碎片掛在醒目的地方示眾。中國古代，炮烙、凌遲、刖等等一堆看起來便觸目驚心的字。到了清朝，光緒帝因為一個太監在做菜的時候看了他一眼，據說是用熱油將這個太監，緩慢而痛楚地殺死。前幾天讀臺灣作家王鼎鈞的《碎琉璃》，講到抗戰時期，將敵人活埋在土裡，留一個腦袋，待漲得面紅耳赤，再從頭頂鑿一個洞，謂之“栽人”。
俱往矣。現代國家最常見的其實是拘禁，死刑在一些發達國家甚至都不怎麼使用了，比如不久前沸沸揚揚在日本的留學生被害，嫌疑人最終沒有被判處死刑。
為什麼呢？這種看起來從殘忍到仁慈的變化，是為什麼呢？文明為什麼會往這個方向進化呢？
這也是福柯疑惑的問題。但他的回答可能看起來就沒有那麼樂觀。
歸結來說，就是仁慈的懲罰，成本更低，效果更好，也就是權力的經濟學。
這首先要從懲罰的目的來看。懲罰無非是為了這樣幾件事情：以犯人的肉體作為權力的體現；修復社會受到的傷害；防止再發生類似的暴行。而殘酷的刑罰，在第一點上做的很好，但是容易激起圍觀人群對罪犯的同情，也因此在第二點上，對受害者的心理恢復效果可能就要打折扣，在第三點上，那些能夠忍受這些酷刑的犯人，甚至會得到讚頌，他們在地下流通的文字中甚至被視為英雄。所以，權力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用一種成本低廉的懲罰方式，不引起人們的反感，讓人們單純地恐懼，不受到犯罪的誘惑？
拘留的方式就逐漸進化而來。
最開始的拘留就作為一種刑罰而存在，但是無論犯人是什麼罪，都施以同樣的拘留期限。這仍然是一種粗糙的形式，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要與引入時間長短區別的拘留方式作對比更明顯。按照罪行的程度分配拘留時間，可以再不增加新的刑罰方式的情況下，應對不同的罪行，首先減少了權力運作的成本。這樣的話，加以時間性的拘留，就可以涵蓋整個刑罰領域。
而且，在不消滅肉體的情況下，犯人的身體可以發揮出更多的價值。比如可以用來勞作，無償地服務，為社會創造價值。尤其是機智的資本主義國家，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裡，主人公就是因為監獄長開始把犯人往外作為免費勞力承包，從中漁利，才獲得了發揮自己才能以至於逃出昇天的能力。
還不止於此，按照福柯的分析，將犯人拘禁起來，還可以對其進行面向未來的訓練。也就是採用“紀律”的方式，加以規訓。紀律重新分配了犯人的時間觀，在規定的時間做規定的事情，絕對地服從命令，順從。在空間上，等級和秩序也可以得到體現，比如表現極為不好的犯人會被扔到更為逼仄和黑暗的地方關禁閉。同時，紀律所作用的，是一個群體，每一個犯人在其中都要協同其他人努力發揮最大的價值，紀律最終使得單個的肉體以現代化的方式組織起來，融入到更為高效的機制中。
也就是，相對殘酷的刑罰而言，新的規訓方式，讓犯人更服從，同時更有用。用福柯的話來說，紀律“與奴隸制不同，因為它們不是基於對人身的佔有關係。紀律的高雅性就在於，它無需這種昂貴而粗暴的關係就能獲得很大的實際效果。”
福柯關於刑罰的分析，其實是很精緻的，不過他分析的資料源於各種各樣的敘述，從這些文本材料中，組織出一個歷史的現象，在此基礎上追問，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通常會停留在現象描述的層面上，從而也就失去了往下追問的機會。大概經典的力量就在於此，提醒我們思維可能存在的漏洞。儘管具體的內容和研究對象可能已經與我們今天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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