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商業立國的這個“西方”形象是很晚才出現的，自古以來的西方傳統和東亞差別不大，都是以農立國，航海和貿易的重要性相對來說是次要的。
民國以來的學者，大多喜歡談“中西方文化比較”，並且多認為西方是“工商社會”“海洋文明”，而中國則是“農耕文明”。如錢穆先生在《晚學盲言》中就說“西方工商社會，好言自由戀愛”，“中國以農業文化為傳統，首尚家庭團居”。
餘秋雨也說“中華文明的本質是農耕文明”，與之對照的則是“海洋文明背後的西方文明”（《中華文化與海洋文明的千年悲壯》）。類似的論述，無論是學界還是一般網絡言論中，都十分流行，但真實歷史上只有中國是“農耕文明”，西方就不是“農耕文明”了嗎？
先看古希臘，古希臘第一個作家赫西俄德的《工作與時日》，歌頌的就是農民生活，認為要“出力耕耘、播種和收穫”，就能獲得大地母神賜給果實。在耕種季，要和奴僕們一起抓緊時間搶耕搶種，穀倉中就會有餘糧。在雅典城邦，絕大部分人就是農民，著名的索倫改革，就是因為雅典的農民們處境惡化，大量人喪失了自己的耕作土地。索倫將雅典公民分為四個等級，負擔不同的義務，指標就是按照農產品計算的，分別是收入500斛、300斛、200斛和200斛以下麥子的。此後的庇西特拉圖，也是幫助農民獲取土地、低息貸款、農畜、農具等。在斯巴達，斯巴達人雖然不耕作，以戰爭為業，但土地其實是由黑勞士耕種的，每年向斯巴達公民繳納82斛麥子，這是國家的經濟基礎。而斯巴達人以戰爭為業，顯然也不是什麼“工商社會”或“海洋文明”。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為了毀滅對方經濟，最常用的手段便是蹂躪敵方農業，燒燬、踩踏、收割對方農作物，在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這種“蹂躪”鄉村的行為十分常見，恰恰說明農業是希臘的基礎。當時希臘雖有製陶手工業以及沿海周邊的貿易，但這些比重相對於農業來說只是輔助性的。
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家政學》中認為：“根據自然的順序，農業是首位的”，“農業最為重要，因為它是公正的”，“農業是自然的”，“農業最有益於練就陽剛之氣”。亞里士多德對農業的觀點和總結，最能說明古希臘文明中農業的地位。
在古羅馬，也是以農耕立國的。羅慕路斯建立羅馬城，象徵性的動作便是用農民的牛耕犁開一道壟，犁掘起的土塊，都被慎重投回圈內，唯恐聖土落在外面。蒙森提到：“許多民族也曾如羅馬人那樣戰勝敵人，掠奪土地，可是沒有一個民族能像羅馬人那樣使其以血汗所得之地據為己有，以犁鋤保全乾戈所奪來的土地”；羅馬的偉大奠基於公民對土地擁有最廣泛而直接的統治權和這些深深紮根的農民的牢固團結”；“農業是羅馬人最早和最普遍的職業”（[德]特奧多爾·蒙森：《羅馬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68、175頁）。很多羅馬精英的名字，就是農作物，比如西塞羅就是豌豆，圖蘭魯斯就是扁豆，法比烏斯就是菜豆等等。
古羅馬精英的人格典範，就是著名的辛辛納圖斯，羅馬作家李維在《建城以來史》第三卷中記載說，他名聲和德性都高，躬耕於昆克提烏斯莊園，羅馬共和國遭遇危機，元老院請他出山，“使節們找到他時——當時他正在用鏟子挖溝，或是在犁地，不過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他正在幹農活”。放下農具出山，他擔任公職拯救了國家後，又繼續回到自己莊園躬耕。以辛辛納圖斯為象徵的這種古羅馬精英，其生命力和德性正是紮根在農業，而不是什麼“海洋文明”“工商社會”。這種土土的農業莊園主的人格典範，對後來美國的很多國父以及弗吉尼亞士紳的世界觀都有深遠影響。
辛辛納圖斯的塑像，標誌性的符號是手扶耕田的犁
古羅馬以農立國，其精英的趣味也高度崇尚農業，公元前2世紀的老加圖，撰寫了《農業志》，事無鉅細地書寫經營鄉下農業莊園的各種細節，並認為“好人”就是“好農民”“好莊稼人”，“最堅強的人和最驍勇的戰士，都出生於農民之中”。其立足點便在於務農是崇高的，農業是根本這一觀念。與之相對照的是，靠商業致富的政治巨頭克拉蘇，儘管有錢，但卻是被視為粗鄙的鄙視的對象。在此種重農文化背景下，羅馬精英長期熱衷於農書的撰寫，公元前1世紀瓦羅、公元1世紀科盧米拉的《論農業》，也都是圍繞農業是根本這一觀念展開的。農業在古羅馬社會中具有最重要的位置，甚至最終決定了政治走向，格拉古兄弟改革，便是圍繞農耕土地的再分配進行展開，其後馬略改革或凱撒內戰，無不是要解決農耕土地的再分配問題。可以說，農業文明才是羅馬的底色。地中海的“海運”，其實只是羅馬內湖的物資運輸，埃及行省的農業穀物，是維持羅馬生命的輸血線，但卻不是什麼“海洋文明”。
中世紀歐洲，除了地中海沿岸很少數的城邦國家如威尼斯之類主要從事商業貿易活動外，主要的歐洲版圖部分其實是倒退到比希臘羅馬更荒蠻的狀態。隨著阿拉伯人的崛起，地中海的海盜實際上斷絕了西歐和東部地區的聯繫，與拜占庭和北非的貿易基本中斷，歐洲沿海部分隨時會遭到襲擊，為安全退縮到內陸。甚至一直到十九世紀早期，歐洲和美國的商船都還會遭到來自北非地中海巴巴里海盜的襲擊，這種地中海海盜傳統，延綿一千多年。在此背景下，“海洋文明”更是無從談起。
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基督教意識形態也蔑視工商業，認為農耕才是正道。聖保羅就宣稱“對貨幣的熱愛是一切邪惡的根源”；托馬斯·阿奎那說“如果市民專心於做生意，他們有作出許多惡事的機會。因為當商人想要增加他們的財富的時候，其他的人也會充滿著貪婪心理”，“為了這個原因，一個國家對它的商業活動，應加以限制”。而西歐日耳曼人各部族建立的王國，在各種習慣法之下，產生對農業和土地的各種經營方式，采邑、份地、委身、保有、豁免等，都以農業土地為基礎。中世紀時代的西歐，實際上就是一個大農村，遍地是以領主城堡或採邑為中心的據點，周邊散佈著村落與耕地，土地和農產也是最大宗的財富。
西蒙·詹金斯《英格蘭簡史》談到中世紀英格蘭的撒克遜人，說“撒克遜人來自於農耕文化，喜愛英國東部肥沃的沖積土壤”，“撒克遜人一向忠於家庭、鄉土和宗族”，“撒克遜人所發的誓言將他們與同一血緣的親屬和一起耕作的其他鄉民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以農耕文化為基礎，高度重視家族、宗族、鄉黨紐帶的族群，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中國傳統社會”畫面，而是英格蘭的日耳曼部族。
中世紀歐洲莊園的農耕，重農文化才是當時歐洲的主流
西方從古希臘以來的主流觀念，正如學者所說：“上古希臘的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古羅馬的加圖、瓦羅、科盧米拉、西塞羅、奧古斯丁的著述，中世紀的日耳曼人經濟觀念、基督教寺院文獻、代表經院學派的阿奎那思想；直到18世紀名噪一時的重農學派的洋洋大觀，無不直接或間接充滿了將農業奉為首要產業的溢美之詞”（喻小航：《重農與輕商的中西比較》，載《西南大學學報》2012年4期）。
一直到早期現代的北美殖民地和美國建國諸父時代，務農和以農為本，仍然是當時精英圈的主流文化。弗吉尼亞士紳具有比較強的貴族傳統，美國國父華盛頓就是這一文化氛圍的產物，以古羅馬的辛辛納圖斯為人格榜樣。他不願當國王，但卻熱愛自己的維農山莊，並滿腔熱忱地打理這一莊園。對於農耕，他寫到：“農夫的生活最需具備明察秋毫之力，何其高貴，何其悅心”，“觀植物破土而出，於悉心照料之下，茁壯生長，惠賜勞動者以累累碩果”，“農業之事，我知之愈深，樂之愈甚”（[英]保羅·約翰遜：《喬治·華盛頓傳》，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71頁）。華盛頓躬耕于山林，樂在其中，並長期與英國農學家亞瑟·揚格通信，被稱為“既是好將軍，也是好農民”。
華盛頓之外，另一位國父托馬斯·傑斐遜，他本人就從小生活在弗吉尼亞西部農村，熱愛農村田園生活，他喜歡“住在樸素的農舍，和書籍、家人和老朋友一起生活，吃粗茶淡飯”，並熱衷於閱讀古羅馬田園詩人維吉爾的作品。傑斐遜是堅定的以農立國本位主義者，並認為只有農業有利於保持共和國公民的政治德性。在《弗吉尼亞紀事》中，他認為農耕者是“上帝的選民”；在致華盛頓書信中，他說“農業是我們最明智的職業，因為它終究最有助於創造真正的財富、良好的道德和幸福”；在致約翰·傑伊書中說“土地的耕種者是最有價值的公民，他們最有活力，最富有獨立性，最善良，他們與國家連接在一起，並且以持續不斷的紐帶，與國家的自由和利益合為一體”；在致霍根道普書中，他提出既不需要從事航海業，也不需要從事商業，“我們所有的公民都將是農民”。在傑斐遜的推動下，美國政府在1803年從法國購買了路易斯安納和新奧爾良，這些廣袤的土地都是為了美國農業的發展。傑斐遜認為，僅新奧爾良地區的農業產量就能高於美國全部產出的一半。
華盛頓在自己的農場中
美國的另一位國父約翰·亞當斯，也是從小在家傳的平安農莊中從事耕作，從事政治期間，則由妻子管理農莊。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費城學院中，將農業當作嚴肅科學進行深入研究，還開設有講授種植和園藝的課程，並主張在美國發展蠶桑農業。總之，美國諸父時代的精英，都和農業關係密切。
除了歷代的政治、思想精英主張以農立國，以農為本外，歌頌農業生活的田園詩，也是西方文學自古以來的悠久傳統。古羅馬的維吉爾，創作有《牧歌》《農活》，描寫理想田園阿卡迪亞，寫犁田、種植以及果樹、橄欖、葡萄等農作物的生長。一直到早期近代以來，有斯賓塞、拉里、馬洛、哥爾斯密、蒲伯、克萊布、華茲華斯等眾多田園詩人。只有農耕文化的背景下，才會產生出如此悠久的田園詩歌趣味與延綿不絕的書寫傳統。
實際上，以工商業立國的這個“西方”形象是很晚才出現的，自古以來的西方傳統和東亞差別不大，都是以農立國，航海和貿易的重要性相對來說是次要的。如果從長時段歷史來看，東亞地區的工業化速度和時間並不比歐美晚多少，這種一百年左右的時間代差，並不是什麼“中西方文化差異”。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李競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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