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最好的樣子，就像錢鍾書與楊絳

一九三五年七月，鍾書不足二十五歲，我二十四歲略欠幾天，我們結了婚同到英國牛津求學。我們離家遠出，不復在父母的庇廕之下，都有點戰戰兢兢；但有兩人作伴，可相依為命。

錢鍾書與楊絳，1936年攝於牛津

鍾書常自嘆“拙手笨腳”。我只知道他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右腳，拿筷子只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我並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個門牙。他是一人出門的，下公共汽車未及站穩，車就開了。他臉朝地摔一大跤。

那時我們在老金（Mr.King）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們夫婦，還有住單身房的兩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訪問的醫學專家。

鍾書摔了跤，自己又走回來，用大手絹捂著嘴。手絹上全是鮮血，抖開手絹，落下半枚斷牙，滿口鮮血。我急得不知怎樣能把斷牙續上。幸同寓都是醫生。他們教我陪鍾書趕快找牙醫，拔去斷牙，然後再鑲假牙。

錢鍾書與楊絳，1938年攝於巴黎

我們住入新居的第一個早晨，“拙手笨腳”的鐘書大顯身手。

我入睡晚，早上還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隻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隻稍大的翻盤，帶短腳）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來享用了。

他煮了“五分鐘蛋”，烤了麵包，熱了牛奶，做了又濃又香的紅茶；這是他從同學處學來的本領，居然做得很好；還有黃油、果醬、蜂蜜。我從沒吃過這麼香的早飯！

我們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裡，除了家有女傭照管一日三餐的時期，除了鍾書有病的時候，這一頓早飯總是鍾書做給我吃。每晨一大茶甌的牛奶紅茶也成了他畢生戒不掉的嗜好。

錢鍾書夫婦

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個孩子，我們也不例外。

鍾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鍾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鍾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象。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鍾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以為肚裡懷個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懷了孩子，方知我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貢獻給這個新的生命。在低等動物，新生命的成長就是母體的消滅。我沒有消滅，只是打了一個七折，什麼都減退了。鍾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形容我：“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做女博士……”

錢鍾書一家

鍾書很鄭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產院去定下單人病房並請女院長介紹專家大夫。

院長問：

“要女的？”（她自己就是專家。普通病房的產婦全由她接生。）

鍾書說：“要最好的。”

女院長就為我介紹了斯班斯大夫（Dr.Spence）。他家的花園洋房離我們的寓所不遠。

斯班斯大夫說，我將生一個“加冕日”娃娃。因為他預計娃娃的生日，適逢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們的女兒對英王加冕毫無興趣，也許她並不願意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十八日進產院，十九日竭盡全力也無法叫她出世。大夫為我用了藥，讓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來，發現自己像新生嬰兒般被包在法蘭絨包包裡，腳後還有個熱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渾身連皮帶骨都是痛，動都不能動。我問身邊的護士：“怎麼回事兒？”

護士說：“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護士在門口探頭。她很好奇地問我：“你為什麼不叫不喊啊？”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卻靜靜地不吭一聲。

我沒想到還有這一招，但是我說：“叫了喊了還是痛呀。”

她們越發奇怪了。

“中國女人都通達哲理嗎？”

“中國女人都不讓叫喊嗎？”

護士抱了娃娃來給我看，說娃娃出世已渾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據說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我還未十分清醒，無力說話，又昏昏睡去。

鍾書這天來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車送進產院的。我們的寓所離產院不算太遠，但公交車都不能到達。鍾書得橫越幾道平行的公交車路，所以只好步行。

他上午來，知道得了一個女兒，醫院還不讓他和我見面。第二次來，知道我上了悶藥，還沒醒。第三次來見到了我，我己從法蘭絨包包裡解放出來，但是還昏昏地睡，無力說話。第四次是午後茶之後，我己清醒。護士特為他把娃娃從嬰兒室抱出來讓爸爸看。

鍾書仔仔細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後得意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錢瑗

鍾書這段時期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常苦著臉說：“我做壞事了。”

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說：“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檯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下一次他又滿面愁慮，說是把門軸弄壞了，門軸兩頭的門球脫落了一個，門不能關了。我說，“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說“不要緊”，他真的就放心了。因為他很相信我說的“不要緊”。

我們在倫敦“探險”時，他顴骨上生了一個疔。我也很著急。有人介紹了一位英國護士，她教我做熱敷。我安慰鍾書說：“不要緊，我會給你治。”我認認真真每幾小時為他做一次熱敷，沒幾天，我把粘在紗布上的末一絲膿連根拔去，臉上沒留下一點疤痕。他感激之餘，對我說的“不要緊”深信不疑。我住產院時他做的種種“壞事”，我回寓後，真的全都修好。

鍾書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裡，盛在碗裡，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是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麼驚奇。

我們在牛津時，他午睡，我臨帖，可是一個人寫字困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蘸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淨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

回國後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女兒還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畫一個大花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他不敢再畫了。

他對女兒說，《圍城》裡有個醜孩子，就是她。阿圓信以為真，卻也並不計較。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裡，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鍾書告訴阿圓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圓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鍾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遊戲。後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裡去了。

鍾書的“痴氣”也怪別緻的。他很認真地跟我說:“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說不定比阿圓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麼對得起阿圓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只生一個。

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

鍾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

鍾書走時，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吶！”媒體說我內心沉穩和強大。其實，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我三人就此散了。就這麼輕易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以上整理自楊絳《我們仨》及其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