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刷術經歷代發展，“至明而達於極盛” 。《詩經》評點的產生和發生影響也有賴於印刷技術的發達和印刷業的興盛。《詩經》評點的雛形是與傳統（詩經》註疏體例或科舉用經書的高頭講章體例密不可分的，因此版面往往分為上下兩截，又因為上截眉批常用細密小字，下截有雙行夾批、旁批、圈點等版面形式，要求的刻板技術難度就比前代高出許多。印刷業的興盛使得各種評點書籍大量出現，從小說、戲曲，到史、子、集各部，再蔓延到經部，從而也帶動了《詩經》評點的刊印出版。
戲曲人物的圖像
最能體現《詩經》評點與印刷業關係的，是晚明套版印刷的出現。據考古發現證明，元代中國就已經發明瞭套版印刷術，“到了明末，湖州閔、凌兩家才把這種印刷技術發揚光大，由兩色而發展為三色、四色，甚至五色，這在色印史上是一大進步”這種套印的評點本，“斑斕彩色，娛目怡情，能使讀者精神為之一振”。而閔、凌兩家所刻版式特徵大致相同，王清原先生對此進行過總結:閔、凌刻書絕大部分是套色印刷，其版式、特徵也大致相同，
如：一、四周單邊，中間無豎直界行；二、評者只一人的，朱黛分之，評註有多人者，以顏色區分評家；三、彙集各評家之本，以主要評家為一色，其他個評家為一色。當然，也有個別套色印本評家諸多，不明其分色的意義；四、正文一律用仿宋印刷體，規格工整；評語、旁註用手寫體，版面疏朗、悅目；五、版書多為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或半葉九行、行十九字，但也有少數例外者當然，這種套印本的出現是以印刷業的發達為前提條件的，而且也要有雄厚的資本來支撐。
葉德輝的圖像
如葉德輝所說：“然刻一書而用數書之費，非有巨貲大力，不克成功。”套印這種形式，雖然一般認為起源於元代，但直到明代前期，都一直極少用於刻書業，如明代前期徽州就有套印技術，但一般都用於版畫刻印。真正使這一先進技術大量運用於刻書業的，實自吳興閔、凌二家。周興陸《明代吳興閔凌套印與詩歌評點的傳播》一文除了詳細考察了吳興閔、凌二姓關係外，首先理出了吳興評點刊刻之興衰：“萬曆初期，吳興淩氏刊刻評林系列方歷後期至天啟年間，吳興閔、凌競相出版套印本，形成出版高潮；天啟末崇禎初，吳興刻書戛然而止。”
然後，文章具體論述了吳興閱凌套印的詩歌評點本的特點、傳播價值，得出結論：“吳興套印本重視集部的刊刻，彙輯詩話、筆記、選本、專批等眾多評語”，“閔、凌蒐集稀見的孤本、手批本、抄本，將之套版印刷，流通於世，對於詩歌評點的傳播具有重要的價值；甚至於李夢陽、郭正域等一些評點名家是與吳興套印聯繫在一起的，其評點本因吳興套印才流傳後世。” 作者在這些梳理的基礎上說：評點，起於宋而興於明；套印，起於元亦興於明。最能體現《詩經》評點與印刷業關係的，是晚明套版印刷的出現。至於《詩經》的評點本，多有出自閔凌二家刻印者，如明萬曆天啟年間凌杜若刻朱墨套印本鍾惺《批點詩經》。
《詩經》裡的圖像
明泰昌元年閔氏刻三色套印本鍾惺《批點詩經》明萬曆四十八年閔氏刻朱墨套印戴君恩《讀風臆評》明崇禎三年淩氏刻《孔門兩弟子言詩翼》目前能見到的六種明末出現的《詩經》評點套印本，有三種就是閔、凌兩家所刻。套印技術也並非閔、凌兩家獨有，如更早的孫鑛三色套印本《批評詩經》即為明萬曆三十年天益山所刻。而以上所列，都是《詩經》評點中最早而又最有影響力的幾種，因此可以說，印刷業的進步和繁榮無疑為《詩經》評點的產生提供了技術和傳播上的條件。還有一點不容忽視，那就是商業上的營利目的是印刷業和《詩經》評點相結合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因。
閔、凌所刻之書籍，在當時是非常有名且受歡迎的，甚至有“天下無不知有淩氏書”的說法，“吳興朱評書籍出，無問貧富好醜，垂涎購之”由此可見市場需求是很大的，這是套印書利潤的泉源。《詩經》作為最有影響力的書籍之一必然在刻書業的規劃之內，而與套印形式相配合的最佳內容無疑是評點，所謂“經傳用墨，批評以朱”，那麼刻書者和評點者的聯手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可以說評點的最早出現純是有感而發，順手而成，不存在功利甚至商業的目的，但《詩經》評點的出現卻是例外，因為它的出現是在明末，正值刻印評點書籍牟利成風的時代，必然會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與刻書業的發展密切相關。
晚明戲曲人物的圖像
藉助刻書業的發展，評點的體例較成形之初的南宋更加完備，這對於《詩經》評點無疑也有影響。晚明是評點之風盛行的時代，文人讀書，多有以評點佐其學習者，如孫鑛就習慣於讀書時加以評點，他在《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中道：“看必動筆，如此不惟心細所得深，且異日足有所考也。聞之昔人云，再看時，別換一色筆。如此，亦自一”這也可以從習慣性這一視角來理解孫氏遍評群經的行為。晚明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的評點非常盛行，這對於《詩經》評點產生也有刺激作用。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附錄《20世紀中國小說評點研究總目》共提供了220多種小說評點，可見小說評點的興盛。
很多小說家或小說評點家本身也評點過《詩經》，這一點在凌濛初身上表現得較為顯著。他既是小說家，創作了“二拍”，又是評點家，評點過戲曲和《詩經》，還是出版家，在多色套印方面做出過貢獻。其實晚明由於出版印刷的催生，不僅通俗文學的評點大行其道，傳統詩文的評點也大量出現，一時間評點行為彙集成可觀的大潮。這種潮流所過之處，《詩經》豈能不被裹挾其中？晚明社會還有一個因素也對《詩經》評點的產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那就是文人的市場化行為。究其原因，也與心學影響下的社會思潮相關。
晚明戲曲的人物圖像
心學不僅使得時代思潮有了求真和尊情的趨向，也使得文人在內心的自省探求方面往往有矯枉過正的情況出現，派生出重視享樂和實利的心態，可以稱為“俗世情懷”。因為重視實利，就促使文人開始走向市場，競逐物質利益，愛物愛財不再是文人以為羞恥的字眼。加之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條件，文人賣文取利的現象便大量出現。明代文人別集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墓誌、碑銘、行狀、上梁文、壽序、送行序、家譜等俗禮應用文章的大量出現。
而且時間越晚，此一特徵就越明顯，名氣大的文人此類文章也相對更多。如萬曆年間汪道昆的《太函集》，這類文章就有六十二卷，幾乎佔了三分之一。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三“汪道昆”，條記曰：“聞伯玉（汪道昆字）晚年林居，乞詩文者填戶，編號松牌，以次給發，享名之盛，幾過於元美。”求文都到了排隊等候的境地，可見風氣之盛。關鍵是這種文章並不是義務付出，而是有償勞動，收取的費用當時稱為潤筆。其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卷一中就有一條記載，其頗能說明當時潤筆的風行：嘉定沈練塘齡閒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暱，無潤筆。
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的記載選詞
馬懷得言：曾有人求文字於祝枝山，答曰：“是見精神否？”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問何清物，曰：“青羊絨罷。”這段記載談到的桑思玄、孫思和、都南濠、祝枝山等人，都可謂學林名士，卻已絲毫沒有重義輕利的傳統儒家君子作風，毫不掩飾對於金錢的欲求，這在前代是少見的。除了這種變相的賣文以外，文人的市場行為更重要的是與出版商的結緣，甚至文人自身兼作出版商。出版商為了增加圖書銷量，應市場需要，僱請許多文人對前人著作進行評點，如吳興閔氏、淩氏兩大印刷家族，都組織過大量的圖書評點或輯評工作。
目前《詩經》評點中最有影響的鐘惺《評點詩經》兩家都有刊刻，戴君恩《讀風臆評》也是閔氏刻印，甚至凌濛初本人也有《詩經》的評點，即《孔門兩弟子言詩翼》。而這幾種評點本都是《詩經》評點中最早且最有影響的成熟評本。這些評本都或多或少與文人的求利行為相關，這種文人的“俗世清懷”正是主要在心學影響下形成的社會思潮的產物。綜上所述，經書的評點、心學思想、市民思潮、文人市場化行為等這些社會文化思潮的各種因素，都對晚明《詩經》的接受產生過大的影響。一方面，催生了《詩經》文學性評點這種《詩經》學上新的批評方式；另一方面，也影響了批評內容本身。
戴君恩的圖像
總之，在《詩經》評點的發生和發展中，一方面，晚明的新思潮為其提供了精神層面的支持，使其有突破傳統侷限的可能，形成重視情感和內心感悟的批評特質；另一方面，科舉制度的種種因素，又對其造成了形式方法及市場需求的影響，使其烙上了科舉和市場的印記。除此之外，印刷的發達和評點體例的完備從硬件和軟件上提供了條件，評點風習又浸潤始終。因此，《詩經》評點的產生，是多方面因素的合力造成的。這種合力是複雜而獨特的，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無法割裂。
·《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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