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明《序跋集》之七
囗李學明
《宕渠四子書》出版了。在成都，在渠縣分別召開出版座談會，讓我十分感動。
我從20歲離開渠縣，正好半個世紀了。
我這一生，獲得了一些獎，但“宕渠四子”是渠縣人民給我的最高獎賞。
148萬人口的大縣，建縣2300年的老縣。土地凡2013平方公里，比兩個香港還大。我是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長大的。我的一切都是渠縣給的。
渠縣生我養我，對我一生受益的東西太多。現在我只想說的是，在三匯，在青少年時聽到的幾句話，或口語，或格言警句，無論我走到哪裡，都難以忘懷。
“要愛惜字紙，不能用字紙當手紙。”
我的母親雖不識字，但她從小就教我，要愛惜字紙，不能用字紙去當手紙。小時家裡窮，茅房裡沒有手紙，只有竹篾塊，用來擦屁股。長大以後，我也從來沒有用字紙、報紙去方便。現在回想起來，這是多麼小的一個事情，但這是對文字的敬畏。這是母親，教育我好好讀書。母親把一切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要我把書讀出來。
每逢鄉下祭祖的日子，她帶我到父親的墳前燒紙，要我邊磕頭邊說：“爸爸，保佑我把書讀出來。”我父親曾在三匯鎮開了一個“祥和藥號”的中藥鋪，我小時看見一堆豎著紅線條的草紙，是父親記的賬本，毛筆字寫得很好。讀書，走出農村，成了我兒時的夢想。
“在農村太苦了，好好讀書，跳出農門。”
母親及親友對我這樣說，大人、老師對我這樣說。
一說到渠縣，人們總愛笑話我，說你是稀飯縣的。熊清泉告訴我，他在省委辦公廳當處長時，經歷了一件事。一位渠縣籍西北大學教授寫信給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說我們家鄉“稀飯縣”，老百姓連稀飯都喝不飽，太窮了。趙紫陽派出渠縣籍省級機關王、何兩位處長回渠縣調查，並寫出調查報告。
我三歲時喪父，雖然新中國成立了，但家中缺勞力，我從小喝稀飯，有時吃了上頓沒下頓。
讀高小，到匯東鄉完全小學（現在的三匯鎮二小），離家八、九里地，那兩年，絕大部門時間吃兩頓，中午不吃飯。
1957年，考上初中，戶口轉了，吃商品糧了。但沒過多久，遇上了“三年困難時期”，國家對我們中學生夠好的了，每月有32斤糧。這32斤往往難以保證，吃胡豆，數顆數，幾乎沒有副食品。1960年初中畢業，我17歲，體重66斤，太瘦了。
捱餓，吃野菜，夠苦的了。恰恰是這些苦，磨鍊了我的意志，上學沒有缺一天課。參加建校勞動，狂風暴雨把剛剛修建好的教室吹倒，我被埋在裡面。同學們把我從土堆裡掏出來，全身疼痛，但第二天我照常上課。我一門心思是想把書讀出來，走出農門。兒時感受的農民苦，這也是40多年後我為中國農民寫的《百村調查》一書的最初動因。
我從初級小學考高級小學，考初中，連過兩關。初中畢業免試保送入高中，從高中考上大學，過第三關。
每考一次，一個班的四、五十人，大多數被淘汰，只有少數人考上。高中入校時，五個班150人，後來放超齡生縮編只剩三個班。我們班畢業時，剩下36人，只有7人考上大學。
我是幸運兒，乖孩子，被小學、中學捧出來的。在小學，少先隊中隊委員；在中學，校團委副書記、班團支部書記。1963年3月，我還參加了渠縣第五次團代會。
我能考上大學，多虧那個時代對我們學生的厚愛。我從讀中學起，就吃助學金，每月2—4元，那時，一個月伙食費才4元，對我幾乎是免費讀書。三年困難時期，寧肯讓大人餓死，也保證我們中學生有糧食。在上學路上，路旁餓殍的樣子，至今都還記得起，時時感恩家鄉父老。
“上山下山少歇氣，歇氣不能坐，坐下就起不來了。”
這是村裡的大人告訴我的。由於家境貧困，10歲左右我就到白蠟坪山上撿柴了。從號房老家到山上，有十多里，來回二三十里山路。有時，幾個小夥伴與陳文禮一起上山，他的麻子大舅李開文住在山上，我背了一個小南瓜，他們背其它小菜。頭天上山晚上住在他家，第二天早晨背點乾柴回家。快攏家時，肚子餓得吐青口水。
上山下山，走長路，大人說：“要少歇氣，歇氣不能坐，一坐下來就起不來了。”從此，我就養成了走長路少歇氣，即使歇一下，也決不坐下來的習慣。可別小看了這個不坐的“歇氣”，這也練就了我日後做事堅持到底的韌勁。
1965年，在新建的軍校，我第一批被支部大會通過，並填寫了入黨志願書，可是由於家鄉大隊書記、公社書記寫來家庭有問題的材料，未批准入黨。我退伍到新達農機廠後，大家都很奇怪，當兵6年半還沒有入黨，不知有什麼大問題。
軍校同學都轉正定級，而我卻因家庭問題，直到離開部隊也沒有定級。別人都是按幹部轉業，我卻是按戰士退伍到地方。在工廠奮鬥了幾年，直到10年後才入黨。
1992年，49歲我就戴上冠心病帽子，然而，我的十幾本書都是在這以後寫的。“最困難的時候是最有希望的時候”，“克服困難取得勝利，往往在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這些話使我始終對自己充滿信心，從未頹廢過，再難也要咬住牙關挺過去，絕不歇息。
我們渠縣人的韌勁，還讓我聯想到一件事。鄧小平復出後到四川登峨眉山，大家勸他歇氣坐一會兒。鄧小平說：“上山下山不能坐，你坐下來就起不來了。”前些年我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廠參觀，鄧小平在這裡監督勞動4年。在鄧小平勞動的鉗工臺前，工作人員介紹說：“工人師傅看見鄧小平站久了，臉色發白，滿頭大汗，勸他坐下來。鄧說，我坐下來就站不起來了，不能幹活。”一個不“坐”，彰顯出渠江文化。
“書到用時方恨少，處處留心皆學問。”
這是我在中學時從學校的黑板報上讀到的。我喜歡閱讀黑板報經常刊登的名人名言、格言警句，並把它背下來。感到這些短句子給人知識，給人以力量。其中“處處留心”我記得很牢。1963年3月5日，毛澤東一句“向雷鋒同志學習”，全國學雷鋒。老師在報紙上劃槓槓，並剪貼張貼出來。我從那以後，就學會了“剪刀+漿糊”，搞剪貼。
從毛澤東題詞，到雷鋒日記，學雷鋒事蹟，我一一剪貼，並裝訂成冊。日後，“剪刀+漿糊”成為我的習慣。現在我書櫃裡還有分門別類剪貼的六個本子，還不時拿出來翻一翻，開卷有益。讀中學時，到一個同學家裡，那裡有一位老師，他跟我們說：“聊天也可以獲取知識”，我把這句話記住了。
或許這與“處處留心”有關吧，連聊天都可以獲取知識，我照做了。還真能從同學聊天、大人聊天中聽點新鮮的東西，有時還能在不經意間受到啟發，得到鼓舞。隨著我接觸的人和事的面擴大了，這種聊天獲取的知識就更多了，一點點積澱起來，學問就長進了。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這是我讀初中時，在三匯鎮上的文化書店，看到牆上的一個條幅，是大文豪高爾基的話。一個十幾歲的青年，“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看到高爾基的話，就好像他在身邊，對我說，你要進步麼，就必須愛惜書籍。從此，我與書籍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是買書。參加工作後，看到好書就想去買。在工廠時，鄰居有線裝本《康熙字典》，我花10元錢買來，60年代，10元錢不是個小數目。我一直想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書房，直到60歲以後，我才有一個像樣的書房，有13個書櫃，中間一個大書桌，擺上文房四寶。令我滿意的是，我有關於鄧小平的藏書整整一個書櫃。有人說，這是他看到關於鄧小平藏書最多的。平時忙了累了，往這書房一坐，一椅一茶一書，這是我最享受的時光。早在上中學時，我看到，假日裡老師們在室外，一張椅子、一杯茶、一本書，一邊曬著太陽，一邊閱讀書報，一幅學者的圖畫，一直刻在我的腦子裡，心嚮往之。
二是讀書。自己總覺得知識不夠，總想讀書學習。主要是自學。幹什麼學什麼，在工廠12年，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從商品展開的，工廠生產商品，便學習政治經濟學。跟楊超當秘書，他是哲學家，跟他學哲學。到省委統戰部，統一戰線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便學科學社會主義。這樣，我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學習。同時，一遇有脫產學習的機會就抓住不放。
現在回想起來，在達縣地委黨校理論班學習政治經濟學，在達縣地區企業管理班學習企業管理知識，給我的經濟學知識打下了基礎。達縣地委組織部的人告訴我，他們知道我在班上的學習情況和寫的東西，後來把我調入地區行署辦公室工作。在成都，參加中央黨校半年的學習，終身難忘，那是中國知識界、思想界的學術殿堂。凡他們的博士論文答辯，我都去參加，前後有8個，那是在零距離聆聽導師與博士的對話。
而那些導師，都是我心儀已久的于光遠、蘇星、厲以寧等一代大師。期間，我認真閱讀《鄧小平文選》文本，寫出了《鄧小平的語言風格》的論文，在中央一個刊物發表。“我要在鄧小平理論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這個決心就是在那時下定的。這使我確立了自己做學問的主要學術方向。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的鄧小平理論研究的著作獲得國家圖書獎。
三是教書。20幾歲在軍校教書，30幾歲在工廠七·二一工人大學教書，50幾歲在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教書。教什麼，學什麼；學什麼，教什麼；慢慢當上教授。
四是著書。從48歲開始，到70歲，寫了18本書。
“不動筆墨不讀書”、“好記憶不如爛筆頭”。
這是我在中學時從一本書上看到的。毛澤東一生戎馬生涯，但每讀必動筆墨。從那以後，我學習毛澤東的辦法，每讀書讀報，必用筆勾勾畫畫，或摘記一些句子，或寫心得，以至這個習慣變成每天寫日記。特別是1981—1985年跟楊超當秘書期間，不到四年時間，記了十四本。當秘書很忙，我對自己很嚴苛，不記下當天的事，不睡覺，個別時間太忙了，第二天也要補記。
我後來先後出了楊超以及張愛萍、魏傳統三本書，全靠十四本筆記。我的工作筆記有200多本。翻開當年日記本，其情其景恍然如昨，寫起來就容易些，編是編不出來的。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今天，至今我還寫日記。我的身上經常有紙筆。人們笑我說：“你看，我們說的話，他又記上了。”這個習慣對我做學問也大有益處，沒有資料，怎麼做學問？
“哪裡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的。”
我的中學語文老師在朗誦魯迅這句話時，抑揚頓挫，聲情並茂。魯迅珍惜時間，在課桌左上方刻了一個“早”字。1998年我去浙江紹興時，專門去了三味書屋，看了他那張課桌上的“早”字。語文老師舉一反三，說魯迅還有一句話：“無端的耗費別人的時間，無異於謀財害命”。魯迅珍惜時間給了我一個榜樣。
我一生都沒有專門從事學術研究，行政工作的任務很重，之所以能在理論研究上有點作為，也全靠惜時。我是儘量去抓那些半小時、一小時的空閒時間，以分取時，以時取日，以日取月，做學問的時間就是這樣積累起來的。我還找到一個竅門，開會是寫作的好機會。
我看到兩個人開會時寫文章。一個是80年代，在北京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年會上，我看到于光遠（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坐在主席臺上，不停的記。他的秘書告訴我，這個會一結束，于光遠的文章就出來了。另一個是劉詩白，我問他，開會時是不是寫文章，他還拿給我看。一個西南財經大學校長、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不抓緊時間，哪能出十幾本書？我的工作有相當一部分時間是開會，特別是參加一些大會，使我贏得了寶貴的思考和寫作的時間。
隨著年紀大了，對青少年時渠縣教給我的這些話，記憶越來越深刻。是這些話，圓了我的夢，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是從渠江出發的。高考的頭一天下午，我們一群熱血青年學子，從渠江的源頭三匯鎮出發，以步代車，順江而下，邊走邊問邊答語文、政治題，走在鄉間的田野上。步行90裡，夜宿渠縣中學，第二天上午就參加高考。從三匯鎮到渠縣城，這或許是我人生路程的新起點。我帶著渠縣元素，走南闖北，50年了。
歸去來兮。《宕渠四子書》讓我回家鄉了。以文會鄉友，可以共同分享我們的渠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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