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時代》:打開一道和“90後”對話的文化大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需求是多方面的、多層級的,最高層級的就是精神文化需求。為了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的精神文化需求,電視劇行業迫切需要生產製作反映時代與歷史,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主旋律題材精品佳作。

電視劇《光榮時代》就是這樣一部能夠滿足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大眾審美需求的作品。它以1949年前後為時代背景,講述了新中國第一代人民公安在面對國民黨留下的數萬特務和散兵遊勇以及黑惡勢力、邪教組織、不法奸商,展開艱苦卓絕又針鋒相對鬥爭的故事,努力還原了那個光榮時代人民公安英雄的激越與澎湃。該劇作為廣電總局“優秀電視劇百日展播推薦劇目”,同時入選了北京廣電局發佈的2019~2022年重點片單,目前已經在北京衛視、江蘇衛視播出,騰訊視頻、愛奇藝同步上線。

《光榮時代》:打開一道和“90後”對話的文化大門


在過去的認知裡,我們通常會認為觀看電視的主流人群是五六十年代的父母輩的人群,而據電視大數據服務商酷雲互動數據顯示,在其數據覆蓋的5.4億電視用戶中,64.2%的用戶的年齡範圍在18到34歲間。電視劇行業在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下正在逐漸轉型,如何進一步激發“80後”“90後”,甚至95後的受眾迴歸電視,也是影視創作者的重要思考與價值體現。

生於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大潮下的“90後”們,經歷與見證著祖國的成長與強大,“80後”“90後”們伴隨著一系列重大事件一路前行,並且逐漸成為國家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是比前人都要幸福的一代人,卻也擁有著更強烈的歷史擔當與責任感。有學者指出,“90後”的傳播接受心理有著明顯的時代特徵,比如反對話語霸權,希望平等交流;厭煩單一說教,喜好生動多樣化內容;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不盲目跟風,有獨立的分析判斷能力,並且在傳播選擇上更加追求現實性。

而《光榮時代》不迴避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坎坷,不掩蓋底層人物生活印記,它的劇情充滿了生活的真實與質感:鄭朝山看似玩世不恭,卻意外的謹小慎微,個性鮮明,敢於和領導講道路;多爺彷彿街邊遛彎的北京大爺,實際擁有異常豐富的刑偵手段,礙不下面子低頭卻極其熱心腸;白玲高冷的外表下是對工作熱情似火,對戰友關愛有加……每個角色給觀眾的感覺彷彿就在身邊。

同時劇中也融入了中國式家庭、中國式的兄弟關係,以及主創團隊的思考和認識。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90後”們,也大多面臨結婚生子的情況和對家庭的責任。鄭朝山、鄭朝陽兩兄弟從和諧相處到產生猜忌,多門與家人和鄰里的相處,鄭朝陽和白鈴的感情發展,無一不是年輕觀眾實際生活中遇到的狀況。這種貼近感、代入感和讓年輕的觀眾們與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感受著生活中的歌與笑、情與理、愛與恨。

《光榮時代》:打開一道和“90後”對話的文化大門


“90後”是心懷希望、腳踏實地、團結一致的一代人,這點上主角鄭朝陽可以作為超越同類題材影視劇的一個突破與典型體現。他從一個略帶玩世不恭的國民黨臥底到初代公安的骨幹力量,與他的夥伴們一起在普通的崗位上做出了不普通的貢獻,這是當代許多“90後”職場狀態的另種真實表達。劇情中每一次陷入困境和解除困境的交替,都歷練著鄭朝陽與他的夥伴。每個角色的地位都很渺小,作用卻都非常巨大,只有各個環節都嚴絲合縫、配合默契,整個工作系列才能正常運轉,這不是正是“90後”的日常寫照嗎?

《光榮時代》這部反特刑偵劇以人物命運詮釋時代主題,將普通人的力量和中華民族的時代精神聯繫在一起,將實際問題與“90後”獨立的分析判斷能力有機結合,在潛移默化中得到年輕觀眾的認可。《光榮時代》這部作品將主旋律題材的引導作用發揮地淋漓盡致,打破傳統思路,為紅色經典注入年輕時尚氣息,打開了影視劇和“90後”觀眾對話的文化大門。

為還原當年的場景,《光榮時代》在美術道具服飾上均細節考究,並邀請原北京警察博物館館長劉蔚擔任公安顧問。劉蔚表示,《光榮時代》還原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真實歷史,他認為,《光榮時代》把對新中國首批公安英雄的深入認知融入到戲劇創作中,遵循“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藝術創作原則,視野新鮮且獨特。

製片人馬珂曾說,“從時代土壤裡生長出來的人物,他飛不了,因為生活緊緊拽著他。”《光榮時代》中,觀眾看到的不是一個個簡單的英雄式人物,而是貼近人民、極具生活質感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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