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王室衰微，群雄爭霸，霸主是無秩序中的秩序，混亂中的權威。周王室借霸主維持其表面的統治，而霸主則借周王室的力量取得威望。
從《左傳》“微言大義”的筆法，大量的戰爭描寫，以及其對戰勝者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左傳》具有鮮明的“崇尚霸主”色彩。
春秋時代禮樂崩壞，周天子又名存實亡，在這時局混亂之時，確實需要霸主來匡正天下，消除列國之間的矛盾和危機，並維繫王室的封建制度及天下和平。
因此，“崇尚霸主”是時代之必然。
但是，《左傳》仍未忘記，在這些霸主之上，仍有一位周天子；霸主所為，只是代天子行天命，卻不可取而代之。
正因如此，《左傳》才會對齊桓公在“葵丘之盟”中對周天子的“下拜”動作大書特書，對晉文公的“勤王”之舉也著墨甚多。
“偏心”的《左傳》，總是站在勝者或霸主的立場上
早在“城濮之戰”前，《左傳》就對晉文公多有稱讚。作者極力說明晉文公是怎樣按部就班地教養他的人民，所以這場戰爭，他是必定會拿到勝利的。
相對的，《左傳》對戰敗的子玉，則多加貶抑。作者強調子玉戰敗的原因，在於他的自私自利，不愛護百姓；正因其德有失，所以失敗是必然之結果。
晉文公劇照
又如“邲之戰”，作者借晉國欒書之口，對楚莊王大加讚賞。楚國過去雖為荊蠻，但楚莊王能接受教化並勵精圖治，訓誡人民隨時保持戒備之心，同時也整軍經武，加強國防，所以楚國國勢日強。
《左傳》在這一戰前安排敵人對楚莊王表示讚賞，即暗示這場勝利，必定是屬於楚國的。
相較於對霸主的行為大加讚賞，對於小國爭霸，《左傳》則是加以批評。
如宋襄公敗於泓水就是一例。“泓水之戰”的戰敗原因，除了宋襄公做了很多失德的事之外，最重要的也是“小國爭盟，禍也”的現實原因。
《左傳》忽略了齊桓公的缺點
《左傳》的“崇尚霸主”思想，還表現在作者對霸者的全然欣賞，甚至是偏袒的態度上。
如對齊桓公，《左傳》說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公兼併他國，是因他國無禮；齊桓公死後，諸侯仍“無忘齊桓之德”、“修桓公之好”。
然而，齊桓公的實際為人如何？
《戰國策》中有一段相當有趣的記載：“先君好馬……好狗……好酒……好色……”齊桓公好馬、好狗之說，不見他書，今已無從考知，但是齊桓公好飲酒享樂，又喜縱情女色的記載，則古籍常見。
齊桓公“好內，多內寵”的癖性，伏下日後諸子爭立、齊國大亂的根源；一代霸主最終落得“屍蟲出於戶”的慘狀，而其辛苦建立的霸業，也毀於一旦。
齊桓公劇照
然而，關於“齊桓公之死”，《左傳》的記載卻顯得輕描淡寫。
齊桓公卒……辛巳，夜殯。
可見《左傳》的立場，是褒揚齊桓公“尊王攘夷”的霸主之功，而對於其晚年的奢靡縱慾，則以簡筆帶過。
其實齊桓公最大的長處，是重用管仲。若無管仲，齊桓霸業恐不能如此顯赫，或無霸業可言，也未可知也。遺憾的是，齊桓公臨終時卻未能擢用管仲所推薦的人選，反而任用管仲所不許的讒佞，終致身死國亂。這是齊桓公好內、用賢不終所導致的後果。
齊桓公的個性還十分驕矜。“葵丘之盟”時，周襄王賜胙，齊桓公即表現出驕狂的態度。
《史記》雲：“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
《戰國策》雲：“……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
據以上兩書所載，齊桓公驕矜，欲無拜天子之賜，幸賴管仲勸諫，使之免於失禮，但由周王室代表的先歸，以及勸阻晉獻公參與會盟，可知周王室代表已不滿齊桓公的驕傲失禮了。
然而，《左傳》卻記載周天子體念齊桓公年老，使其不必拜，但齊桓公還是下拜接受賞賜。這種“敬上”的態度，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使得諸侯皆能尊崇周天子。
齊桓公劇照
可見，《左傳》對齊桓公的敘述，完全偏重在其“尊王”的表現上。雖然在會盟後，《左傳》也記下週王室代表之口對齊桓公的批評，但是語意之間還是很含蓄的。
由此可以明顯看出《左傳》對霸主之偏袒。
對晉文公，《左傳》“以成敗論是非”
至於《左傳》花了很大篇幅記載的晉文公，作者在文字間也呈現了相當程度的偏好，如“城濮之戰”，作者的立場很顯然是偏向晉文公的。
《左傳》一再稱讚晉文公的勝利，來自於上下一心、神明庇佑，而且他懂得用德、以德服人。也就是說，“城濮之戰”對晉文公來說，是一場光榮的勝利。
但事實上，“城濮之戰”的結果，還與晉國在戰略、戰術方面運用得宜有關，所以孔子才說“晉文公譎而不正”，其原因就在晉文公用了很多詭譎的戰略。
如《呂氏春秋》就記載在“城濮之戰”前，晉文公採納了晉國重臣狐偃“竭澤而漁”的策略。
文公用咎犯（狐偃）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
晉國大臣雍季對狐偃“竭澤而漁”的方法不表贊同，認為將會後患無窮；然而，晉文公為了勝利，終究還是屈從於現實。
事後，晉文公以獎勵的次序——“雍季在上”——來表達他對“竭澤而漁”的補救。孔子對於晉文公的補救措施，也給予了正面肯定，然而文公終究無法逃脫“譎而不正”之評。
晉文公劇照
再以“退避三舍”來說，表面上晉文公退避三舍是回報當年楚國的恩惠，但事實上，卻是陷子玉不義並且誘敵深入。晉文公不但藉此建立了維護和平的形象，還一舉擊潰了楚軍。
可見，《左傳》的記載卻沒有將重點放在道德層面上，反而放在對晉文公的欣賞上。所以朱子才會說：“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義理之正。”
即便晉文公有缺點，《左傳》也能從中闡發出正面的光輝
相較於歸國之後成熟穩重的霸主風範，晉文公在流亡期間，有時就不免表現出公子的驕氣，如“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公子怒，欲鞭之……”
這段文字原本只是敘述一個公子受不了別人的戲弄，而惱羞成怒，但是在《左傳》作者的有心安排下，晉文公能夠立刻接受狐偃的寬慰，顯現出他善於接受別人意見的特質。
後來，晉文公回國繼位為君，在論功行賞時，偏偏漏掉了有功的介之推。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介之推的遺憾，原本是因晉文公回國後太過志得意滿，所以忘記這些有功的人而產生的，但是《左傳》卻從另一個角度下筆，說明晉文公很快發現自己的疏忽，所以想要給介之推補償，但卻再也找不到他了，只好以綿上之田為其封地，以時時刻刻警惕自己曾犯的過錯。
從以上這兩個例子可以發現，《左傳》作者對晉文公可謂是“偏愛至極”：即便是缺點，作者也能闡發出正面的光輝來。
秦穆公劇照
對於其他的霸主，《左傳》也頗為賞識，如秦穆公不念舊惡，仍出糧賑晉飢。
秦晉“韓原之戰”之起因，即是晉國不願回報秦國先前的賑災援助。而秦穆公卻能以晉國的百姓為念，仍不計前嫌地輸出糧食，所以《左傳》當然要極力凸顯他那仁愛的襟懷了。
在“崤之戰”中，秦穆公因不聽蹇叔之勸告而全軍覆沒，事後《左傳》趕緊記下秦穆公能一肩扛下戰敗責任、力保主將孟明視性命的魄力。此事再一次印證了作者“崇尚霸主”之傾向。
結語
《左傳》雖然“崇尚霸主”，但也不忘“尊王原則”，這看似矛盾，其實不然。
春秋時代，天子雖然是名存實亡的共主，然而諸侯們仍不敢太過造次。“尊王”使諸侯稱霸更顯正大光明，而其實質卻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同時，春秋時代禮制尚未完全敗壞，使得霸主們即使再大膽，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取而代之，而《左傳》既“尚禮”，又“重名分”，當然對這種“尊王”的做法，要大加讚揚了。
閱讀更多 玲瓏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