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同月同日生 鄧春蘭與北大的風雲際會（新修訂）

同年同月同日生 鄧春蘭與北大的風雲際會（修訂版）

鄧春蘭

鄧春蘭油畫

一個女子想上大學難不難？不難。但在18世紀末的中國，一個女子想上大學，不僅難，還難如登天！

1898年7月3日，當中外名流看到在這一天正式創立的京師大學堂（即北大前身）辦學章程，一定會被驚得目瞪口呆，這一大清王朝的最頂尖學府，這一以“中西並重”“培養最頂尖人才”為宗旨的的新式“太學”，竟然沒有打算召收哪怕一名女學生！更可怕的是，這種荒唐與可笑，還是當時晚清朝野上下的普遍性通例。

最終改變這一切的人，名叫鄧春蘭。在那個男尊女卑的時代，她做了一回“破除女禁”的“超級英雄”！在那個自由奔放的時代，她用熱血解放了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

巧合的是，京師大學堂成立的日子：1898年的7月3日，同時也是鄧春蘭的生日。同年同月同日生，一個在京城北京，一個在甘肅循化（鄧春蘭出生地，今屬青海），在毫不對等的背景下，在迢迢千里的距離中，不會有人想到這“一人一校”，最終會交集在一起，成為一個變革的契合點。

鄧春蘭的少年時代波瀾不驚。1911年，她在家鄉高小畢業後，便隨父親鄧宗來到省城蘭州，進入了甘肅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畢業後，鄧春蘭開始在蘭州一所小學任教，一切都按部就班，她也好像應該知足，因為本本分分、相夫教子、平平安安了此一生才是當時的“人間正道”。

但若是這樣，鄧春蘭是絕不能甘心的。多年的男女不平等待遇讓她飽受煎熬。這種情形一直毫無改觀，直到1919年，全國國立大專院校中仍然是“女子竟無一人”的模樣。

這多種的因緣際會，我想會造就出這樣一個場景：在某一日的黃河之畔，白塔山下，夕陽照在兩棵樹上，這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不是棗樹，陽光餘暉灑過樹葉之間，斑瀾的金色，輕輕打在樹影下一名女子的身上，她凝視著歲月的流淌，面對著可笑的封建尊卑觀，終於聽到了使命的召喚，發出了一聲來自於靈魂深處的吶喊：今後世界日新月異，吾輩女子復豈以常處閨闥，以自放棄其責任耶？故此當振我精神，致力於學術，以為服務社會之備，豈不快哉？

當鄧春蘭內心的奮發之情開始奔湧，五四的熱血也開始席捲全國。激情燃燒之下，她於1919年5月19日奮筆疾書，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寄信一封：春蘭早歲讀書，即慕男女平等主義，蓋職業、政權，一切平等，不唯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義，且國家社會多一半得力分子，豈非自強之道？

1919年6月，就在鄧春蘭焦急等待迴音的時候，甘肅省決定招考官費赴京學生，在一些進步人士的極力主張下，甘肅省錄取了鄧春蘭等六名成績優異的女學生。同年7月26日，鄧春蘭一行登上了幾個羊皮筏子，解纜啟程，踏上了萬里赴京爭學權的旅途。此行沿黃河繞道內蒙，艱辛異常。

在《晉京旅行記》中鄧春蘭寫道：“餘等此行，計程數千裡，困苦艱難，備嘗之矣。且今後世界的日新月異，吾輩女子復豈以常處閨闥，以自放棄其責任耶？故此當振我精神，致力於學術，以為服務社會之備，豈不快哉？”

1919年8月27日，鄧春蘭等到達北京。幾乎同時，全國多家報刊相繼刊載了鄧春蘭的相關信件與呼喚，一時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這年冬天，蔡元培先生深為鄧春蘭堅韌不拔的精神所感動，明確表示：“北京大學明年招生時，倘有程度相當之女學生儘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錄取也。”終於，北京大學於1920年2月，先後招收了9名女學生人學，鄧春蘭便是其中之一，這9位女青年成為我國曆史上男女合校後的第一批女大學生。至此，沿襲多年的“大學女禁”在五四運動中，在鄧春蘭等有志女青年的奮起抗爭下被徹底打破。

時光已矣，芳魂千秋。

1982年6月9日，鄧春蘭因病在蘭州逝世，享年85歲。甘肅省政協在追悼會上評價她為：首倡衝破大學女禁的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