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東北邊安靜郊區的一條死衚衕裡，弗裡德蘭德（Michael Friedrichs-Friedländer）迅速把我帶進車庫。他警惕地瞥了一眼路的盡頭，好像在查看我是不是獨自前來。
他說：“我希望你不要提到確切的位置。鄰居們都知道我在做什麼，但我不想惹麻煩。”
車庫裡瀰漫著新鮮水泥的味道，還殘留著濃濃的咖啡和香菸味。午後陽光透過通向花園的後門照了進來。牆的另一端釘著一張大幅的德國地圖。角落裡放置著一個簡易的工作臺，桌面上放著一把錘子、一套金屬雕刻刀和一張紙，紙上寫著一串名字、日期和“奧斯維辛”（Auschwitz）這個詞。
在過去的14年裡，弗裡德蘭德一直致力於將納粹大屠殺受難者的命運用手工雕刻在被稱為“絆腳石”（Stolpersteine）的小紀念牌上。這些面積不到10平方釐米的黃銅紀念牌會粘貼在一塊立方體水泥磚上面，然後嵌在大屠殺受難者最後自願居住過的屋子前的人行道上。
這些“絆腳石”是大屠殺受害者的紀念牌
現在全世界有超過70000塊這樣的石頭，使用20種不同的語言，遍佈24個國家的2000多個城鎮，包括阿根廷、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匈牙利、荷蘭、俄羅斯、斯洛文尼亞和烏克蘭，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分散紀念碑。
這些遍佈世界的“絆腳石”每一個都是獨特的。絆腳石計劃的口號是“一位受難者，一塊紀念牌”，這是來自猶太教宗教文獻《塔木德》裡的話：“當一個人的名字被忘卻時，這個人才算真正被遺忘。”
每塊碑石上的銘文都以當地語言如此開頭“這兒住著……”，然後是受難者個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最後的命運。有的受難者流亡到另一個國家。有些則選擇了自殺。只有少數人有幸從集中營獲得解放。而絕大多數被驅趕到集中營後被殺害。
這個計劃始於1992年，當時在科隆的藝術家德姆尼戈（Gunter Demnig）第一次以這種形式為大屠殺中的辛特人和羅姆人受難者設立紀念碑，當時這些受難者通常被稱為“吉普賽人”。他將這些紀念碑稱為“絆腳石”，這是一種隱喻。他最近告訴CNN，“這些石頭並不會真的絆倒你，但你若是腳被絆了一下，停下腳來看，你必須低頭鞠躬，心懷敬畏。”
對於德姆尼戈來說，每個紀念碑都被嵌在受難者最後的故居前，這個位置對紀念碑的影響很重要。最近，他在接受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採訪時表示：“當人們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社區，甚至房子裡看到這些碑石時，對當年的恐怖能夠感同身受。”
到2005年，項目規模已經大到德姆尼戈已無法親手製作和安裝每一塊紀念碑了。同年，他邀請了弗裡德蘭德參與制作。
弗裡德蘭德說：“見面5分鐘我就知道我們倆能合作。對我來說，這是你能擁有的最強有力的大屠殺紀念形式。你把受難者的名字找回來了。”
每一塊紀念碑都不同，上面寫著受害者的名字、出生日期和最後的命運
弗裡德蘭德身材魁梧，說話輕聲細語，有條不紊地在這個不向公眾開放的車庫靜靜走動。他獨自一人默默工作，每週工作六天，至少50個小時。他坐下來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揉了揉充血的眼睛。這時已快到下午4點鐘，他還沒吃午飯。
他說：“需要血液的是我的大腦，而不是胃。”
弗裡德蘭德手工雕刻每一塊紀念碑。一個個戳痕、一個個字母、一個個受難者的結局。儘管現在等待雕刻的受難者名單已經排到了至少九個月後，但他仍然強烈反對用機器雕刻。
“一旦用上機器，這些紀念碑就沒有意義了。”他說。
弗裡德蘭德手工雕刻每一塊紀念碑
迄今為止，弗裡德蘭德已經用20多種語言雕刻了6.3萬多塊“絆腳石”。這項工作經常會給人帶來心理創傷。當講述漢堡一家前猶太孤兒院的34塊石頭的故事時，他的眼睛飽含淚水。這些受難的孩子都在1到6歲之間。
他說：“談到孩子，心情總是特別難受。”
這些紀念碑不僅僅是為了紀念個人的生命，同時還追溯了納粹驅趕猶太人到隔離區或集中營這一罪行。同一棟建築前的多塊紀念石頭表明，蓋世太保（Gestapo）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棟房子裡，把這些住戶的鄰里和家人拆散，分別驅趕上去往特雷布林卡滅絕營（Treblinka）、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Theresienstadt）、里加猶太區（Riga）、凱澤瓦爾德集中營（Kaiserwald）和奧斯威辛的生離死別之路。
弗裡德蘭德說：“我為一個擁有20名成員的大家庭做過紀念碑。整個家庭四分五裂，家庭成員們全部被驅逐到不同的集中營。”
但是，當他們的紀念碑被放置在同一座樓房前時，“這個家庭團聚了。”他解釋說：“重新聚在他們曾經共同居住的房子前。”
自1992年以來，一共有70,000多塊“絆腳石”被鑲嵌在了全球24個國家
這些紀念碑也增進了樓房或街道當今居民之間的關係。大多數“絆腳石”都是由當地社區研究受難者資料並提供製作資助。
柏林一位退休的校長謝爾韋（Dietmar Schewe）最近和鄰居們合作促成了一組“絆腳石”的建立。他說：“我們這個公寓樓第一次感覺像是一個大家庭。”
同樣，“絆腳石”還幫助受難者倖存的家庭成員團聚。那些研究“絆腳石”的人必須儘可能多地與受難者家屬取得聯繫，以獲得他們的批准，並邀請他們參加鋪石儀式。
他說：“整個過程十分和諧、感人。我們能夠向參加者準確地指出那家公寓是他們的親人曾經住過的。這是小型的相聚，但能夠見到親人真實生活過的家，這樣的相聚也是無比重要的。”
弗裡德蘭德給我講了另一個在科隆（Cologne）舉行的鋪石儀式。來自世界各地的34名親屬在科隆共聚一堂。他說：“他們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群親戚。”
“絆腳石”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德語世界的許多學校現在都把這個項目納入了課程中，學生們會聚在一起研究當地的大屠殺受害者。這是弗裡德蘭德之所以這樣做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他說自己年輕時在德國遇到過許多沒有回答的問題。“老師、家長……沒有人想跟你講這些事。好像第三帝國從來沒有存在過似的。”
大多數“絆腳石”都是由當地社區經過調查研究並提供資助而完成
夜幕降臨，弗裡德蘭德打開了車庫裡的燈，柔和的燈光灑在一堆準備運往柏林各地區的紀念碑上。新刻的碑文就像原始的電報，每一塊都詳細記載著一個被偷走或毀掉的生命。
晚上，弗裡德蘭德會鎖上車庫，散步，買些生活用品，和家人一起吃晚飯。他努力不把工作帶回家，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說：“有一段痛苦的日子我能做的只有哭。”絆腳石的整個意義在於其所承載的人性，是與每個受害者的生命和命運之間建立的情感聯繫。
弗裡德蘭德接著說：“必須有人見證這一切。必須有人承受這種苦難。如果哪天這份工作對我來說成了例行公事，見怪不怪了，那我就會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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