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很多人都有过笔墨官司，与郭沫若也有，而且还比较激烈。个中原因，颇有渊源，耐人寻味。
郭沫若热情，浪漫，充满激情，喜欢写诗歌。1919年，在日本时，他常把写的新诗寄国内刊物，但多被退稿，心里很不平。后来宗白华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时，给了他一个固定发表园地。1920年10月，编辑换成李石岑，在出版“双十节增刊”时，他依次排上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鲁迅《头发的故事》、郭沫若《棠棣之花》、沈雁冰的译剧。郭沫若看了，就写信给李说：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应当放在翻译前面。意思是说自己的作品不应当放在周的译作后面。后来李把这信发表在1921年的《民铎》杂志上，让鲁迅等人看了心生反感；郭又于同年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创造社，与鲁所支持的文研会并立。对此，鲁写信给周说：郭沫若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创造社等人又发文批评文研会和鲁迅所创立的“语丝”派，鲁郭的隔阂渐深。
1921年，创造社的成仿吾等年轻人受苏俄文学影响很深，思想激进，用革命的观点来评判文学的高下。后来，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创造社联合鲁迅打算重创《创造周报》，于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1日两次刊登启事，公布的特约撰述员名单里，都把鲁迅列在首位，把麦克昂（郭沫若）列第二。但是后来创造社并没有把鲁迅真正看起同仁，反倒成了论争对手。
直接原因在于成仿吾、冯乃超、李初犁等人并不同意联合鲁迅，便改为创办《文化批判》。在《文化批判》上，冯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批判，说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表达的是追怀过去时光和没落的封建情绪，说鲁迅是社会变革中的落伍者。成仿吾等人又相继发文批评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是有闲资产阶级，或者是小资产阶级——创造社中人，鲁迅最厌恶的是成仿吾。
郭也跟着发了些文章批评鲁迅，其中以“杜荃”为名发表的《文艺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攻击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还把鲁迅和高长虹、陈源等之间的论争比喻为“猩猩和猩猩的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
几乎所有创造社的人都对鲁迅发难，不仅把鲁迅置于革命对立面，而且进行人生攻击。鲁迅感到自己不仅被创造社“戏耍”了一回，而且还遭此谩骂和人身攻击，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三闲集-序言》等文章反击。1931年，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就批评创造社是新才子派，理论多变，是新时代的“才子+流氓”。郭沫若后来写了《创造十年》一文来反击辩解：创造社尊重天才，专重自我，崇创作，这倒不是什么罪过；创造社与鲁迅文学观念不同，确实不是什么罪过。
那么创造社为什么会反对鲁迅加入呢？原因可能在于：
一是创造社都是年轻人，成立之初，需要名气，立稳脚跟，要找一个有名的人物来作靶子，给自己造声势，以鲁迅的名气，当然是很适合的一个对象，创造社的批判真是语不惊人不罢休。
二是他们的文学观念不一样。郭等崇尚激情，浪漫主义，推崇革命文学，把文学当成革命的工具，而鲁迅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是冷峻的，追求的是文艺本身。郭沫若后来曾说：读了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觉得深刻简练，但是太枯燥，色彩太暗淡，与自己的趣味相反；说自己后来读《呐喊》也因此而只读了三分之一。
这一方面是源于文学趣味、文学观念的不同，还源于作为年轻人的创造社等人，年轻气盛，拿起革命的大刀，乱劈一气。成仿吾就对鲁迅的历史小说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只有《不周山》最有价值，其它都不值得读，气得鲁迅后来把《不周山》删去了，以示嘲讽成。
对自己不喜欢的对象大力批判，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文风，创造社也受此影响。创造社在成立之初，对鲁迅如此，对整个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郭沫若在1923年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说四五年前的白话文革命，“里面的内容依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粪土”。通过贬斥新文化前辈，以此抬高自己在文艺界的地位，这实际是一种取巧投机的做法。但是，也说明当时他们并未真正读懂鲁迅的作品。
再就是年轻人气傲，看不起鲁迅，认为自己是最为革命的人。郭沫若曾说自己只读了《呐喊》的三分之一，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他在1946年的《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也承认自己对“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增上傲慢。1926年高长虹说鲁迅常说郭沫若骄傲。鲁迅自己也承认不愿意和创造社的人物面对面交往，也是因为当时作为年轻人的郭沫若等没有对作为新文化运动前辈的鲁迅表现出尊重的姿态，所以鲁迅也说他们“骄傲”“神气十足”“一幅创造脸”之类。可能鲁迅的这些话被高长虹传了出去。
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郁达夫和鲁迅私交早就极好。1927年1月，郁达夫发表《广州事情》，对广州革命情形并不看好。郭沫若当时已经随军北伐，意气风发，看了此文，严厉批评说此文的倾向太坏，“我们的步调这样不一致，全弄得大家难处”，希望郁能够挽回影响，但郁没照做，而鲁迅接着也发表了和郁同样的看法。郭就认为郁鲁串通有鬼。同年8月，郁刊文声明退出创造社，鲁于10月到上海，郁公开设宴欢迎鲁迅，还一起加入中国济难会。郁达夫还成为了《语丝》的重要撰稿人。这让创造社非常难堪，作为社里台柱的郭沫若更是气愤不过。1928年，郭沫若把鲁迅作为重要批判对象，发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等文，完全否定鲁迅。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鲁郭都在上海，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是朋友，但从未见面，终一身均如此。这应当是缘于早已有的隔阂，互相看不起，双方都不愿意见到对方。1945年抗战胜利后，郭沫若还曾对别人私下说过：人家说鲁迅是为了社会为了青年，我看鲁迅哪里是为社会为青年，恐怕还是为了名誉和地位！可见，鲁迅和郭沫若相互间一直耿耿于怀，并未从内心上原谅对方，即使曾经有过合作的意愿。
当然，在鲁迅逝世后，在主要态度和观点上来了360度大转弯，在政界的郭沫若大力褒扬鲁迅，这应当是源于鲁迅在文艺界的威望，也源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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