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流行幾乎已經席捲世界的所有角落，導致大部分地區的經濟陷入停擺，也暴露出了全球主要經濟體長久以來的分歧。經濟史學家亞當·圖茲在本文中分析了這場席捲全球的經濟動盪。尤其是美國、中國和歐元區這三個分別作為生產、交易和企業活動且通過貿易流動聯繫在一起的經濟中心在這場危機之中各自的處境——中國的債務風險、歐洲的分裂和美國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對我們所知的世界經濟運轉構成挑戰，在這場危機中全部暴露了出來。依靠物流和美元金融繼續維繫與整合全球經濟的幻想似乎已經破滅。除了令人心驚膽戰的瘟疫之外，我們或許還要擔憂，世界經濟在危機後如何重新整合在一起？
本文原載於《倫敦書評》第42卷第8期，寫於2020年4月3日。
亞當·圖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Kathryn and Shelby Cullom Davis講座教授暨歐洲研究所主任，專攻現代德國、歐洲史和全球政治經濟史，先後著有《統計與德國國家：現代經濟知識的建立，1900-1945》《毀滅的代價：納粹德國經濟的建立和崩潰》與《大洪水：一戰、美國和世界秩序的重塑，1916-1931》。
一、
3月，隨著歐洲和美國意識到COVID-19全球大流行之龐大規模，投資者陷入恐慌，金融市場暴跌。潰敗是如此嚴重，以至於3月的第二和第三週，有好幾次，市場正常運行都成了問題。由於基金經理們爭搶現金，拋售了所有能賣出的東西，導致全球投資者最安全的資產——美國國債價格大幅波動。每天有超過6萬億美元的資金在外匯市場中流動，交易都是單向的：由世界上所有的貨幣轉向美元。沒有哪個市場能像這樣長期運轉。即便是黃金，也在被賣出。這不是2008年的銀行業危機，但是，如果不是有美聯儲、英國央行和歐洲央行令人歎為觀止的干預，我們面臨的不僅是COVID-19的蹂躪，以及封鎖帶來的災難性社會經濟後果，還有金融心臟病。相反，我們正在經歷一場信貸緊縮的衝擊波，生產和就業大幅萎縮。龐大的政府支出計劃已經啟動，但不是為了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是為了維持經濟的苟延殘喘。挑戰不僅是技術層面的，這是一場全球危機，幾乎影響到地球上每一個社區。它暴露了主要經濟集團之間的明顯分歧，以至於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難以理解我們所謂的世界經濟實際上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
生產、交易和企業活動的三大中心分別是美國、中國和歐元區。這些經濟中心通過貿易流動聯繫在一起，通過遍佈全球的複雜供應鏈組織起來。這三個經濟中心都有各自的腹地，延伸到拉丁美洲、中東歐、非洲和整個亞洲等周邊地區。它們都融入了一個以美元作為貿易和信貸貨幣的全球金融體系。這三個中心都有其軟肋。中國的擔憂在於其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歐元區的基本弱點是其搖搖欲墜的銀行體系至今沒有一個支撐的後盾，且缺乏共享的財政能力，更重要的是，意大利的財政狀況是如此薄弱，以至於持續威脅擾亂歐洲的團結。在美國，國家經濟決策機構發揮了實際的作用：它們在2008年就證明了這一點，現在又故技重施。美聯儲和財政部不僅對美國經濟，而且對整個全球體系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問題在於，它們如何與一個嚴重分裂的美國社會保持聯繫，以及它們技術官僚式的決策風格如何被共和黨一無所知的民族主義右翼及其在白宮的頭目所接受。
近年來，這些弱點在不同時期引起了指導全球業務的基金經理和商業領袖以及為其提供建議的專家和技術人員的注意。中國的債務泡沫、歐洲的分裂和美國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對我們所知的世界經濟運轉構成挑戰，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上個月引起恐慌的是，人們意識到，COVID-19同時暴露了三個弱點。事實上，在歐洲和美國，政府的失敗是如此嚴重，以至於我們現在同時面臨著一場公共衛生災難和一場經濟災難。雪上加霜的是，唐納德·特朗普試圖在兩者之間玩雜耍。
自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對政府刺激的依賴程度到了令人憂慮的地步。沒有人能假裝我們的現實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流行的原始市場模型有太多相似之處。但是，任何只看到表面價值的人都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一直以來，實際上國家都參與其中，無論是作為市場的創造者，還是作為產權的分配者和執行者。新的情況是，各國央行現在永久性地隨時待命，只要經濟增長放緩，就會進一步出臺刺激措施。由於生產率增長如此緩慢，它們經常被要求這樣做。與此同時，在一個緊縮的時代，我們無法指望政治家提供足夠的財政刺激。到目前為止，歐盟一直對任何要求放鬆財政限制的呼聲充耳不聞。共和黨人在美國預算問題上踢政治皮球。似乎只有北京掌握著所有的措施，包括產業政策、財政和貨幣刺激。
各國央行不斷推出貨幣刺激措施，為它極其不平等的受益者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利潤和風險。2008年之後，美國和歐洲股市的上漲超過了收入增長，加劇了不平等。全世界的企業都在借貸美元，利用美國的深度金融市場和低利率，但這也使其暴露在風險中。第一次衝擊發生在2013年，即所謂的“縮減恐慌”（taper tantrum），起因是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暗示，美國央行可能要把腳從油門上拿下來。對許多新興市場來說，2013年是增長放緩、本幣開始貶值的節點。
2014年，石油生產商受到能源價格首次大幅下跌的打擊。直到2016年，石油輸出國組織與俄羅斯達成了一項艱難的協議，油價才得以重新穩定下來。在這項協議得以實施之前，世界經濟經受住了中國近年來經濟成功遭遇的第一次真正挫折。2015年，上海股市暴跌，外匯儲備減少。與此同時，歐元區因與希臘左翼政府的鬥爭而備受折磨。這一次，不僅是中國，歐洲央行也做出了大規模貨幣刺激的應對，這為其經濟提供了支持。但由於美聯儲開始小幅上調美國利率，而歐洲、日本和中國正在增加刺激措施，其結果是美元升值。這給全球那些已經開始使用美元信貸的企業和政府帶來了壓力，而現在以本幣計算，美元信貸的成本更高。出於同樣的原因，美元走強對美國出口商也不利。美國製造業的小型衰退打擊了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工業地區，這是特朗普在2016年意外獲勝的一個被低估的因素。
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宮時，人們焦慮地議論民粹主義的威脅。自2010年以來在國會佔主導地位的共和黨，一直在美國霸權機器的運作中投擲扳手：反對刺激，威脅要拖欠美國債務，破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配額改革。在特朗普掌舵的情況下，美國的國家政治體系是否會拋棄任何對全球領導力和穩定的渴望？他兌現了競選時的承諾，首先要做的就是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和中國宣戰。這對汽車製造和農業等高度國際化的行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更令人擔憂的是，關稅競爭逐漸演變成系統性對抗的談判：像華為或蘋果這樣的科技公司能否繼續追尋它們的全球雄心？美國的盟友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從不知所措的歐洲的視角來看，美國和中國似乎都將全球化的優先性當成了問題。
到了去年的這個時候，不確定性的迷霧籠罩著全球市場。投資正在撤退，與2015年一樣，承受衰退壓力的是高度網絡化的全球製造業。對於韓國和德國等全球製造業中心來說前景黯淡。在此背景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中充斥著對自2008年以來堆積如山的債務的擔憂。數萬億美元即將到期償還。如果金融環境突然收緊，將會發生什麼?
真正的保守派，與那些僅僅執著於股市宗教的人不同，歡迎股市震盪的前景。現在是進行整頓的時候了，是削減那些貪婪吞噬大量低成本融資的生意的時候了，是恢復準則的時候了。他們認為，這是擺脫自2008年以來貨幣刺激所造就的怪異另類現實的辦法。然而，在2019年夏天，各國央行再次介入。在特朗普的糾纏下，美聯儲轉向了擴張。在德國保守派的抗議聲中，即將離開歐洲央行大門的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啟動了新一輪量化寬鬆。華盛頓和北京都聚焦於經濟衰退的風險。圍繞華為的鬥爭仍在繼續，有關戰略競爭的悲觀言論也在蔓延，但中國和美國達成了一項貿易協議。
在2020年伊始，技術官僚們的自信依然如故。歐洲最關心的不是眼前的經濟形勢，而是達成一項新的綠色協議的可能。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是一個巨大而緊迫的挑戰，將進一步加劇冷戰結盟的態勢。看起來歐洲潛在的合作伙伴是中國，而不是美國。特朗普及其政黨乾脆否認科學。2020年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原定於11月在格拉斯哥舉行，但現已推遲）是一個決定命運的時刻，是重申2015年《巴黎協定》承諾的時刻。
然後，關於新型威脅的消息開始慢慢傳出。2019年12月31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一種新型病毒，它的致死率以及它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事實很快得到了證實。但是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在“新冠病毒”上花的時間並不比他們在氣候變化上花的時間多。在1月22日的達沃斯論壇上，他輕蔑地拒絕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提問。他相信美國控制住了局勢，但市場對此表示擔憂。1月23日，中國啟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封鎖，在武漢這座擁有1100萬人口的湖北城市周邊設置了警戒線。對中國以外的許多人來說，湖北可能不是一個熟悉的名字，但它確實出現在全球投資者的地圖上，中國9%的汽車產業（全球最大）集中在這裡。當健康專家們努力說服政客們認真對待COVID-19時，三星、日產和捷豹路虎卻在掙扎著維持生產，因為它們無法從中國獲得關鍵部件。在接下來的幾周裡，銀行家成為首批新一代業餘流行病學家。
如何衡量這一威脅？最明顯的模型是2003年的SARS，它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例子：中國應對COVID-19可能出師不利，但它在抗疫方面富有經驗，並迅速重新掌控局勢。
今年2月，經濟預測者開始將經濟增長預期下調0.1%或0.2%。當時的關切仍然是中國停擺可能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而不是病毒本身的傳播。韓國、日本、中國的臺灣地區在遏制病毒擴散方面都堪稱楷模。美國繼續報告少數病例，它還做了少得可憐的測試，但一開始這個事實的重要性並不明顯。2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調了病毒可能傳播到醫療系統資源不足的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它想象不到，COVID-19會肆虐世界經濟的另一個主要中心。2月22日和23日週末，二十國集團財長在利雅得幽靜的氣氛中舉行了例行會議。特朗普的僕從們想談的都是歐洲落後國家可能從美國學到的企業家精神。
然而，就在那個週末，來自歐洲的消息傳開了。中國政府或許正在贏得針對COVID-19的戰爭，但在意大利，遏制戰略失敗了。隨著被隔離的地區擴大至米蘭，歐元區最薄弱的一環將要失去其一半的國民生產。鑑於銀行業風險和共同財政政策方面的僵局，歐洲將如何應對這一公共衛生挑戰？顯露出的跡象並不讓人放心。法國展現了一定程度的戰略眼光，法國財政部長布魯諾·勒梅爾（Bruno Le Maire）在英國央行馬克·卡尼（Mark Carney）的支持下，敦促各方採取聯合行動，但勒梅爾的德國同行卻拖拖拉拉。這注定是一場典型的歐元區慘敗。
意大利劇烈震盪後不久，人們意識到美國自身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美國擁有強大的公共衛生機構，併為應對流行病制定了周密的計劃。但是，越來越清楚的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CDC）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FDA）災難性地搞砸了病毒測試的部署。特朗普仍然頑固地漠不關心，當金融市場開始顯示出真正的緊張跡象時，他建議投資者“抄底”，並抨擊中國和民主黨製造恐慌。關於COVID-19的新聞與華爾街的最新動向之間的相互作用，在特朗普的政治活動中並非偶然。能讓總統嚴肅對待的執政考評寥寥無幾，市場是其中之一，另外還有電視收視率。
與此同時，真正做過算術的人得出了可怕的結論。如果這是一場真正的全球大流行，那麼整個世界經濟正走向懸崖。工業、服務業和連接它們的交通網絡將陷入停滯，這個體系的公分母是能源。2020年伊始，在氣候變化的喧囂中，主要產油國有理由相信，它們正在進入化石燃料的最後階段。由於預計中國的情況將導致需求大幅下降，沙特政府在整個2月都在懇求莫斯科削減產量，但俄羅斯拒絕了。畢竟，如果他們和沙特削減產量，誰會從中受益？是美國新興的頁岩氣產業——華盛頓的鷹牌人士將“能源主導地位”的希望寄託於此。面對這樣的前景，莫斯科很樂意看到美國的石油工業在全球大流行的鐵砧上崩潰。3月7日星期六，利雅得宣佈將打開水龍頭，價格暴跌。
而就在那個週末，市場信心終於崩潰了，油價的歷史性暴跌讓人們認識到了冠狀病毒衝擊的嚴重性。3月8日星期一早上，亞洲股市開始交易，大量的拋售在顯而易見地進行。在接下來的兩週裡，市場崩潰了，一切都在被拋售，美元飆升，可能會壓垮那些借入美元的人。為了阻止恐慌拋售的浪潮，美聯儲支撐起了國內所有主要的信貸市場。與此同時，流動性互換網絡——14家央行組成的核心集團能夠藉此將本幣兌換成美元——將美元流動性擴展至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此外，世界各地的央行現在將被允許以其外匯儲備中持有的美國國債為抵押進行借貸——只要能阻止央行拋售這些國債就行。在最初的猶豫之後，歐洲央行啟動了一項龐大的資產購買計劃。歐洲央行和美聯儲的干預力度都遠高於2008年以來的任何時期。對於英國央行來說，關鍵時刻是在3月17日至18日。由於英國政府在政策上舉步維艱，英鎊大幅貶值，英國國債市場陷入混亂。為了穩定價格並壓低利率，央行採取了大規模自由裁量的債券購買計劃。2012年，馬里奧·德拉吉承認歐洲央行將“不惜一切代價”拯救歐元，這是兩年多政治和經濟鬥爭的高潮。這一次，它是央行干預的首要原則。
各國央行的大規模應對已經阻止了恐慌。但我們才剛經歷了停擺的開始，每天都有企業評級下調的消息，這將逐步收緊信貸供應，衰退的螺旋上升才剛剛開始。在美國，3月26日和4月2日發佈的失業數據前所未有，第一週有330萬人登記領取救濟金，第二週有660萬人登記領取救濟金。更糟糕的情況預計將在未來幾天或幾周內出現。
二、
在這一節點上，預測比猜謎遊戲好不到哪裡去。顯而易見的是，這種病毒已經成為對制定、設計和實施一致應對危機能力的殘酷考驗。衡量成功的標準之一是經濟成本——以失去的工作崗位和被放棄的GDP來衡量，另一個則是COVID-19導致的人口死亡率。
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韓國、新加坡實際上已經採取了所謂的“鐵錘與舞蹈”（the hammer and the dance）策略，即迅速而有力地打擊疫情，然後尋求在較長時期內遏制疫情的進一步蔓延。中國的應對是技術、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構的全面動員。它通過一支龐大的隊伍控制社會距離。如果倫敦或紐約這樣的城市規模，相當於5萬人的隊伍——紐約警察局的全部制服力量，包括輔助人員——專門負責控制疫情。韓國、新加坡部署了更多高科技的手段，所有這些國家都顯著地緩解了疫情，並開始恢復正常。這種恢復能走多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經濟火車頭的動力。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刺激措施還比較溫和，特別是與2008年的英勇努力相比。今天的中國比那時更富裕，但也更受限制。在COVID-19之前就困擾政策制定者的憂慮並沒有消失，它們仍需應對脆弱的銀行體系、負債累累的企業和效益不佳的基礎設施負累，2015年股災的情景歷歷在目，當時人民幣面臨巨大壓力。
但能夠困擾於這些問題反倒是好事，西方的前景更為暗淡。歐洲面臨的不是單一的災難，而是一系列災難，每個災難的規模都相當於湖北。通過將疫情最嚴重的地區限制在單個省份，中國能夠集中其醫療資源並進行戰略部署。想象一下，如果歐盟能夠緊急調遣1.5萬名醫療人員進入意大利，但歐洲從未有過這些資源，而且無論如何，現在疫情的蔓延都不允許這樣的部署。這場危機正在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進行，動用一切可用的資源，由每個成員國有限的財政能力所界定。人們害怕的是，歐元區建設的深層次弱點將暴露出來。到目前為止，在德國，危機的醫療影響還遠沒有其他國家那麼嚴重，但它為自己提供的刺激遠遠超出了意大利的想象。原有的分歧將會加劇，荷蘭和德國抵制了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牽頭髮行冠狀病毒債券的聯合努力。主權債務危機沒有立即復燃的唯一原因是歐洲央行已經介入。這種僵局並不是歐洲央行所期望的，歐洲央行新任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已多次明確表示支持冠狀病毒債券，歐洲央行理事會的其他成員也是如此。這也不是市場想要的，但是一小部分北歐政治家認為他們不能對他們的選民提出更多的要求：即使是在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當傳染病席捲他們的邊境時，他們仍然堅持國家風險和國家責任的觀點。然而，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沒人敢提出這個論點，並解釋和推銷這個提議。
從歐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僵局。從更寬的世界角度來看，重要的是歐洲不要引發主權債務危機。我們還必須期望，歐洲的進出口差額不會進一步擴大。德國推出的刺激計劃規模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應該會為其貿易伙伴的出口提供支持。但迄今為止，德國的應對措施中最大的項目是信貸擔保，而非實際支出，這將在多大程度上刺激整體需求，仍有待觀察。
三、
歐盟面臨的選擇是嚴峻的，美國面對的情況可能更糟。為了避免經濟內爆，國會通過了一項屬實引人注目的2萬億美元刺激方案——遠遠超過了2008-2009年動用的資源，而且安排得更快。發給美國大多數家庭的支票是一種打了折扣的臨時通用基本收入。這些貸款計劃包括保護仍在工作崗位上的工人，限制過多的管理薪酬和股票回購——美國公司一直以此來獎勵社會上最富有的人。但更激進、更系統的提案卻受阻，這些提案實際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停擺造成的數萬億美元收入損失。毫無疑問，這些提案是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與共和黨對手討價還價的犧牲品，但事實上，考慮到美國行政機器的運轉情況，這些提案是不現實的，而美國行政機器的缺陷本身就是美國政治分裂的結果。例如，為什麼美國沒有全國性的失業保險制度？為了避免保守派、各州和法官的攻擊。相反，它湊合著使用了一套東拉西湊的州級體系，其中許多都經過精心設計，目的是將“接收率”控制在原則上有資格獲得補助人群的20%以下。當你的經濟狀況還能維持生存，你就別想依賴這個體系。
此次危機再次證實了美聯儲在經濟治理的中心地位。美聯儲和財政部之間有一個新的合作機制，可以吸收高達4500億美元的美聯儲貸款損失。鑑於大多數貸款都將得到償還，這為美聯儲提供了強大的火力。但它無法解決危機中真正的決定性力量，即流行病。在刺激支出中，只有不到10%用於醫療保健行業，但仍迫切需要資金來修補這一體系。儘管該體系已超出最大產能，但仍面臨金融崩潰的威脅。美國最好的醫院擅長高技術、高收費的醫療，但與冠狀病毒作鬥爭需要對呼吸系統疾病進行全面的抑制和大規模的治療，這並不是美國過度官僚化體制設計的初衷。像加利福尼亞這樣的州和像紐約這樣的城市是富裕的，並且相對來說有能力應對緊急情況，但排在其後的是貧窮、破敗的新奧爾良和底特律，它們最近才擺脫了破產的命運。每個人都在尋求自己的解決方案。隨著疫情在紐約爆發，富人紛紛逃到他們位於紐約州北部山區的海濱別墅或鄉間莊園，曼哈頓上東區也變得人去不復返。在共和黨控制州，彈藥庫被搶購一空。這並不是為了消滅病毒：槍支遊說團體的推特警告稱，自由派州長正從美國人滿為患、不衛生的監獄裡釋放一批又一批的囚犯。
與此同時，特朗普把美國的救生呼吸機戰略儲備變成了一個真人秀節目，他吹噓說，這比《金牌單身漢》（The Bachelor）的季終集吸引了更多的觀眾。他設想美國到了復活節時可以“開放，並渴望出門”（opened up and just raring to go by Easter），但隨後被迫改口。他時而威脅要封鎖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時而又急不可耐地要求美國儘快“開放”。他的缺陷再一次暴露出來，但更深層次的力量正在發揮作用，重量級的保守派人士和商界領袖將總統推向了這個方向。問題不在於是否追求“群體免疫”，所有關於替代戰略的討論，都是因為很難想象美國如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實施封鎖。試圖通過封鎖和社會距離來對抗病毒暴露了美國的弱點。總統及其顧問迫不及待地想要發揮該國的優勢——他們以一心謀私利的方式將其定位在商業，而不是公共衛生。但正如政府自己的專家所警告的那樣，如果不加大監測和追蹤力度，就有可能出現無法控制的疫情，讓美國的醫院不堪重負。此外，還有700萬美國老年人居住在沒有重症監護床的縣。
我們在美國應對危機的過程中所看到的，不僅僅是特朗普的熄火，更是美國治理機器在管理全球金融和“潘奇與朱迪”（Punch and Judy，玩偶箱的一種形式，形容一個事件如彈簧板擺動，不斷被打倒又不斷反彈起來）般的政治秀之間的巨大鴻溝。至少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這種緊張關係就變得越來越明顯，但從未像現在的病毒這樣令其無處遁形。它迫使人們在經濟表現和大規模死亡之間做出明確的選擇，從普遍的常識來看——不僅在美國——是令人深感震驚的。
1992年，比爾·克林頓的首席政治顧問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傳達了一個信息：“笨蛋，這是經濟！”當時，這聽起來像是權力和理性的聲音。顯然，當前的全球大流行顛覆了經濟政策優先的簡單主張。但是，正如亞洲國家所證明的那樣，這並不一定是一次根本性的顛覆。在中國和韓國井然有序的應對措施中，經濟暫時退居次要地位，但事實證明，它們對公共衛生和公共秩序的關注是商業恢復正常的最佳途徑。如果你迅速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準備照例中斷商業，那麼對抗這種病毒的醫療和經濟成本似乎都更合理，現代政治的傳統優先事項也基本保持不變。
正如歐洲人和美國人所發現的那樣，一旦你失去控制，所有的選擇都是糟糕的：在無法預見的時間內關閉經濟，或者數十萬人死亡。特朗普還沒有認識到挑戰，相反，他通過他的優柔寡斷和飄忽不定的話語表達這樣做是不可能的，無論用什麼方法都不會造成很大的痛苦。在特朗普的偽裝下，經濟與其說是一個制定法律的超我（superego），不如說是一種不顧代價堅持讓我們滿足其要求的不可抑制的衝動，這不是現實主義的症狀，而是精神錯亂的表現。因此，特朗普人格化了一件實際上在歐洲和美國都存在的事情：在應對一場全球大流行時缺乏適當級別的領導，相反，這項工作已經移交給了美國的地方官員和歐洲的國家政府，一方面是極度超負荷的醫療服務機構，另一方面是經濟政策和社會救濟方面的技術人員。與此同時，數以億計的個人和他們的家庭盡其所能應對。就像氣候變化一樣，我們只能祈求以科學突破的形式出現的“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
一旦危機結束呢？然後怎麼辦？我們如何想象重啟？在被迫改口，特朗普讓人設想復活節教堂人滿為患的景象。世界經濟會起死回生嗎？我們是否會再次依賴現代物流的天才和美元金融的技巧來重新整合世界經濟？這將比以前更難。我們在“冷戰”後可能產生的任何趨同幻想，現在肯定已經破滅了。我們可能將以某種方式把中國、歐洲和美國在這場災難後的表現拼湊起來。但無論如何，對於我們這些身處歐洲和美國的人來說，這些問題還為時過早。最糟糕的時刻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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