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梓筆下的四奇人,是作者對士人形象的探索


吳敬梓筆下的四奇人,是作者對士人形象的探索

《儒林外史》是我國清代一部傑出的長篇諷刺小說。全書故事情節雖然沒有一個主幹,可是有一箇中心思想貫穿其間,那就是對科舉制度和封建禮教的反對,諷刺那些因為功名富貴而鑽研科舉的儒士們。這樣的思想內容,在當時無疑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教育意義。

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把《儒林外史》看作是諷刺小說的典範之作。說其“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也就是說,吳敬梓對社會進行觀察和描繪的時候,能採取客觀公正的立場,揭露社會弊端,批判的鋒芒尤其指向士林階層。行文詼諧又哀傷,諷刺尖銳又婉轉。這使《儒林外史》成為第一部能稱得上“諷刺小說”的作品。在對精彩段落進行賞析後,他又總結道:“是後亦鮮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

”足見其對《儒林外史》評價之高。

在行將結尾的時候,作者徒增“市井四奇人”——季遐年寫字、王太賣火筒、蓋寬開茶館、荊元做裁縫,但他們又分別精通琴棋書畫,過著“又不貪人富貴,又不伺候人顏色,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日子。在當時黑暗的封建末世社會風氣中,倡導"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的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作者在失望和困惑之後“禮失而求野”,將自己的希望和追求轉向儒林之外的市井階層,塑造出傲世權貴,率性而為,人格高美的四奇人形象,寄託著作者轉折性的新希望和新思想。

吳敬梓筆下的四奇人,是作者對士人形象的探索


1.從作者的創作背景看當時的士人出路——科舉制度

小說第五十五回開篇,作者便交待了當時社會現狀。

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消磨盡了。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蕭索。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卻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昏、喪、祭、鄉紳堂裡,坐著幾個席頭,無非講得是些升、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這一現狀,其實也是吳敬梓自身的真實寫照。吳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兩代人“科第仕宦多顯者”其父吳霖起是康熙年間的拔貢。吳敬梓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親病逝。由於不善於治理生計,他過著揮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他應科舉時,被斥責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後憤懣離開故土,靠賣文和朋友接濟為生。乾隆元年,吳敬梓參加博學鴻詞科預試。安徽巡撫趙國麟正式薦舉他入京廷試,但他“堅以疾篤辭”,從此不再參加科舉考試。據考證,吳敬梓從36歲開始創作《儒林外史》,經過十餘年的不懈筆耕,49歲時基本完稿,此時已窮困潦倒,友人程晉芳有詩記其窘狀:

“白門三日雨,灶冷囊無錢”。

這樣的個人經歷,令他本人對考八股、開科舉等利弊感受尤深。而在時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社會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了封建社會的腐朽,統治者鎮壓武裝起義的同時,採用大興文字獄,考八股、開科舉,提倡理學以統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籠士人,吳敬梓反對八股文、科舉制,憎惡士子們醉心制藝,熱衷功名利祿的習尚。他把這些觀點反映在《儒林外史》裡,以諷刺的手法,對醜惡的事物進行深刻的揭露。

2.顏李學派的倡導,是作者創造四奇士的核心

吳敬梓筆下的四奇人,是作者對士人形象的探索

顏李學派是十七世紀在中國北方形成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學派,創始人為清初北方著名學者顏元與李塨。顏李學派標幟"實學",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與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學相對立,在社會上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 它是十七世紀中國思想界中對傳統思想文化有所突破的一個新的學術流派。

顏元是顏李學派的創始人,他標誌"六藝之學",道藝兼習,文武並重,其思想別具特色,自成一家。但他一生很少著述及外出講學,所以其學傳之不遠。不過,其弟子門人極崇顏學,致力於宣傳其學的也為數不少,李塨便是其一。李塨是顏元的大弟子,21歲起便師事顏元,承習齋之教,一生注重習行經濟,可謂是顏元學術思想的直接繼承者和傳播者,所以時稱"顏李學派"。

此學派經世思想的總綱,是天下的富、強、安。顏元提出,

"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李塨又進一步發展了顏元的觀點,還提出"變法"的主張,對於習行六藝,還主張"參以近日西洋諸法"

吳敬梓是顏李學派的倡導者,書中很多地方都有所展現。三十三回、三十四回中賢士名流紛紛出資決定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藉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三十六回、三十七回中泰伯祠大祭是全書的高潮,儒林名流雲集,禮樂活動登上極盛的巔峰。三十九、四十回中蕭雲仙投軍建功,在他任職期間,拓邊築城,招集流民,開墾農田,興修水利,開辦學堂,“將百姓家略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裡讀書······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

泰伯祭祀這一興古禮的實踐和富國強兵、辦學堂的實幹是作者藝術地展現出清初顏李學派禮樂兵農教養和實學實幹的主張和方案。

3.季忘勢、王率性,蓋齊得喪,荊蹈平常,四者合則大賢矣

吳敬梓筆下的四奇人,是作者對士人形象的探索

劉鹹圻的《小說裁論》中有幾句至為老到的評語:“說四客以為闋音,四客各明一義:季忘勢、王率性,蓋齊得喪,荊蹈平常,四者合則大賢矣。”

1)季遐年的不懼權貴

季遐年寫得一手好字,卻不肯學古人法帖,只是自己創作出來的格調,由著筆性寫了去。此處“由著筆性寫”其實是由著自己好惡之情。他若不情願時,哪怕是王侯將相許於千金,他也不正眼瞧。即使是他情願之時,也會在寫字的前三天,他會沐浴齋戒一日,磨墨一日,第三日才會提筆寫字。這份對字的虔誠和對富貴的鄙夷也正是吳敬梓創作時的初心。

再看季遐年的穿著,不修邊幅,穿著一件稀爛的直綴,靸著一雙破不過的蒲鞋。外人看他腌臢的打扮,大多都是心裡嫌他,面上輕他。季遐年對著他人賜予的好鞋氣惱大嚷:“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算抬舉你。我都希罕你的鞋穿!”面對外人輕鄙於他也是毫不客氣當場回懟。他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古人的影子,晚明時期的徐渭,高興之餘所作字畫可以分文不收,不高興則千金難求一幅字畫;清初揚州“八怪”鄭板橋同樣不肯為“天下安享之人”作畫。不為名利折腰的氣魄恰如沙漠綠洲,是在權勢及勢力見識使全民精神普遍沙化的常態中的一股清流。

2)王太的率性而為

王太祖上是三牌樓賣菜的,父親那一輩生意垮臺家徒四壁,王太每日在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自小酷愛圍棋。一日轉悠到妙意庵,柳陰下三四個大老倌簇擁兩個下棋的,衣衫襤褸的王太去湊熱鬧,被人嘲笑。姓卞的叫他下棋出醜,也不謙虛,居然贏了“天下大國手”馬先生,眾人大驚,拉著王太吃酒,王太撂下:“天下哪裡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我殺過矢棋心裡快活極了,哪裡還吃得下酒!”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走了。王太的率性就是喜歡下棋就下棋,不為來日計,贏了棋已經快活了何必再和你們去喝酒!

3)蓋寬的齊得喪

開茶館的蓋寬,喜歡作詩看書,畫幾筆畫。本來是開當鋪的,樂善好施,有求必應,人又有些呆氣,下人作弊,當鋪,田地,江中沙洲,房產,家裡各樣東西,都變賣盡了,日食艱難,妻子死了,窮困可憐,帶著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僻靜巷內開個小茶館度日。蓋寬對千金散盡,失去家產卻不改

“老慣人間齊得喪”的襟懷。在和鄰居去報恩寺、泰伯祠閒逛。蓋寬最後的那聲嘆息:“這些名勝的所在,而今破敗至此,就沒有一個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拿著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當時世風日下的社會環境下,人們對聖賢的渴望,求知的本真也悉數凋零。

4)荊元的平常心

三山街開裁縫鋪的荊元,替人做衣之餘,吃飽肚子,就彈琴寫字作詩。不貪圖富貴,不看別人臉色,諸事由得自我。朋友于老者在清涼山背後有田園二三百畝,帶著5個兒子灌園。一日於老者焚香一爐,荊元抱琴和絃彈奏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鳥雀棲息枝間竊聽。忽然高亢起來,悽清婉轉,於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悽然淚下。荊元的胸懷是:甘做平常人,常懷平常心。居中庸之流,不仰慕權杖;守中庸之道。

5)於老者的城市山林是作者心中最後的烏托邦

文中最後出現的於老者,住在清涼山極幽靜的地方,不讀書,不做生意,養了五個兒子。老者率領五個兒子灌園,那園二三十畝之大,幾間茅草屋旁花卉成群,梧桐成林。這種生活,借用荊元的那句話:“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裡要什麼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的城市山林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這是作者晚年部分生活的寫照,也是他最後的烏託之邦。

因為事實上當時的他沒有那麼多畝數的地,這只是他最後一個“願景”。因為作者曾經是有過那麼多畝地的,而且作者的意願在清閒自在,不在地有多少畝,所以只能說是作者的願意。全篇結束於荊元的琴把於老者彈哭了,他的心曲是悲涼的,對那個時代的失望已經溢於言表。

總結

基於當時各省水旱偏災,流民栽道,儒林一片狼藉淒涼之際,吳敬梓在結尾再一次將大奇人杜少卿的形象昇華,杜少卿雖然特立獨行,但畢竟還是在儒林之內,身上帶著讀書人的“儒氣”。而此書最後作者創造出的

“市井四奇人”,他們也已經跳出“儒林”身上已經完全沒有了“儒氣”。他們經濟上自食其力,精神上任性自由、清醒獨立;生活於市井但隱逸於琴棋書畫;既不受名利束縛,又能追求個性的解放和伸張。作者在他們身上給予了一份希望和期盼。這是吳敬梓對士人形象做出的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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