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疫病灾害同人类的发展与进步相生相伴，隋唐后期，由于商品经济以及交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疫病与自然灾害、军队和区域环境密切相关。频繁的疫灾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引发人口的迁徙和流动，并严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疫灾的突然到访，成为大唐盛世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与唐初期统治者提出的农业立国的发展理念格格不入。
一、唐代后期人口增多，全国人口密度程度较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各地区的疫病也开始不断增多
唐朝的共计发生过34次疫灾，总的概率为每9.4年发生1次。相对集中于三个时期，一个是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共发生疫病6次，平均每2.2年就发生1次，而且疫病流行区域也比较广泛。二是从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至贞元十六年（800年），共发生5次，平均每2.6年发生1次。三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至天复二年（902年），共发生6次，平均每2.2年就发生1次。这三个阶段共39年，发生17次，占总数的54%以上。
疫灾的发生在空间上呈现由北向南发展的趋势。由唐代前期的疫灾多集中于北方，而到了中后期，南方两浙和淮南带则逐渐成为瘟疫发生较为集中的区域。疫灾爆发的次数基本上与当地社会发展水平成正相关。虽然经过几个朝代劳动人民的开发，南方出现了像扬州那样的繁华都市和润、宣、常、婺等10万户以上的大州，但至少在唐前期，人们仍把看作卑湿烟瘴之地。
如高适《宋中送族侄式颜》诗:"登临多瘴疠，动息在风水"，官员被派到为官，被认为是放逐而不愿赴任。这一带在唐中后期疫灾严重的原因是由于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民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而南迁，生活环境变化而导致水土不服以及不良卫生习惯引起的水源污染等，使疫灾多了起来。其中安徽、浙江、四川、福建等地疫灾发生的频率明显高于唐代前期，与同期的其他地区相比，疫灾的爆发也是比较密集的。
疫灾危害程度有加重趋势。有唐一代虽然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顶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在此期间疫灾的发生却星一个逐渐加重的趋势。疾疫发生所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危害也越来越大，死亡率极高。
这种逐渐加重的趋势固然与气候变暖等自然条件有关，但政治清明与否、经济繁荣与否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唐初政治清明的条件下，即使发生了瘟疫，政府也有力量控制其扩散范围和实施较为有效的减少其危害。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战争不断，地方割据，战守调动，国家机器运转失灵，致使瘟疫肆虐，许多小疫恶化成为大疫，酿成严重疫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二、唐朝是我国古代疫病的多发期，疫病对百姓生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都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祸患
自然灾害是导致疫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自然灾害极易诱发疫病的发生和传播。如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关中地区先雨后旱，直接导致疫病的发生。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是岁，淮南、浙江东西道、荆襄、鄂岳、剑南东川并水"，次年春天，在同一地区普遍大疫，"自剑南至浙西大疫"。
人口频繁流动是瘟疫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隋朝交通的发展，大运河的开通。至唐时期已经有了比较便利的交通网络，交通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起点，通达四方；水运方面，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交通网。在交通逐渐便利的基础之上，人口流动频繁的主因大体有两个:第一个是战争所带来的难民迷难。
难民为躲避战乱灾荒而丢家弃田，生活无依，在迁移过程中，路途奔波，身体虚弱，加之居任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恶劣，特别容易诱发瘤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南方逐新成为富盈之地，唐朝的经济中心开始有了南移的迹象，这使得许多北万人开始向南迁徙，这是人口流动频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隋朝建立之后经过隋文帝的励精图治，国家不仅成功的恢复了元气，而且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毕竟立国太短，加上对外战争，使得国家难以长久的休养生息。加上后来隋炀帝即位之后再次征高丽，使得中原不得安宁，加速了推翻隋王朝的战争，加速了疫病的传播。
疫灾常横行于战后。往往一次战争下来，数以千万计的人暴尸野，成为战争冤魂。由于受社会条件以及卫生观念等原因所限，他们的尸体往得不到很好的收拾和清理，不仅对人类生存的环境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而且一旦遇到温度湿润、温热等气候条件，很容易成为滋生病毒的温床，为瘟疫盛行是供条件。
如黄巢军在岭南发生大疫，"是岁春术，贼在信州疫疗，其徒多丧"；唐军在征南诏的战争中，发生的疫情极为严重，"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宓好大和城，死者十儿"。隋朝至唐代前期的方黄河流域刚刚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战争，为疫灾主要分布区:而少数民族地区能。迟败、吐谷浑及其附近地区也经历了唐太宗时期征伐，"突厥往逢病疫，长基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脑条，为琼藏之。"这些无不验证"大战之后必有大疫"的特点。
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唐代政府的救灾机制已经比较成熟。尤其是在抗击疫灾方面，唐王朝的统治者能够及时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以尽可能轻疫灾所造成的危害
疫病发生前后，唐朝官府经常向百姓宣传、普及有关卫生、防疫、治疫的知识，提高百姓防疫自救的能力。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八月又敕，"朕所撰广济方，宜令郡县长官，选其切要者，录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
在疫情发生时，唐朝政府的首要措施就是向疫区派遣官员和医疗人员，巡视疫情，免费发放抗疫药物，医治病人。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在关中、河东发生疫情后，派"医赍药疗之"。大和六年（832年），唐文宗下《拯恤疾疫诏》，"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
尸体是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好尸体，是切断传染源、防止疫病蔓延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在疫病中死去的病人，唐王朝及时给以掩埋或赈济棺木。唐高宗永淳元年六月，关中发生疾疫后，"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诏所在官司埋瘗"。
总之，由于疫病的频繁发生及其严重后果，唐朝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来防治疫病，救助疫病患者。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医疗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效果还有较大的局限性，但这种与疫病积极抗争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关于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思考》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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