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幾份報告表明，由女性比例更高的銀行以及女性在領導層中比例更高的國家，特別是在金融部門中，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較小。毫不意外的是，這促使人們要求在領導層中實現更加均衡的性別比例，至少在歐洲，2008年後的治理變化使大型銀行中的女性董事會代表比例從15％增加到33％。最著名的是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的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表示：“如果雷曼兄弟曾是雷曼兄弟姐妹，那麼今天的經濟危機顯然將大為不同。”
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仍然受到Covid19大流行打擊，並且沒有足夠的數據來確定有意義的趨勢，更不用說做出自信的預測了，類似的猜測邏輯是否適用於當前危機無疑為時過早。毋庸置疑，世界上只有約10％的國家/地區由女性領導（她們僅佔全球人口的4％），因此很難報告任何有關領導績效中性別差異的可靠數據：就狀態而言，女性是統計異常，幾乎是黑天鵝事件。
到目前為止，如果我們觀察一下不同國家對付Covid大流行的方式，女性似乎的確做得相對不錯。或者，至少，我們可以放心地建議，迄今為止，擁有女性國家元首的國家表現是非常積極地（見上表）。例如，德國的人均測試人口（每100萬人中有15730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國都要多，這可能是其人均死亡低（每100萬人中有28人）的原因。與此相比，英國（每100萬人中有4155例測試和105例死亡）或法國（每100萬人中3436例測試和167死亡））。
再比如斯洛伐克，它實施了世界上最快的全國封鎖行動（距首例確診病例僅8天），並報告了歐洲最低的covid19死亡（每100萬人中有0。4人死亡）。斯洛伐克在執行嚴格的準則（包括在政府官員中）使用口罩和手套的嚴格指導方針方面也比大多數國家要快。在規模較小，高科技和較富裕的經濟體中，北歐，瑞士和新加坡不僅在迄今處理危機的能力上脫穎而出，而且在女性主導下也脫穎而出。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上述趨勢表明存在強烈的性別差異（考慮到性別比例不均和女性國家元首的樣本量較小，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如果”），但這仍然不足以假定明顯的因果關係。
首先，在選擇用來評估國家是否做得很好的績效指標時，要考慮許多混雜因素。
其次，即使同意某些統計數據可以表明績效，例如人均死亡率或人均測試水平，也有多種因素可以解釋國家之間的差異。顯然，資源，社會規範，文化和政策以及地理環境的歷史差異將影響廣泛的績效指標。
第三，即使性別確實與績效相關，因果關係也可以逆轉。這樣，面對大流行的國家，為了更好的績效，增加了選擇女性國家元首的可能性。例如，讓女性擔任主管，可能以善解人意，集體主義，利他主義和規避風險的方式行事，所有這些都減少了傳染性病毒的危害。
在處理疾病時，這不是一件小事的事情：面對疾病的傳統方法（堅忍，看似強硬或類似男子氣的態度傳達了不可戰勝的感覺）是面對大流行病的特殊責任。從這種意義上講，應對大流行的最佳方法可能並不取決於性別，而是取決於心理性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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