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物，非但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皆无碍于其为真，并且正是因为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以才为真；这实在是一项日常的智能。”
这是韦伯《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话，当时随手做笔记：批评一件事物，希望它更美、更善，“这实在是项日常的智能”，但批评不等于谩骂攻击，更不等于贴大字报、举报。有此感叹，是基于看到感受到的现实，比如像方方日记引发的一连串反应。
韦伯所说“心志（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时不时浮现脑海，多少是自以为真理在握、容不得异己刺耳声，试问：即使目的美好崇高，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再卑劣的手段都是理所应当的？
重读韦伯《学术与政治》，仍会内心汹涌。智性诚实，清明，何其难，也是笃定所在。
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实的智性诚实。如果一个人缺乏勇气去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转而用软弱的相对主义论调减轻这个义务，那就是在规避智性诚实这个平实的职责。
唯有凭借严格的专业化，学术工作者才有机会在有朝一日充分体认到，他完成了一些可以传世的成就，但是这种情形一生也许只有一次。今天，真正确定并且重要的成就，无不属于专业性的成就。
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你来之后数千年岁月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做此臆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应该去做别的事。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
重要的，是在正视生命的诸般现实时，那种经过磨炼的一往无旁顾的韧性，和承受这些现实以及在内心中料理这些现实的能力。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
……
书中太多触动的地方，就不一一摘录了。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更多阅历，才可能读懂。《学术与政治》收录韦伯两次讲演“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以及几篇有份量的导言、导论，去年该书新版增录刘擎老师长文导读《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摘录刘擎老师的一段解读，作为这不像样编者按的结尾吧：
“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鼓吹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
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挡者，要抵御这些迷惑对思想的腐蚀。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是多么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倒。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
1. 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
一个人是按照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在宗教的说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或者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当事人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
对一位衷心接受心志伦理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分子，你可以提出一套十分服人的说法，指出他的行动在后果上，将使得反动的可能大为增加、他的阶级会受到更强的压迫、这个阶级的上升会遭到更多的阻碍，但这些对他不会有任何作用。
若一个纯洁的意念（Gesinnung）所引发的行动，竟会有罪恶的后果，那么，对他来说，责任不在行动者，而在整个世界、在于其他人的愚昧，甚至在于创造出了这班愚人的上帝的意志。
与此相对，按照责任伦理行动的人，会列入考虑的，正是平常人身上这些平常的缺陷。这种人正如费希特（J. G. Fichte）的至理名言所说，不以为自己有任何权利去假定人类是善的或完美的，也不觉得自己可以把自己行动可以预见的后果，转移到他人的肩上。这种人会说：这些结果，都应该归因于我的行动。
以信念及心意为伦理原则的人，觉得他的责任，只在于确保纯洁的意念（Gesinnung）——例如向社会体制的不公所发出的抗议——之火焰常存不熄。他的行动本身，从其可能后果来说，是全然非理性的；但这种行动的目的，乃是去让火焰雄旺。这类行动的价值，只能在于并且也只应该在于一点：这个行动，乃是表现这种心志的一个楷模。
《3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
2. 用目的来圣洁化手段的困难
一般来说，心志伦理正是在用目的来将手段圣洁化这个问题上触礁的。在逻辑上言之，心志伦理实际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凡是行动会用到在道德上言之有可虞之险的手段者，皆在排斥之列。这是从逻辑上来说，它唯一可走的一条路。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一次又一次不时看到，秉持心志伦理的人突然变成预见千年王国的先知。举个例子来说，刚刚还在宣扬“以爱对抗暴力”的人，突然敦促他们的追随者使用武力：最后一次使用暴力，以求能消除一切暴力。这正像军事指挥官在每次攻势发动之前，对士兵说：这是最后一次进攻，这次攻击成功，和平便将到来。
电影《南山的部长们》
在武力之中，盘踞着魔鬼的力量，从事政治的人，因此是在撩拨魔鬼的力量。（加按：武力，一种直接的强迫性力量，不论其表现方式，更不涉及其正当与否。）如果要通过政治行动，也就是以武力为手段，按照责任伦理行事，以求达成这些目标，必然会危害到“灵魂的救赎”。
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纯粹的心志伦理，在一场信仰的斗争中追求这些目标，这些目标会受到伤害，在未来世代的眼中失去价值和地位，因为在这里，缺乏了对于后果的责任。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在于行动者没有认识到魔鬼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是一刻都不会放松的：它们对人的行动产生影响，甚至对他本人的内在人格发生影响。人如果没有了解它们，便只能束手无策地听凭这些魔性力量的摆布。
3. 以武力为手段的后果
任何人，不论其目的为何，一旦同意采用（每个政治人物都采用）武力这种手段，就必须听任它的特定后果的摆布。信仰之斗士——不论宗教上的抑革命上的——更是特别如此。让我们鼓起勇气，用今天的情形来做例子。
任何人想要用武力，在世界上建立绝对的正义，就需要为此有跟从者——由人所构成的“机构”（Apparat）。对这些跟从者，他一定要能描绘出必然可得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报偿的远景——不论这报偿是在天上或在人间；非如此，这个机构就不会运作起来。
先说精神性的报偿：在近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仇恨及报复的欲望，特别是愤懑之感、貌似道德性的一种自命与正义同在的道德优越感的需要以及因此而起的对敌人加以诬蔑和侮辱的需要，若得到满足，便构成了精神方面的报偿。物质方面的报偿，则是冒险、胜利、战利品、权力和俸禄的获得。
领袖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他创造出来的这个机构的运作。这样一来，他所依赖的是他们的动机，而不是他自己的动机。这也就是说，他所依赖的，是看他能不能持续地向他所亟须的跟从者——赤卫队、秘密警察、煽动者——保证这些报偿。
在这种活动条件之下，领袖事实上能达成的结果，并不由他本人来掌握。他能达成什么，是由他的跟从者的行动的动机来决定的；而从道德的观点来说，这些动机绝大部分都很庸俗。
电影《南山的部长们》
跟从者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在实际上这恐怕永远不会是多数人），确实对领袖本人及他的理想有真诚的信仰，领袖才能对跟从者有所控制。但首先，这种信仰（即使出于衷心），在事实上往往只是让报复、权力、利益和俸禄等欲望得到道德上“正当性”的工具：让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自欺，因为唯物的历史解释，同样不是一部随招即来的出租车；它不会因为碰到的是革命者，就不适用。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情绪激攘的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习常守成的日常现实生活。信仰的英雄，尤其是信仰本身，都会消逝，或者沦为（这更彻底）政治上的庸俗人物和政治技术家习用咒语的一个部分。这种发展，在和信仰有关的斗争中，完成得特别快，因为这种斗争，通常是由真正的领袖——革命的先知——所带领或发动的。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种情况里，一如在其他所有的领袖型机构中一样，成功的条件之一，便是让一切空洞化，僵固化，为了“纪律”而让心灵和思想无产阶级化。信仰之斗士的这班跟从者，一旦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会特别容易堕落成彻头彻尾常见的俸禄阶层。
电影《南山的部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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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马克斯·韦伯 著
本书收录马克斯·韦伯脍炙人口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次演讲作于一战终战前后，昨日世界业已崩塌，新的社会及政治秩序尚未成型，德国年轻人中弥漫着一股迷惘的集体氛围和左倾的政治浪漫主义。
面对着渴求意义与先知的听众，韦伯刻意与纷乱的时事保持距离，将他的主题置放于思想史及社会史的脉络中，从而对现代世界做出根本性的诊断，并将此诊断运用于德国所面对的政治局势：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学术及政治是否能成为一种志业？对世界有所知和对世界采取行动之间的统一，是否能在学术中或在政治中实现？韦伯的回答冷峻克制，暗蓄悲情，寄托深远。而他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及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的对峙，迄今仍对我们的学术反省与政治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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