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鮮半島中部平康以北十幾公里的山裡，有一個村莊名叫西霞洞。村子不大，只有四五十戶人家。村子坐落在山腳下，在晚秋蒼涼的寒風中默默無言。由於戰爭的緣故，美軍飛機不論白天和夜晚，隨時都會光顧。村民們夜間絕不敢讓窗子亮出燈光。因此，每當夜幕垂落，村子便好像從這山腳下消失了一樣。
其實西霞洞夜夜不眠，這是志願軍三兵團指揮機關的駐地。在村外不遠處的雜木林裡，搭蓋著一些簡單的棚屋，從屋裡不間斷的傳出電鍵的敲擊聲和電話鈴聲，這些聲音承上啟下，指揮著志願軍中部戰線幾百裡的防禦陣地。
三兵團指揮部的這些掩蔽部，從外邊看只有半人高，是從地面挖下去的，然後再用原木圍成牆壁，再搭上頂子。每一座掩蔽部都不大，十幾平方米。有的供兵團首長居住，有的用做作戰室和其他機關部門辦公用。當然，無論是作戰處，還是情報處、通訊處、保衛處，機關的處長和參謀們都照例是住室和辦公合為一處的。
距指揮部200多米遠的山下一條溝裡，士兵們在林木間搭了一個很大的棚子，可以容納兩百多人在這裡開會。有許多時候，這個棚子被用來做聯歡晚會的會場，或是舞會的舞場。
現在，1952年10月13日黃昏，這裡正在開一個舞會。諾大的掩蔽部入口處，露出一縷光亮，傳出留聲機放送的舞曲。掩蔽棚內，四處點著些馬燈和蠟燭，幾十個男女軍人很用心地在跳著"慢三"或"中四"，男軍人都是兵團的領導和機關各科室的幹部，女同志也都是來自兵團機關，或是保密員，或是譯電員，或是來自醫務部門的護士們。
建國初期，受蘇聯軍隊和朝鮮人民軍的習慣影響，志願軍各級指揮機關經常組織舞會。特別是在雙方陣地對峙階段，上至志願軍總部和兵團機關，下至軍、師指揮部，都可以搞搞舞會娛樂生活。各軍師都有自己的文工團和文藝宣傳隊，開舞會是不愁沒有女舞伴的。但是團一級就差些了，因為團裡女同志很少，又沒有文工團可以奏樂，一般舞會是很難搞起來的。
那時候，志願軍師以上各級指揮員大多是在30多歲40歲之間，而文工團的女同志又多是在解放大城市後招募的大學生、高中生，都是知識分子，年輕而又漂亮。烽火連天的戰場上，一熬幾年，沒有點娛樂生活怎麼行？因此，首長們喜歡跳舞是自然的。在志願軍總部，不跳舞的大概只有彭德懷。但是他不反對別人跳。其他首長像陳賡、鄧華、解方，哪個都是有舞必跳。
陳賡愛玩兒是出了名的，一位兵團參謀說，打鄭州時，陳賡放了話，打開鄭州，除了不逛窯子，其他都玩一把！鄧華更喜歡文藝，還是京劇票友，他當四野七縱司令員攻下四平時，從國民黨八十八師京劇隊接名角方榮翔入伍，成立了七縱京劇團。1951年秋，鄧華又命七縱京劇團入朝，直接隸屬於志願軍總部。鄧華愛京劇出名，跳舞也出名。
原志願軍三兵團政治部主任劉有光的秘書李霞說，那時候，鄧華的秘書老怕開舞會，因為鄧華的皮鞋底子掉了半截，跳舞要穿皮鞋，又捨不得買雙新皮鞋，於是"一有舞會，鄧副司令就讓我用圖釘給他修皮鞋，每次舞會之前，我都是一名很賣力氣的皮匠。"
說到三兵團的領導們，陳賡當時是志願軍代司令員兼三兵團司令員，但奉命調回國內籌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了。三兵團的最高首長便是代司令員王近山和副政委杜義德。二人都是行伍出身，入伍前都是斗大字不識一筐，卻都喜歡跳舞這文雅的事兒。原三兵團作戰處的參謀王燦章一直讚歎不已，"王近山一拐一拐，還跳熟了，節奏掌握得好，在舞場上你看不出他是個柺子。"
原十二軍三十一師司令部保密室的幹部李宗堯回憶說，那時候有一種革命樂觀主義，就是明天可能犧牲了，今天該幹什麼還幹什麼。說到舞會記不清參加過多少次了，和很多大首長都跳過舞。""那時候，我們女同志，還有文工團的，都會和首長們跳舞。跳到半夜餓了吃點麵條當點心。"
兵團指揮部的大掩蔽棚裡，燈光閃爍，人影幢幢，舞會正在進行著。在這一對對戎裝的舞伴中，很容易發現與眾不同的代司令員王近山。由於在1947年翻車摔斷了一條大腿，傷好後落下殘疾，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此人打起仗來很瘋，綽號"王瘋子"，但平時卻似一介書生，風度儒雅，又生得儀表堂堂。軍衣從來都乾乾淨淨，很少見到他衣冠不整的時候，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就把一隻皮鞋的底層填高，走起來一拖一拖，顯得更加沉穩。這種沉穩而雄健的步伐進入舞場，自然與眾不同。
自1951年初春王近山率三兵團入朝作戰，到1952年10月已歷時一年半之久。一年半以來王近山可謂艱辛倍嘗，時時憤懣不已。10月13日夜晚，王近山在兵團指揮部的大掩蔽棚裡專心致志地跳舞的時候，他確實不知道，幾個小時之後，在上甘嶺方向，一場史無前例的廝殺將要開始。雖然那個時候，白馬山戰鬥尚完全停息，整個防禦戰線上，我方的主動戰術出擊行動在各個山頭上照常進行。但是，大戰將要來臨之前，胸有成竹的指揮員可以臨陣不慌，從容弈棋，那麼，瀟灑地走一回舞步呢？
大約在晚上10點鐘以後，兵團的值班參謀王燦章急匆匆來到舞場，站到王近山身旁——不用說，王近山也明白，一定是有了必須離開舞場的事情了。"志司鄧華代司令員來電話找您。"王燦章隨著王近山走出樂聲宛轉的舞場。一路上，不待王近山詢問，王燦章便簡要地將各部隊偵察蒐集到的敵情動態向王近山一一彙報，王燦章從這些情況中得出一個結論：敵人兵力頻繁調動，向我各個防禦陣地的炮火射擊增加，看來似有大的動作。
電話打的時間並不長，"恐怕是很簡短的一次情況通報，"王燦章回憶道好像是鄧華告訴王近山，美第八集團軍司令官範弗裡特又到前線視察，地點正是在三兵團扼守的中部戰線……"
王近山聽後沒有說什麼，只是一個勁兒地看地圖。"王司令員雖然是參加革命後，在作戰間隙學的文化，但他平時倒像個儒雅的知識分子，愛看地圖，愛看小說，一點兒不像是個王瘋子；但是一打起仗來，就整個換了一個人似的，這個人打仗不要命，從紅軍時期到解放戰爭，渾身七八處負傷，得了個'王瘋子'綽號……"
10月13日晚上，王近山在三兵團作戰室安安靜靜地看了一會兒地圖。王近山沒有再返回溝底的大掩蔽部去跳舞，而是回到離作戰室幾十米遠的他的住室——那也是一個半挖在地下的掩蔽棚。在他的臥室裡，王近山就著一盞馬燈的光亮，坐在行軍床上，津津有味地讀著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名著，一點兒也沒有意識到，再過幾個小時，上甘嶺方向將響起驚天動地的炮聲，一場殘酷無比的廝殺已然臨近。而這場後來聞名於的戰役將是王近山在自己的戎馬一生中參加和指揮的最後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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