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瑄書陸機《文賦》部分。
廣安市域內文博機構舊藏有一件行楷斗方，為國家三級文物，作者是清代廣安縣人劉大瑄。該作縱長45釐米，橫長60釐米，全文行楷書寫，下筆有神，整幅作品娟媚整潔、清新雋永。正文內容為魏晉時期著名文學家、書法家陸機的《文賦》中間部分：“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正文後落款為“錄陸士衡文賦，董香光書，鶴邱劉大瑄”。士衡正是陸機的字，文末表明了書寫內容為陸機的《文賦》。而董香光即為明代的書畫家、政治家董其昌，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這說明斗方的正文部分董其昌曾經書寫，作者劉大瑄只是模仿董其昌的字書寫了陸機的《文賦》。陸機的《文賦》是中國最早系統地討論文學創作問題的論著，全文以賦的形式寫成，生動地描繪和分析了創作時的心路歷程，表達了他的美育思想。劉大瑄摘錄此篇章，或許也是想表達在文章創作上與陸機達到的共鳴，有類似的心路歷程。整幅斗方起首鈐朱文印“白雲為侶”，表現了作者閒雲野鶴、寧靜淡泊的心志，文末鈐朱文印“鶴邱”，為作者的字號。文末另有一朱文印暫未識別出來。
作者劉大瑄，生於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卒於嘉慶十三年（1808年），字鶴邱，廣安縣人。嘉慶庚申科（1800年）舉人，嘉慶壬戌科（1802年）進士，從而由進士任浙江上虞縣知縣，直至卒於任官期間。劉大瑄尚未進入仕途的時候，為人宅心忠厚，處世和平，掌管渠江書院，循循善誘，培養了一代代人才，其培養者曾考取了鄉試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成績佼佼者諸多。渠江書院在原廣安府衙治東十里，毗鄰甘棠書院，即今廣安區厚街附近，由清康熙年間廣安知州邵仲禮主持修建，後歷代知州不斷修建改建，光緒三十年（1904年）改為高等小學堂，三十三年（1907年）改成縣裡中學堂，現為廣安中學。
劉大瑄為官清廉，家無餘產，整個家族也因廉潔歷官三世。劉大瑄死後歸葬於縣城治北六十里的鼇峰寨東北，即今華鎣山下，晚清名臣李宗昉親自為其撰寫墓誌銘。李宗昉，字芝齡，江蘇人，先後出任禮部、工部、戶部、吏部、兵部和都察院，後官至內閣學士。李宗昉學識淵博，辦事勤慎，為人正直，為官盡職辦實事，而不沽名釣譽，從不吝惜錢財，對於門生弟子傾囊相助，培養的人才不計其數。這說明李宗昉和劉大瑄有相同的道德情操和高尚的品德，才能使得李宗昉為其書寫墓誌銘。劉大瑄本人學識淵博，筆耕不輟，在廣安境內時，為諸多文物古蹟書寫碑記，諸如《新修安居城碑序》《募修板橋小引》《康濟井記》《學田碑記》《鳳凰山桐林寺碑記》《忠義祠碑記》《常德會館買田碑記》等等，此外還書寫了《鄭母劉恭人墓誌銘》《奉佛辯》《立春和錢衡香刺史鳳凰山原韻》等。
劉大瑄育有二子，長子學厚，次子學深，尤以學厚為世人所曉。劉學厚，字載菴，嘉慶癸酉科（1813年）北圍舉人，甲戌科（1814年）進士，由此官翰林院編修，任山西道監察御史，累官至福建邵武府知府。劉學厚與其父親性情相似，生性耿直，為人曠達，居官清廉，為此被上級官員多次刁難，但仍舊能夠保持本心。其父親劉大瑄過世後，為守孝道、丁父憂，回到廣安，重新修訂州志，嘉慶版本的《廣安州志》便是學厚所撰，並流傳至今，為研究廣安的歷史文化有著突出的作用和貢獻。不僅如此，劉學厚一生所著文章數量豐富，並能工儷語，下筆千言。同其父親一樣，為文物古蹟撰寫碑記，為名人撰寫墓誌銘，諸如廣安啟聖祠前建樂樓，有劉太史學厚的改建碑記，為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浙江提督紫松餘公撰寫的墓誌銘等，另著有《雲鵠老人詩二卷》《駢體文集四卷》等。劉學厚死後仍然葬於家族墓地，即為治北六十里的鼇山寨下，其神道碑在治北瞿司廟側。現廣安區石筍鎮斜石村保存有劉家祠堂，是劉大瑄、劉學厚父子的家族祠堂，由前廳、正廳、左右廂房構成四合院佈局。該建築規模宏大敞亮、雕刻精美，地方特色濃郁，對於研究川東地區的傳統宗祠建築提供了重要的實例依據，也為研究劉氏父子提供了歷史資料。
劉氏父子生前為官清廉，品德高尚，著述頗豐，死後共同守護廣安的美麗河山。像劉大瑄、劉學厚父子這般均為舉人、進士，並在文學造詣、詩詞歌賦上均有較高成就，且官居要職的在廣安歷史上不多見，為廣安歷史文化添加了濃墨重筆的一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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