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講述都市生活的電影總能受到年輕人的喜愛？因為在後工業時代 ，現代化與城市化的過程為新一代青年人提供了相似的生活空間，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生活記憶的人們在消弭了各自的差異性之後，以一種共同的“都市法則”在城市中踐行著同質化的生活方式。如何面對現代都市的“機械牢籠”與“水泥叢林”給人帶來的壓抑與孤寂、冷漠與疏離？是現代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也正因如此，都市題材電影總是讓人感同身受。在王家衛的《重慶森林》中，鱗次櫛比的摩天大廈、冰冷堅固的街頭巷尾，每一個心懷熱情的都市人都在渴望被愛中包裹、遮掩自我，陷入了一種“愛”的失語；在呂克·貝松的《這個殺手不太冷》裡，金錢的利誘與慾望的膨脹滋生了都市的罪惡，在冷漠的情感荒野中，殺手與小女孩建立了信任與依戀才顯得格外動人。
左：《女煞葛洛莉》吉娜·羅蘭茲 右：《重慶森林》林青霞
約翰·卡薩維蒂執導的影片《女煞葛洛莉》，毫無疑問是一部在“都市題材”電影發展史中舉足輕重的作品，電影曾獲得第3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的金獅獎。昆汀·塔倫蒂諾在解讀《重慶森林》時也曾談到：林青霞飾演的金髮女殺手，與《女煞葛洛莉》的吉娜·羅蘭茲是一種潛在的“互文”。因此，《女煞葛洛莉》與《重慶森林》可以作為東西方文化代表性的“女性都市遊俠”、“城市漂泊者”範例一窺彼此的共性與差異。
01
為何電影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的最高獎金獅獎，卻僅僅在奧斯卡上提名了最佳女主角？這個問題也透射出兩種獎項評判體系的審美差異。
《女煞葛洛莉》作為“獨立電影”，追求作者性與風格化的表達 ，這與80年代奧斯卡保守溫和的價值取向是相悖的。而“獨立電影”的誕生與發展，正是與“片廠電影”相伴相生的。
“片廠電影”作為好萊塢電影產業的主流產品，高投資、商業效益為首的目的性，造就了類型化的特點。就拿《女煞葛洛莉》所處的80年代初期而言，“片廠電影”是高度趨同的，從《礦工的女兒》到《普通人》，奧斯卡的獲獎電影中，溫情片佔據主流。或許是用中產家庭的和睦、美好、忠誠、信念來製造一種安逸，或許是用一種田園詩式的質樸與寧靜來呼喚一種純真，本質上卻是風格趨同，並無突破之處。
好萊塢大片廠製片雖然工整精緻，卻刻板保守缺乏對社會人性一針見血的洞見力，逐漸使得很多觀眾感到審美疲勞與厭倦，此時，“獨立電影”便應運而生。它們彼此互為補充、互為對照，沒有高下之分，為電影類型的精細化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思路。
約翰·卡薩維蒂，作為獨立製片的先行者、美國獨立電影的教父，一直致力於反應都市中的普通人與底層群體的生存狀態，用即時反應、即興表演體現一種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的困境。
《女煞葛洛莉》中的紐約，不再是《華爾街》等商業職場電影中的精緻華麗，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接近生活真實的粗糲與破碎。後工業時代的大都市紐約，擁擠的地鐵公交、陳舊的旅館、骯髒的街頭、逼仄的隧道、琳琅滿目的便利店，長焦攝影與景深構圖構建了一個普通人生活的公共空間。 手持攝影與虛化背景的拍法，更強化了都市中無所適從的漂泊者內心的迷惘、不安、焦慮、困頓。
這在以後王家衛、婁燁的“都市影像”中都能找到相似的表達手段。
02
電影的主線與《這個殺手不太冷》中的少女與殺手形成一種性別反置，為保護被黑手黨殘害的6歲小男孩菲爾，女殺手的良知與正義感開始逐步地驅使她走上反抗之路。在與菲爾逃離追殺的過程中，女殺手與菲爾建立起了一種超乎朋友親人的依賴與信任感。
影片女主人公的名字“葛洛莉”首先是導演對比利·懷德經典“黑色電影”《日落大道》女主角葛洛麗亞·斯旺森的致敬。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她沿承了那種玩世不恭又憤世嫉俗、集強悍凌厲反叛抗爭於一體的“黑色氣質”。
葛洛莉形象的魅力，首先在於她的離經叛道的抗爭精神與不受擺佈控制的獨立人格。從影片的開頭，葛洛莉便是一個遊離在主流話語、家庭秩序外的現代女性，一個遊走在都市中的自由靈魂。她沒有家庭、孩子，不需要被束縛在母親與妻子的角色之中，她與貓為伴、煙不離手，我行我素、不受約束。
與此同時，她的強勢與自主的同時又是極度敏感與孤獨的，她處於極度的情緒化之中，對外界的可能存在的任何威脅與壓迫抱以十足的戒備與敵視心理。因此，她總是用槍彈來做自我保衛。
其次，比之男性英雄的自我捍衛與尊嚴追求，女性英雄神話的構建，更依託於內心的良善與仁愛。這無疑是對女性英雄的一種精確詮釋，比之男性對暴力的熱衷，女性的天性更熱愛和平與美好。影片中的小男孩喚醒了葛洛莉內心潛在的母性——保衛世俗秩序中無暇顧及的孩童生命與尊嚴。也正因如此，女性英雄形象沒有淪入一種刻意反抗的陳腔濫調，而是具有更合理的行為依據。
從《醉酒的女人》到《首演之夜》，吉娜·羅蘭茲塑造的女性角色，總是處於一種精神高度不安的惶恐之中，情緒富於波動反覆無常，性格複雜、曖昧、多面，而那些近乎於神經質又歇斯底里的即時反應，正是她表演中難以取代的細節魅力。這也正是約翰·卡薩維蒂注重表現拍攝現場演員的“即興表演”所帶來的一種真實的震撼性。
《女煞葛洛莉》中的葛洛莉，對於小男孩菲爾而言，一直處於姐姐、媽媽、親人、保護者、親密戀人的多種關係微妙的變換之中。正因如此，影片中的人物關係十分簡單，卻為女性角色提供出了多層次的表現空間，影片也為吉娜·羅蘭茲贏得了第53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提名。
03
“你是我的媽媽，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全部的家人，你甚至是我的朋友，葛洛莉，你甚至也是我的戀人。”
如果說在《重慶森林》中，王家衛表達的是一種萍水相逢的感動——林青霞飾演的金髮女殺手，金城武飾演的代號223，他們彼此的落寞、自閉、孤寂達成了一種共鳴，縱使他們習慣於自說自話、自問自答或是自我掩飾、自我偽裝，但內心潛在的熱情終歸使得彼此在冷漠的都市中感受到了一絲溫存，即便轉瞬即逝，卻依舊值得珍視。
那麼《女煞葛洛莉》裡，葛洛莉與小男孩菲爾，他們之間的情感已經超越了常規意義上的親情、愛情、友情，被賦予了一種超越世俗情感的神性。在冷漠壓抑的現代都市，正義與良知被遮蔽，人性被扭曲與異化，兩個無所適從隨處漂流的孤獨者，儘管彼此的年齡處境存在很大差距，但在互相撫慰、互相關懷中，在彼此的理解與包容之中，建立起了一種絕對的信任與依靠。
這正是影片試圖喚醒的一種現代都市人的相處方式。傳統田園社會的父慈子孝的天倫之樂、相互寒暄慰藉的友鄰之情，在工業時代城市文明的衝擊下，已經無法成為現代人的精神寄託。當新一代青年人在城市中追求自我的同時，逐漸淹沒在都市牢籠之中，成為一個無處安頓的失落漂流者。如何建立起一種屬於都市人的“親密關係”？如何在疏離與冷漠中尋找到內心的溫情與安穩？這正是影片所呼喚的包容與理解。
正如葛洛莉在與小男孩菲爾的相處過程中，自身也經歷了成長。因為驚恐與畏懼，她總是試圖用暴力摧毀一切潛在的威脅，但終究無法與所有陌生的人對抗。比之對抗與排斥，如何更好地融入都市世界才是更需要面對的。
《女煞葛洛莉》的思想深度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感性的情感層面，而是具有更深的社會反思性。女性漂泊者與父母離世的兒童作為都市世界的弱勢群體與邊緣人物，遊離在主流秩序之外。而西裝革履的男性本該成為正義與捍衛者，非但沒有匡扶正義，卻一直侵犯著女性與兒童的生活自由與生命安全。
這種象徵性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都市精神是值得警惕並反思的：文明的外衣仍舊無法徹底馴化人性中的貪婪，弱肉強食的“金錢法則”滋生了都市的罪惡、墮落與迷失，現代化的進程仍舊需要秉持一種信守正義的良知、理解他人的包容與良善。
另一方面，個體的抗爭或許無法完全改變一種僵化、保守的思維觀念，但葛洛莉的反叛與抗爭，仍舊會使她更好地看清了自我。因此，與其說是女性主義視角的“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不如說是當代都市人的一種精神迴歸——從文明世界的繁文縟節、龐雜的信條枷鎖精神桎梏轉向一種單純的信任與包容。而在信賴與理解中，才會更為清醒地尋找到自我價值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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