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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一、幾組民調看美國人的思維
二、如果問中國民眾，“誰對中國疫情爆發負有最大責任”會有什麼結果
三、COVID-19疫情防控：從中國到世界的實際情況
四、通過矮化、醜化、妖魔化中國以維持美國的自信
正文：一、幾組民調看美國人的思維1、COVID-19疫情爆發該怪誰
先看一個由民調機構morning consult在前幾天對美國人做的民意調查：對美國的COVID-19的疫情爆發應該怪誰？
73%的選民認為是中國的錯
65%的選民認為是這個時候仍然不呆在家裡到處逛蕩的人的錯
45%的人認為是CDC的錯
43%的人認為是特朗普（Trump）的錯
42%的人認為是州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錯
34%的人是副總統彭斯（Pence）的錯（Pence名義上是COVID-19的防控負責人）
然後還有反映民主黨、共和黨、中間/獨立派三種不同選民的具體數字。
不同政黨選民的不同之處：
1）62%的民主黨人認為Trump有責任，但只有28%的共和黨人認為Trump有責任。
這個選擇是高度政治化的。民主黨人當然都非常不喜歡Trump。實際上，就Trump的任何一項政策和行動徵求他們的意見，都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而62%這個不滿意比例對民主黨人來說非常之低。
2）有更多的民主黨選民認為CDC（國家疾控中心）及州/地方政府對疫情爆發負有責任，共和黨只有少數人持這種看法。這個區別在於民主黨更希冀“大政府”，認為政府要承擔更大的公共責任。共和黨傳統上則追求小政府。所以遇到問題，民主黨更容易抱怨政府做得更少。
不同政黨選民的相似之處：
1）有七成美國人認為中國對美國疫情爆發有很大責任。這個我們在本文最後再討論。
2）有六到七成的人認為責任在不好好呆家裡還到處亂逛的人。這一條是非常有意思，充分反映美國人的文化內核：疫情期間不好好呆在家裡到處亂逛的人，既有可能被傳染，也可能進一步傳染他人。崇尚小政府的美國人認為，每個人都應當為自己承擔更多的責任，只要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好，社會就會太平。這種把社會正常運轉的終極責任放在個體的觀念是美國核心的價值觀。
在進一步引申到中美比較之前，我們再進一步看看對Trump處理COVID-19的滿意度及其對2020年美國大選的意味。
2、對Trump的滿意度
首先看看morning consult的民意調查。全國註冊選民中，有53%的人覺得Trump處理得還行。而且這個比例在過去兩週中是上升的。
如前所述，在絕大多數議題裡，80~90%的民主黨人批判Trump是很正常的。而針對COVID-19，只有62%的人認為Trump對COVID-19的疫情爆發有很大責任。
為了做進一步的印證，我們再看看RCP綜合的針對Trump工作滿意度的民調：
第一張圖是對Trump的工作滿意度。RCP平均值44.3。這類投票的選擇都是非常黨派化，大部分民主黨都會選對Trump不滿意，大部分共和黨會選滿意。第二張圖是對Trump處理COVID-19的滿意度。大概可以看出來，人們對Trump處理COVID-19的滿意度是略高於對他總體工作的評價的（相差數個百分點）。
因此，至少目前看來，如果把政治化因素都排除掉，美國老百姓對Trump的COVID-19應對是相對還算滿意的。
而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分權，老百姓會把不滿分散到各級政府（都是民選的）去。而州/地方政府又是應對疫病的一線。
所以至少在目前這個時點，我不認為COVID-19會使Trump在大選中被動，甚至相反，他可以借COVID-19的問題更進一步。
二、如果問中國民眾，“誰對中國疫情爆發負有最大責任”會有什麼結果
民調的結果一定符合國民價值觀與性格。
1、 把病毒帶來的人的責任
1）抱怨食用和處理野生動物的人。在疫情初期，人們對湖北地方吃各種奇怪野味（包括蝙蝠）的人非常憤怒，認為是這種陋習導致病毒傳播到人類身上。
2）在疫情發展中段，有更多奇怪的本地起源陰謀論論，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病毒時不慎洩露等說法，一度非常有市場。
3）在二月末、三月以來，開始轉至“美國起源論”。這說法折射的不是理性和邏輯，而是反美情緒（和美國人將問題推到中國身上一樣），可以理解為一種中國人對美國的一種情緒反抗。但這種情緒反抗能進入理性範疇麼？普通中國人真的會把COVID-19疫情爆發推到美國身上？筆者認為這並不可能的。人們內心深處知道是怎麼回事。到今天，大部分也會支持對野味市場進行強力監管，永遠防止通過野味市場再度引發病毒。
2、不遵守紀律與規則的個體
中國人非常不喜歡不遵守紀律與規則的個體。但這種情形在國內比較少見，因為在我們的體制裡，人們整齊劃一行動，都比較守規矩，自一月下旬大規模管控開始後，除極個別人，大多人都很服從紀律。“不聽話”的人也就是在最近集中體現在各種歸國同胞身上。但這個時候，國內疫情已經完全被控制，民眾不會也沒有理由把最初的疫情爆發怪罪到被認為是受害者的普通人身上。
3、政府/公權力
這是中國人抱怨的核心。民眾認為，疫情爆發本質還是政府的責任——包括湖北/武漢衛健委、武漢當地公安（約談吹哨人的人）、湖北/武漢政府領導及相關部門負責人、國家疾控中心……能想到的公權力主體都是責任人。儘管反感野味市場，也帶著情緒反美國，但中國民眾會把絕大部分真正的責任推到中國政府身上。在中國源遠流長的體制文化裡，政府是擁有巨大權力，但需要承擔一切終極責任的終極主體。
因此可以想見，如果在中國民調，可能有八到九成的人會把大部分責任推到各級政府及職能部門。
以上也可以看出中國和美國的區別。
三：COVID-19疫情防控：從中國到世界的實際情況1、 中國的抗疫故事
以下是筆者的觀點，這個觀點從1月下旬到現在沒有變化過。
1）中國經歷過SARS，因為最初的遲報瞞報付出了巨大代價。從上到下，從政府到社會，從領導到普通公民，人人都不希望SARS重演。
2）SARS是一個病死率達9.6%的嚴重呼吸道傳染病。由於對流感缺乏認識，SARS是中國民眾理解呼吸道傳染病的主要參照物。
3）由於病死率高達9.6%，對SARS需要採取最高級別的、“零容忍”的防控（“航空安全”級別）。
4）由於對SARS的巨大恐懼，也使得官方在12月時對突發出現的未知病毒是否當被理解為SARS十分警惕：如果真的是類SARS病毒，則可以避免災難；但如果不是類SARS病毒，那就會誇大，並造成不必要的社會恐慌及其他代價。這是面對突發未知病毒時的艱難選擇。
5）中國在1月上中旬糾結了一段時間，但由於SARS的特殊經歷，最終選擇了最保守的路徑：做最壞打算，假設其嚴重性可比SARS，在對病毒的流行病學特徵尚不充分了解，在疫情爆發尚較早，僅僅出現個別異地案例時（1月20~22日）就採取了一系列強力行動，包括最高領導人的強力指示、啟動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武漢/湖北封城封省、推行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嚴格的非醫療干預（NPI）手段等。一切都以舉國體制及各種新技術手段為輔。
6）在這之後，中國才逐步建立了對COVID-19的認識，包括無症狀傳播的能力、傳播途徑、長潛伏期、針對不同人群的影響及病死率等。
7）通過全面防疫管控，中國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從1月中下旬到2月末）就基本管控住COVID-19，儘管也付出了相當的社會經濟代價。但在政府看來，這一切都是必要的。
8）整個戰疫過程中，政府以最大誠意保障了輿論信息的最大程度公開。因此媒體能夠充分報道。防疫中出現的事件，凡是引發輿情爭議的，都有快速回應，且對有責任的政府人員進行處理，緩解民情不滿。筆者以為這在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9）為時兩個月左右的防疫，是對中國政府、社會、人民的大考。眾志成城，齊心抗疫，這場戰鬥打得艱難，贏得漂亮。10分制，筆者給中國政府打9~9.5。這不是一個事後評估——筆者1月下旬已經這麼認為，各國的應對只是印證了我當時的看法。
10）之後，從韓國開始，其他國家都按不同程度和自身國情紛紛沿襲中國模式。中國模式複製越深入、越系統、越持久，則效果越好。不參考中國模式的，則一定會遭遇疫情大爆發。
11）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國家完全浪費掉了中國通過強力防控換來的數週寶貴時間及中國流行病學研究科技數據積累帶來的寶貴經驗。如此多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一一陷入困境。
2、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防疫故事
筆者這些天又看了一些美國媒體上的關於防疫的敘事。美國人（主流白人，不分政黨）心中的中國防疫故事是這樣的：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防疫故事：
1、中國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信息管制和社會控制”上，公共治理及公共衛生十分落後，政府缺乏對老百姓的呼吸道傳染病公共衛生教育，對野味市場則完全缺乏管理，導致病毒滋生，成為隨時爆發的定時炸彈。
2、 12月、1月出現病毒的早期，存在系統性的瞞報、不報，對外界不披露。美國人認為中國掌握病毒的很多信息（而不是在面臨突發、未知的、屬性及效果不明的新型病毒，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做出重大決策），而是有意識地限制信息傳播，“打壓及迫害傳播信息的醫生”，包括動用警察力量去壓制對外傳播信息者。
3、因為中國政府體制的弊病，耽誤了非常關鍵的兩到三週時間，使得疫情失控。中國政府沒有檢測即從武漢放出了五百萬人，導致病毒在武漢及全球蔓延（如筆者之前文章歐盟數據日更——歐盟感染率超過中國並回看中國封城決定分析的，武漢在很早的時候就進行了封城，以全社會感染率（每百萬人確診病例）口徑比較，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西班牙、丹麥等國在感染率超過武漢時均沒有采取任何封城行動。其實在正常社會里，不封城才是正常的選擇，封城才是不正常的選擇。但在美國敘事中，咬死“武漢封城封晚了，導致五百萬人離開武漢傳播病毒”。
4、中國政府（美國敘事一般都會強調“共產黨”）採用各種集權體制，廣泛的強迫性的社會動員，利用剝奪個人隱私的高新技術手段、採用限制個人自由的社會控制手段，對疫情進行亡羊補牢式的控制。
5、認為中國政府不是為人民福祉著想的，只是被動式的進行危機處理。過程中還會進一步減少個人權力（SARS模式重演）。
6、畫風一轉，開始鼓吹民主體制的成功模式——韓國、香港、臺灣新加坡——這些國家或地區都是“民主體制”的，信息最大程度的公開透明，政府對人民負責，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隻字不提或不能理解的是：1）韓國其實是沿襲中國的大規模NPI模式；2）香港、臺灣都是右翼政治主導的，把防疫與反中結合，反中才是防疫的動能（與歐洲極右翼藉助疫病抨擊歐洲一體化及全球化是一樣的）；3）對中國大陸防疫的成功不代表對其他國家防疫的成功。這幾天這些地方的疫情都在快速增長，遠遠超過中國大陸；4）忽略了香港、新加坡這類擁有獨立邊境管理權限的城邦的不可比性。他們根本就不是美國或歐盟這種超級政治體的參考對象。
5）這些東亞國家及地區的防疫都有西方沒有的東亞文化元素，例如公民服從、集體主義、對大政府的期待等（當然香港是個例外）。7、總之，美國要維持的基本敘事是——民主國家防疫能力強，集權國家制造疫病，即便能夠亡羊補牢式地防疫，也要付出巨大政治經濟社會代價，並影響到其他國家。（由極端國家生產，然後在極端國家內用極端手段控制，然後“禍害”其他非極端國家）。
8、因此，所有其他天真無邪美麗單純善良的民主國家，都因為中國政府被耽誤了，沒有能夠及時獲得信息，被打個措手不及，正在付出慘重代價。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參考中國的東亞近鄰——例如韓國——通過韓國學習成功的防疫經驗。
9、中國開始對其他國家（包括歐盟國家）積極援助，幫助他們防疫。這是中國希望藉助疫情構建全球兩極化世界（中國vs美國）甚至實現全球政治霸主的野心表現——將中國外援的動機完全政治化甚至妖魔化，閉口不提人道主義動機。
這是美國對中國防疫的基本敘事。這個故事能夠幫助證明美國防疫模式OK、美國體制OK、美國價值觀OK、美國未來OK。這是美國人最基本的三觀。
而這其中：不會考慮的因素是
1、不會考慮WHO和公共衛生及醫學領域專家的意見，所有表揚中國的說法都會被自動屏蔽。其一媒體不會報道。其二報道了也會被瞬間忘記。其三就算記住了也會認為WHO及專家三觀不正，有政治意圖。
2、不會考慮中國防疫模式及機制的好處、值得學習之處。就算要學習，燈塔國高傲的人民學習的也是韓國模式。
3、會選擇性忽略美國及其他國家相對中國有4~6周的緩衝時間、可以為疫病防控做充足的準備。美國人的故事是：“中國的瞞報使得美國無法及時應對COVID-19”。總之，責任全在中國。美國政府即便有責任，也是少部分責任。
此其外，值得關注的是
1、美國媒體避免或羞於正面報道中國採取的有力措施。
2、疫情期間，中國輿論生態圈有很大自由度，無論機構媒體還是自媒體。實際上，存在著大量批評政府的負面新聞及負面評論。美國媒體對中國的這種輿論多樣性一個字也不會提，而是繼續刻畫中國全面信息管制的刻板印象。
3、凡是中國國內出現的負面報道，包括對大政府的苛刻要求，都會被美國媒體利用，拿到海外放大100倍，作為妖魔中國化的素材。從李文亮（劇情被西方媒體擴大無數倍）、到武漢放走五百萬人，到一切我們能想到的。國內輿論場上出現的好事外國是不會報的。國內輿論場上出現的負面事件會被無限放大，成為反華輿論的組成部分。
4、 美國媒體會迴避COVID-19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防可控”的事實：西方憑藉其先進的制度及對民眾福祉的最大關注與保護，到底有沒有能力在早期就控制COVID-19的輸入？美國人的取態是，這樣的疫病是一項“不可防不可控”的天災，由極端政府生產。
這個國際輿論生態恐怕是國人意識不到的。我們對政府嚴加要求，提出質疑、提出批評，這些批評都會被美國政客及媒體放大一百倍、一萬倍，作攻擊中國、蠱惑全球反對中國的素材與工具。
四、通過矮化、醜化、妖魔化中國以維持美國的自信
三月初，美國還是疫情的“旁觀者”，那時可能覺得此事與己無關，還會稍微客觀一點。現在美國疫情也爆發，作為親歷者，就不一樣了。就不能客觀了。美國人很難承認中國政府比美國政府更加關注人民福祉，更能保護老百姓利益（儘管美國人相信萬事需靠自己）。
回到本文一開始的民調。無論黨派，約七成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應該對美國疫情爆發負責。
這是極度有意思的一個取態。筆者在前作Trump為什麼使用″Chinese Virus″這個標籤已經做過一些分析。
美國固然有民主黨共和黨左右兩黨之爭。如果說兩黨政客有一個什麼大的共識，那就是打壓中國、遏制中國、妖魔化中國。這是今時今日在華盛頓能夠找到的不多的兩黨都能同意的政治正確。
放到美國人身上也是一樣的。（注：筆者在討論“美國人”時，使用的都不是廣義上持有美國護照的美國人，而是“狹義”的、傳統的、文化上的、“原型”的美國人——界定美國主流價值觀的白人。
美國人認為，相對於兩黨之爭、美國政府政治的種種不足而言，中國才是美國更大的威脅。妖魔化和貶低中國體制與政府是維護美國政治文化“三觀不倒”的根本。如果從中國進口了一個“問題”，同時美國政府不能通過公共治理手段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那麼問題歸根結底就要抱怨中國。
因此，美國白人吸毒（及致死）不是美國吸毒文化的問題、不是政府治理的問題，而是中國出口芬太尼的問題。
美國製造業衰敗不是美國企業/勞資模式不夠與時俱進、適應全球化競爭的原因，而是因為來自中國的不公平競爭和異端企業文化（《美國製造》）。
總之，所有問題都可以找到一個方便的出口——抱怨中國。
“抱怨中國”是超越政黨及政治光譜的。它可以讓美國人更加團結，消化內部的問題，共同對待外部問題。
這種集體意識非常之強，好比灌輸到每個美國人的腦海裡，流淌在美國人的血管之中。這是美國人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每個人都會出來捍衛，不容挑戰和抹殺。
這是真正的滲透貫穿全社會的軟力量。正是這樣一種制度，即便被COVID-19征服，遭遇數萬人死亡，仍然會感到自己的政府和制度全人類最優秀。
美國的強大不在於軍艦飛機火炮，不在於跨國企業，而在於其強大的、自信的價值觀。
中國街頭隨處可見：“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這是我們追求的社會理想狀態。
但如果說地球上有哪個國家已經基本實現了這一狀態，那就是美國。
筆者認為美國的COVID-19將超過歐洲，成為全球第一。但這絲毫不會影響美國人對其體制的自信與熱愛。
21世紀，中美大國博弈不可避免。而中國要成就為美國這樣的強國，就必須構建最強大、最有向心力、最有吸引力的政治文明。“四個自信”不再是一個願景與追求，而是一個能夠深入人心、為每個人信仰及貫徹的文化內核。要實現這一點，還有許多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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