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 一
這是一次曠日持久的
尋醫之旅
曄問
問尊嚴，問名聲
問靈魂，問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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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琳
願我眼中寫滿故事
臉上卻不見滄桑
」
人 物 介 紹
袁琳，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院辦主任。
採訪筆記
“疫情最嚴峻的時候，宋慶齡基金會捐給醫院很多物資，有一次送了5000多箱38噸足足兩大卡車牛奶，我們搬了一天，第二天腱鞘炎發作了，腫了手，字都不能寫，打了一個多月石膏。有人問我，你一個院辦主任為什麼要衝在前面，我詫異說，這是大家夥兒的事，職能部門所有女孩子都上陣了，我豈能袖手旁觀？”她說。
我問及她的手傷，她飛快地說，好了好了。後來我知道，就在傷了手無法做“搬運工”的日子，只要物資運到醫院，她一定還會第一時間跑出辦公室，守在那裡，即使搬不了，也會陪著大家。“我知道，大家也都希望在打仗的時候見到我，似乎有一點定海神針的味道。”
這些事，其實都是院辦工作的冰山一角，隨著談話的深入，我意識到她的角色，在不同語境之下做著無縫切換，比如總協調、總調度、總調解，是潤滑劑，是救火員，是知心大姐。我驚訝於她的身上可以爆發出巨大的能量，而且是續航能力十足的“金霸王”。這是為什麼呢，我對她說，你心裡是一團火，她笑而不語。
她說，再疲乏勞累的時候，翻幾則《小林漫畫》，就像是找到了“充電樁”，或者“氧吧”，“最累的不是工作，而是在工作中遇見的人——人一旦矯情起來，會覺得這個世界都是自己的——願你走過一路難堪，仍然落落大方。這些話，都來自小林，我都記住了，每每想起，就會心一笑。”她饒有興致地說起那個學過醫，後來又當了中山大學教師、人文紀實攝影師、畫家、暢銷書作家的斜槓青年，小林。
臨走的時候，我對她說，“有些人看起來普普通通，但當你靠近傾聽他們的心聲，就能聽見浪的聲音，這句話也是小林說的，送給你。”
她開心笑道，2020年的開端太苦，但還有一些瞬間是可樂、奶茶、火鍋，是簡簡單單的快樂，是微小但確切的幸福。
1
寒夜中的冷霧
“院辦，有事的時候就是應急辦，這種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辦是首當其衝的。那麼在平常時期，醫院對院辦的定義，就像大總管。”袁琳笑道。
1月19日晚，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接到電話，第一例新冠患兒馬上就要送抵的時候，袁琳正好總值班，飯才吃了一半，她的心裡咯噔一下。“怎麼突然就來了，雖然之前開了全院動員大會，1月18日國家督導組又到醫院來督導，做了部署和預案，但潛意識裡還覺得，疫情在遙遠的武漢，不會來得那麼快，還能過個年。”
袁琳的特點是性子急、速度快。幾分鐘的時間，她已經協調了所有相關人員，根據之前打磨過的預定方案，這一群人就在六號樓傳染病房的樓下，穿戴了所有的防護設備，等著。“要打仗了，是一場遭遇戰，有點忐忑，也有點小興奮，開戰前的狀態，我想在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等待的那些戰友，終身難忘。”
上海市疾控中心的車到了。短兵相接之後，穿過半汙染區，進入新冠診室前，CDC流掉人員的一句話，袁琳的心一下子提了起來。“醫用外科口罩不行，要用3M1860（N95）口罩。還要有防護面罩，你們用我們的吧。”
說著，那人打開箱子，遞過來一套完整的最高級別的防護裝備。一點點的小興奮，轉眼就被嚴峻的現實碾碎了。
因為，袁琳發現，周圍她的同事，沒有一個戴那樣的口罩，她給物流中心陶麒麟主任打電話，得到的答案是，外科口罩足夠一年的儲備，但N95只有100個。這其中一盒口罩20個，立刻從庫房送到了六號樓。
這個晚上，袁琳與陶麒麟足足用了三個小時，盤點了符合最高級別的防護設備：N95、防護服、面罩面屏、護目鏡——這是第一例患兒，接下來會有多少呢，現有的庫存，能堅持多久呢？袁琳緊鎖著雙眉。此刻，同樣的緊張，還發生在新冠診室，進去的兩位感染科醫生和護士，整整待了兩個多小時，採樣非常艱辛，都是血肉之軀，誰也不知道全副武裝之下，是否還會被病毒攻陷。
一切如同寒夜中的冷霧，看不清，也驅不散，但是，袁琳的額角沁出了細密的汗珠。這天晚上，袁琳把情況上報衛健委和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當務之急是，保證防疫物資。
首要目標就是口罩。經過一通密集的求援電話，上海公共衛生中心第二天就支援了80個N95口罩和1套高級呼吸器，中山醫院也支援了120個口罩。但是隨著疫情越來越嚴重，物資消耗越來越快，袁琳再次發現，剛剛補缺的防控物資又不夠了。
“原來一年都用不完的物資迅速告罄，最高級別的N95口罩即使在嚴控的情況下，一週也需要一千多個，像流水一樣的用著，連為非常時期預留的小庫房都幾近掏空。”
這個小庫房，藏著夠五天使用的防控物資，是袁琳和陶麒麟兩個人的秘密，兩人約定，嚴防死守，不到萬不得已絕對不能動用。“看得出，陶主任使出了渾身解數，在春節前就像獵手一樣搜遍所有的物資供應商倉庫裡的存貨。”袁琳說，那段平生最艱苦的日子，她和陶麒麟天天都要對庫存，消耗多少、補充多少，能撐幾天，勉強維持在能承受的範圍內。
彼時，上海的防控物資都已經實行中央化管控，要取得物資非常艱難。即便兒科醫院是新冠患兒診斷收治定點醫院，市領導非常重視，經貿委、商務部等都在幫著醫院籌措物資，但整個上海的醫療系統普遍物資緊缺。
“最初七天，我每天都在寫專報，缺什麼，要什麼，開了多次領導協調會，向系統裡的兄弟單位求救，但是人家自己都不夠，更何況給你了。一位院辦主任說，口罩就是戰備物資，他沒有任何權利拿出去一個。那些天，天天厚著臉皮在求人，託關係，的確有點不習慣，不過沒什麼，拿到了就是王道。而且醫院領導都在幫我，為了醫院，大家都拼了。”
事實上，疫情最初一週，是袁琳最焦慮的一週——那是很多臨床部門都不能體會到的焦慮：院辦除了不斷向衛健委寫報告，還負責所有文件的報送，承擔數據上報核算的工作——這是定點醫院的職責，所有病人第一時間的病情病況，必須一小時之內報出，保證數據無誤，工作量非常大，瑣碎且繁重。袁琳的工作，相當於核心中轉站，是衛健委通知傳達的第一責任人，每天都要參加各種抗疫領導小組會議、遠程視頻會議，每天都有數不清的聯絡電話，公文之多以至於後期取消了抬頭的文號，直接蓋章報送。
“一定逼迫自己冷靜下來，比如陶主任對我說，實在沒有物資了，我告訴他，我們一定幫你想辦法——只能是這樣，如果你也說沒有辦法，我們只能抱頭痛哭了，他會怎麼想？我們從來沒有對前線的醫護人員說過物資短缺，我們每次去病房，都要說一句話——該用的就用，不要捨不得，我們一定有辦法。”
袁琳每天很努力地想，只要維持5天，後面的供應就接上了，直到現在她都說很慶幸，“患兒的數量還是在能夠承受的範圍內，真幸運。否則，我肯定沒有辦法了。”
袁琳說，雖然異常疲勞，但抽絲剝繭，事情就能慢慢理順，這兩個月也就熬過來了。
2調解員與潤滑劑
“這是一場全院參與的戰鬥，黨組織的戰鬥堡壘，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特殊時期，每個人都在奮鬥中奉獻自己，歷練和成長。”
袁琳坦言，疫情前期物資最緊張的時刻，捐贈是其中重要的環節。院辦還有外聯部和國際交流部的職能，因此要動用所有的人脈，尋找捐贈方，募集物資。她記得最清楚的是來自好幾家基金會的援助，袁琳是中美外交協會的會員，因為一些國際項目和國外的基金會相熟，從宋慶基金會、可口可樂基金會得到了一批美國的貨源。這批貨量非常大，甚至驚動了中國駐舊金山領事，有130萬枚醫用外科口罩和4.5萬件隔離服，包了一架專機運送到上海，袁琳笑稱，這批貨救了燃眉之急，當時可能把舊金山的戰備倉庫給搬空了。
“一個信念，上下一心。”袁琳最感慨的是，疫情開始至今，醫務、護理、院辦、物流、門辦等多個職能部門，始終奮鬥在一起。“心都往一處使。作為院辦，遇到爭議，我就是總協調、總調度、總調解。這次疫情，是把全院人的心凝聚在一起了，以前可能有小分歧，但疫情當前，所有的前嫌盡棄，個人的得失利益都丟在一旁了。”
疫情初期，需要在兩天之內清空一層樓，另開病房並添置設備，這個過程中，袁琳要和所有主任一個個溝通，盡力解決磨合中的困難，釐清歸屬不明確的問題；在分配物資時儘量做到公平公正合理，防止配發不公造成矛盾。同時，她還是抗疫工作的“潤滑劑”，有時，在確診病人制訂治療方案的時候，專家組產生分歧，矛盾激烈，袁琳必須站出來調解，她說，大家都有脾氣，有分歧是正常的，光是賭一口氣誰都下不來臺。
“別人有什麼困難，第一時間搞不定的，人家就覺得，到院辦要出場的時候了，誰都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因此要不斷溝通談心，把大家盡力揉在一起。同時，一碗水端平很重要，你不偏不倚，人家才會信任你。”
經歷這次疫情，袁琳坦言得到了成長，目前，戰疫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作為職能部門，下一階段的任務是在確保輸入性新冠病例救治的同時，順利復工復產。復工復產面臨著不小的問題：病人會不會因為兒科醫院是定點醫院而擔心安全呢？要取得家長的信任，又要保證員工沒有暴露的風險，就需要和感控科合作，保證最佳的防護水準。而兒童的特殊性還在於陪護家長，如何說服、勸解、維持秩序，又需要門辦、醫務、護理部和安保部的配合工作。而院辦則要在這其中穿針引線，保持溝通協調，不斷召開會議進行調整。
“這次疫情把視頻微信現場辦公用到極致，有需要就開會，以落實新要求和新部署。既不漏掉可疑病人，又要保證其他病人安全的診治，這是很難的。每天都要進行調整，促成病人的有序分流就診，使得一切流程最優化，高效高速地完成復工任務。”
壓力越大，彈性越大，這也非常符合袁琳的性格。雖然案頭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但是對她來說，制訂目標慢慢完成是一件快樂的事，出眾的抗壓能力和頑強的鬥志，都是她做好院辦工作的獨特素質。“願我眼中寫滿故事，臉上卻不見滄桑。”袁琳笑道。
口述實錄
唐曄
袁主任，您介紹一下院辦的工作？
袁琳
太瑣碎了（笑），院辦一共有八個女孩，工作量很大。醫聯體、法務、國際交流協作、對內協作、紅十字會、應急辦，什麼都和院辦有關，但大家各司其職，都很愉快。在整個疫情期間，除了兩位在外地的姑娘是大年初三回到上海，其他人員過年期間其實都在上班，要求她們輪班，沒人有二話。我慶幸有這麼一個團隊，在後面堅定地支撐著我向前衝。通過疫情，大家都得到了成長。
唐曄
您自己的成長和收穫是什麼，您又是如何從一名醫生，轉型眼下的角色呢？
袁琳
膽氣更壯了，至暗時刻已經過去，而且克服了一個個難關，戰勝了自己。其實，院辦主任我才做了三年，我原來是一名新生兒科醫生，那一年從國外進修回來，兒科醫院正打算進行JCI認證（國際醫療衛生機構認證聯合委員會），因為英文好就擔任了預評估中的現場翻譯，領導覺得工作表現不錯，便把我調往JCI辦。
事實上，JCI評審對我做行政有很大幫助：我走遍了醫院的每一個角落，從停屍房到天台，每一個應急燈，每一個部門的管理流程，都全程參與。1300多條評審標準的翻譯和解讀，也都由我來完成。我是個非常認真的人，性子是有點急，但一旦決定要做這件事，就必須得做好。正是因為認真，得到領導肯定，又讓我參與了複評審，再一步步做到院辦主任。我是用四年的時間，完成從臨床醫生到行政管理人員的轉型。
唐曄
您適應了嗎？
袁琳
剛開始並不適應，因為我是臨床醫生，原來的習慣就是，風風火火，性子直，脾氣急。而行政工作，尤其是院辦工作，就需要慢一點，考慮得更完善和全面一點，還要講究方式方法，擅於體會各種表達背後的弦外之音（笑）。
經過三年，我好像慢了一點，但也沒有慢到哪裡去（笑），有些時候，人是很難改變的，我有兩個最明顯的特點，第一，性格直爽，有一說一，藏不住話，喜怒形之於色；第二，精力旺盛——院辦主任真的需要精力無窮，打了兩多月的仗，我看起來毫無疲態。其實，我原來在新生兒監護室工作，有過72小時不睡覺，當時科裡叫我“金霸王小兔子”——續航能力最強，累得不成人形了，但只要在沙發上眯一會兒，就可以滿血復活。這次疫情期間，我在醫院睡了很多個晚上的辦公室沙發。其實，這個崗位，心中要有一團火，火焰點燃愛和激情，才能真正地堅持下去。
唐曄
疫情期間，會因為工作壓力而焦慮嗎？
袁琳
最困難的時候，我反而是像打了雞血，推著腎上腺素一樣（笑），比方說，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時候，突然把我叫起來，說有個病人病重了，我會霍地一下子從床上彈起來，精神大振，然後全身心投入。通常我很少焦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會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我是典型理科生頭腦，喜歡直截了當。說實話，院辦就是以目標為導向，把一個個問題啃下來就行了。
其實，煙火人間，壓力哪有不大的呢，關鍵還是要自己調節。我非常喜歡小林漫畫，他有一句話，“你是天使，但是現在你還在人間的原因是，你重。”是呀，不會自我解嘲，還怎麼混醫療圈（笑）？與武漢戰疫前線的同行相比，我們還是很幸福的。
唐曄
疫情中，讓您最感動的事是什麼？
袁琳
有很多，比如七個月大的齊齊出院，穿著可愛的衣服，戴著可愛的口罩，被醫護媽媽簇擁著，那個場景特別溫暖。還有，衛健委通過光明集團給我們一線員工的家人送蔬菜，一位在隔離病房工作的護士的母親，發來消息說：太感激了，感謝黨、感謝醫院，不是隻有女兒一個人在戰鬥。我看了這條消息，心裡像被春風拂過一樣，之前雖然艱苦，但所做的點點滴滴，人們都看在眼裡，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唐曄
疫情結束後，您最願意做什麼？
袁琳
度假。徹徹底底沒有手機、沒有微信地度個假。每當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我就想到院長對我說的那句話——袁琳，你再堅持一下，事情過去了放你兩週假。雖然估計是空頭支票（笑），但是有這個念想在，就是人生的樂趣，做人做事，哪裡不是苦樂年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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