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高效益的致富產業，野生動物養殖在貴州省脫貧攻堅戰役中發揮著不小作用。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全面“禁野”達成共識。經此一“疫”，該項產業如何轉產（退出）？如何保證廣大養殖戶、銷售商的切實利益，將社會經濟損失降到最低？確保部分從業者不因“疫”返貧、致貧……成了社會迫切關注的問題。
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貴州省林業局野生動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站長冉景丞，從政策高度和實際情況，深入探討全省應如何做好野生動物轉產（退出）。
風暴：從“養殖寵兒”到談“野”色變
歲末年初，一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國，也把“野生動物”這個詞再次推到風口浪尖。當下，“野生動物”彷佛成了一個“時代禁詞”，談“野”色變。而與野生動物息息相關的野生動物人工繁育養殖、交易、運輸、餐飲等全產業鏈及從業人員隨即陷入生存風暴，等待“判決”。
關於野生動物養殖產業的界定，冉景丞認為，首先應在法律層面明確自然狀態野生動物與人工繁育動物的概念。
“野生動物”和“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這兩個概念應該是一個相對概念，是來源概念而不是物種概念。所謂的“野生動物”應該是生活在自然狀況下，不是靠人工餵養的，有自然種群的這些動物才稱為野生動物。從行為學上講，這些動物對人有一種天性的“安全距離”。
“我贊成國際上的慣例，就是把一切非人工飼養的、自然界中的各種動物都定為‘野生動物’，而把一切因人工飼養才能存活的動物都稱為‘人工繁育的動物’。人工繁育動物的目的分為科學研究的人工繁育與生產性人工繁育。對於生產性人工繁育，也要搞清楚是觀賞、食用、藥用、還是寵物，不同的利用目的管理手段應該有區別。而用於生產性的野生動物人工繁育產業（或稱特種動物養殖產業）是我們所要探討的對象。”冉景丞說。
溯源我國野生動物養殖產業發展歷史，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浪潮興起，越來越多人嚐到野生動物養殖的甜頭。經過幾十年發展，全國野生動物養殖已經形成了較為龐大的規模。根據中國工程院諮詢研究項目公開發布的《中國野生動物養殖產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全國野生動物養殖業的直接從業者已經達1408.98萬人，所創造的直接產值約為5206.16億元。這是一個由市場驅動下，從非法狩獵到灰色養殖與合法養殖共存的群體自發發展起來的產業，暴利與風險不斷博弈。
貴州作為中國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全省有野生脊椎動物1053種，而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產業發展卻相對滯後。
“受到地域限制和經濟發展程度影響，我省野生動物養殖產業起步晚，規模小。大約從2017年才開始出現較為集中的養殖企業、專業合作社和養殖個體戶。相對於廣西、江西、湖南等養殖業發展較早的大省來說，我省的野生動物養殖產業只是冰山一角。不過，這倒是為我們接下來的轉產（退出）降低一定的成本和風險”冉景丞說。
疫情暴發前，全國媒體宣傳、當地政府對專業合作社和小微企業補貼等鼓勵措施、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2019年國家林業局加快林業產業發展的意見等國家政策扶持和金融資金支持、各省份出臺的加快產業發展的意見……一時間，“短、平、快”的高收益特種動物，成了“養殖產業的寵兒”。
2017年，紫雲自治縣回鄉創業的姚龍用在外打工多年的積累學習了鴕鳥養殖技術，並從河南、四川引進了鴕鳥和鴯鶓來飼養，總投資花了210多萬元。幾年時間從30只擴展到200多隻，他成功帶動了20多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參與養殖，助其增收脫貧。
竹鼠
荔波縣的盧淑進養殖竹鼠多年，曾經從廣西引入竹鼠種源，飼養了近百隻竹鼠，收益可觀。2016年當地政府發現是個能帶動群眾脫貧致富的好項目，便鼓勵成立生態特種養殖專業合作社，投資120餘萬元擴建了養殖場（其中盧淑進本人投5萬元，貸款35萬元，政府補貼扶貧資金80萬元）。合作社竹鼠項目發展良好，成本低收益高，常存欄750只種鼠，達到出欄標準500只左右，年可出欄1200只左右，純收入可達30餘萬元，帶動貧困戶45戶146人。2018年、2019年貧困戶直接參與的分紅款逐年遞增。
近年來，隨著全國特種動物養殖的宣傳和政策支持，我省許多地方開始將本地養殖技術成熟、利益見效快的野生動物養殖產業作為脫貧攻堅重要抓手。
數據顯示，目前，我省野生動物養殖企業、養殖戶有近1900家，以養殖食用為目的動物的養殖場佔90%以上，養殖種類主要有竹鼠、豪豬、梅花鹿、果子狸、藍孔雀、鴕鳥、雉雞、竹雞、眼鏡蛇等。2019年，全省野生動物養殖產業直接收益達4億元，涉及群眾不下3萬人。目前，有6103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參與到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產業中。正當全國野生動物養殖產業深入摸索發展的時候，一場疫情讓整個產業“背上了鍋”，直面史上最嚴“禁野令”。
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稱《決定》）。《決定》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為導向，擴大法律調整範圍，確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制度，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
困境：勢在必行，躲不過的轉產“陣痛”
冉景丞說：“如今，轉產（退出）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種種原因，在特種動物養殖產業發展與監督管理之間存在著不平衡，導致產業良莠不齊、管理相對滯後、部分監管缺位等現象，甚至有些不法分子渾水摸魚，通過明面上的合法手續開展走私、盜獵等違法犯罪活動、濫食野生動物等亂象，讓少數人對整個野生動物保護與產業發展抱以懷疑態度。
從源頭上控制重大公共衛生風險，全面禁食，嚴厲打擊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要求一個產業的轉產（退出），“一方面要科學對待，另一方面要遵循實際。”
自疫情發生以來，全國野生動物養殖、運輸、交易等全部陷入停產狀態。廣大從業者積極配合著疫情防控的同時，也忍受著慘痛損失，焦灼地等待下一步行動指示。
《決定》發佈後，我省林業系統積極響應，全力打擊野生動物交易等違法行為，嚴防嚴控疫情傳播。同時，積極籌備和策劃全省野生動物養殖產業轉產（退出）工作。由省林業局組織專項小組，深入一線分頭開展調研工作，摸底清查全省野生動物養殖產業基數，掌握最新養殖情況，瞭解一線養殖戶等從業者心聲和意願。
冉景丞（右）帶隊調研
冉景丞介紹，通過調研發現，當前我省野生動物養殖產業轉產（退出）困難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轉產（退出）時間的緊迫性。
“動物不比植物，它們每天都要吃東西，沒有產出，每天喂進去的就是白花花的銀子。”在調研過程中，冉景丞見過太多無助的眼神。一個個“我們該怎麼辦”的問題拋向調研隊伍。
在眾多養殖戶中，大多是揹著一身債來飼養特種動物，資金週轉緊張，沒有多餘的儲備投入，等來的只有動物餓死、互相吞食等慘狀。
據冉景丞粗略估算，自2月份以來，全省野生動物養殖產業損失大約近4億元，110萬隻存欄野生動物等待審判，3萬多人或面臨失業（重新尋找就業機會）、返貧甚至致貧的巨大威脅。非常時期，轉產（退出）一刻也等不得，慢不得。
第二，可替代產業選擇難度大。
如何有效實現轉產（退出）首先面臨的便是可替代產業的選擇。
我省野生動物養殖戶中，有三分之二是2016年以後才開始發展動物養殖產業，部分還處於基建投入且毫無產出階段。據統計，全省僅基礎設施就已投入近10億元。“野生動物圈舍及配套都是專門配置的，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一般地直接換品種飼養不可取。”具備多年動物管理和研究經驗的冉站長介紹。
龐大的基建配套一時間難以找到“合法的主人”，困境還在於圈舍“主人”的身價。養豪豬的圈舍換成養殖家豬，養殖戶成本回轉的週期至少要長3倍。
另一方面，技術是短板。廣大養殖戶受文化程度和技術經驗限制，新選產業的適應，需要一定的技術和時間投入。
第三，具體補償措施制定與落實進展具有曲折性。
4月8日，國家林業和草原局關於穩妥做好禁食野生動物後續工作的通知，從準確掌握實際情況，科學評估禁食影響；正確理解禁食野生動物範圍，分類做好工作銜接；妥善處置在養野生動物，防止引發次生問題；配合做好補償工作，幫扶養殖戶解決困難；加強宣傳引導，做好政策解讀等方面為全國各林草部門進一步妥善處理野生動物養殖產業轉產（退出）指引方向。
“大方向有了，但具體轉產（退出）補償措施和落實還需要大量調查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馬虎不得。”冉景丞說。簡單地放生存欄動物，會造成生態環境次生災害、打破生態平衡，帶來更大安全隱患等問題，處理存欄動物更要兼顧生態環保和損失程度；補償資金來源、賠償標準及專項落實責任制度擬定……全都需要再三商定，確保處理效果最優。
養殖戶
最後，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一點：關注群體情緒。
我省雖不是養殖大省，但是為了脫貧攻堅而建立起來的養殖場佔據了絕大多數，現有養殖企業中涉及精準扶貧戶就達6103戶，“對於他們來說，人工繁育動物成了老人可以看病、孩子可以上學、父母可以陪伴在孩子身邊的唯一希望。”
簡單粗暴地禁止和取締，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和個體極端行為，萬萬不可。在調研過程中，冉景丞發現，這場風暴襲來，有可能讓這些養殖戶一夜破產，雪上加霜。用養殖戶的話說：“辛苦拼打四五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有網友分析，僅百多萬養蛇人中，約95%的養殖戶是通過貸款來擴大再生產。如果禁養了，約95%的人會血本無歸。其中20%的家庭會破裂，15%的人會轉向其它行業，15%的人會選擇打工度日，22%的人會永遠翻不起身，25%會轉產其它準養動物，3%可能會走頭無路甚至走向絕路。
轉產（退出）務必在充分了解現實情況下，做好與養殖群眾有效的溝通橋樑，建立健全信息反饋機制。真正解民意，解民憂，保障權益，穩定秩序。反饋有著落，進展有舉措，給群眾吃下定心丸。
破題：搶時間補損失，轉產（退出）切忌唱“獨角戲”
旌旗獵獵，戰鼓催徵。2020年是決勝脫貧攻堅、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之年。一方面要堅決維護決策做好疫情防控，一方面要快馬加鞭合力攻堅克難、奪取全勝。
面對國內外特殊環境，當前一手抓疫情防控不鬆懈，一手搶時間復工復產不停息。全省野生動物養殖產業轉產（退出）關乎廣大群眾致貧、返貧切身利益，更是等不得慢不得。
搶時間，補損失。為了最大限度緩解全省野生動物養殖產業轉產（退出）“陣痛”，各級林業部門已主動作為，摸清底數、建立臺賬，依法依規編制轉產（退出）實施方案，超前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各級政府應牽頭成立食用野生動物養殖轉產（退出）工作領導小組，進一步明確相關部門的權責，保障政策執行的動力；通過加強培訓、提供專家諮詢等方式，幫助養殖戶利用既有設施，儘快重新尋找合適的養殖方向和其它就業渠道。
“面對這場大考，考驗的是各級政府部門的現代化治理能力。在特殊的時代環境下，全省各部門要充分聯動起來，不能由某一個部門唱‘獨角戲’，搶時間補損失！”冉景丞再次呼籲，野生動物養殖產業轉產（退出）應從政治戰略高度給予重視，加強林業、財政、農業農村、扶貧、生態環境等部門協作，綜合施策、聯合發力，確保轉產（退出）工作穩步推進，維護脫貧攻堅、生態安全和社會穩定大局。
撰文攝影：貴州日報當代融媒體記者 吳採麗
統籌：施昱凌
編審：王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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